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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作者是德國小說家、詩人、隨筆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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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死了。也許他還活着。人可以默默無聞地活着。

  我知道他再也不來了。

  每當鐵皮咯吱作響的時候,每當我看見白色的樹皮或者看見某人手中拿着一塊手帕的時候,我就會浮想連翩,我就會想起我沒有看見的某種事物。也許我應該想那些映入我的眼帘的事物,但是我不敢想。誰能告訴我必須想多久才能牢記那幕慘劇呢?怎樣做才能從我的腦海中抹去對它的記憶呢?

  我不知道我應該看外部世界的白樹皮還是應該潛沉於內心世界之中。

  我在工廠里當了三十四年的女工。我上夜班,黎明時回家。

  我的居室十分冷寂。每當我上夜班的時候,居室里的地毯就長滿了絨毛,黎明時桌子居然深深地陷在絨毛之中。所有的家具都在昏睡。

  每隻桌腳都漸漸沉睡,我怎能在夜裏安睡呢?夜晚我逃離了居室,去工廠上班,與螺絲釘為伍。別的女人在家中與丈夫耳鬢廝磨,而此時我則在工廠里為這些女人做善事。


  拂曉時我下夜班。在回家的路上我仰望蒼穹,皓月懸浮在大樹的上空。樹葉還在昏睡。夜空佈滿了灰塵,樹葉非常疲憊。冬季光禿禿的樹木也很疲憊,禿木顯得異常沉重。

  拂曉時明月高懸在公共汽車站上空——捲菸廠的上空則高懸着一輪朝陽。同一片天空上的兩個星體居然比腳趾還小。冷月開始變暖,它駛離樹木,朝我迎面飛來。朝陽開始變冷,它飛入樹林,飄到我的腦後。

  冷暖顛倒了,但是這種顛倒並不是因為我的緣故。每天清晨我走出一日之始。太陽睡眼惺忪地望着我的後腦勺,前面是我的臉,我的臉徹夜未眠。蒼天彎着腰,天穹上飄着羊毛,在城裏我們也可以看見天的脊背。

  黎明時出現了兩排腳趾,它們分屬於兩雙不同的腳。有兩個人的生活原本可以浮現在我的腦海中,這兩個人並存於世,相距遙遠。但是我並沒有想起這兩人。我的上齶感覺到了螺絲釘的焦渴,這種焦渴令人想起破舊的天鵝絨。當我看見那兩個腳趾般的星體時,我突然想起了那幕慘劇。我在心中默念道:現在你居然想起了此事。

  每天清晨在回家的路上我都想起了那幕慘劇。那幕慘劇如鯁在喉,我必須將它咽下去。

  每當我進家的時候,我的居室還在昏睡。屋中無人的時候,居室除了昏睡還能做些什麼呢?如果有人在居室里走動,或者坐在居室中,或者四處探查,看家中的財物是否還在,那麼居室將呈現出另一番景象。

  我不知疲倦,歸途和晨風只是勤奮工作中的匆匆過客而已。回家後我上床睡覺,我的床一直在昏睡,我的枕頭一直在昏睡。從夜晚到黎明,床邊的桌子在地毯的絨毛中越陷越深。

  我在工廠上夜班,回家之前我總是要喝一瓶牛奶,這已成了我的習慣。我把牛奶瓶放在嘴邊,然後一飲而盡。牛奶就像雪水一樣清涼,它沖走了我腦海中的螺絲釘。喝完牛奶之後,我在工廠的廠房裏來回踱步。我抬起腳,像水罐一樣走來走去,水罐里,一根長棍子頂着個舌頭。

  我躺在床上,漸漸沉入夢鄉。然而這睡夢並不是我自己的睡夢。我的床比我睡得更久,更深沉,在昏睡中我夢見我身穿一件無色透明的連衣裙。假如有人透過連衣裙看見了我的身體,那麼這件連衣裙肯定是由玻璃製成的。但是並沒有人看見我的身體,要麼我沒有穿連衣裙,要麼他人無法透視我的身體。

  每當我做夢的時候,我就夢見我們站在城郊的土豆田裏。我身穿連衣裙,土豆苗則綻開着淡藍色的花。他用一隻手牽着我的手,用另一隻手指點着連綿的山巒。群山嵯峨而蒼白,山麓居然和山峰一樣瘦削。我說:那不是山,而是房屋的牆,你的畫像就掛在屋牆上。他說:牆下面是礦山。我反駁道:是墳墓。他說:是礦山。我心中暗想:是墳墓。

  某天清晨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見有個男孩站在捲菸廠的拐角處,他手持一把紅色的左輪手槍。當男孩舉起左輪手槍時,我居然無動於衷。就在這時一陣風沿着長長的院牆吹了過來,吹得工廠的鐵皮招牌咯吱作響,招牌上畫着一個閃光的喇叭。

  如果不是風把鐵皮招牌吹得咯吱作響,那麼我就不會注意到清晨居然有一個手持左輪手槍的男孩站在捲菸廠的拐角處。

  風在吹,一股揚塵向上飛起,形成一個旋渦,旋渦比披肩略小一些。畫有喇叭的鐵皮招牌發出了短促的咯吱聲。這些景物使我想起了他。這句話我幾乎脫口而出;風在吹,鐵皮招牌在咯吱作響,風在吹,樹木簌簌作響,風在吹,風吹得我的頭髮向上飛揚,但是它並沒有吹落樹葉,這些景物和他毫不相干,而你居然在此時想起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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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看見郵遞員。黎明時他從不從我身邊走過,黎明過後我也從不從他身邊走過。時至今日我都不知道他的長相。我永遠不想看見他,因為我覺得他每天都會帶來一條消息,一條好消息或者一條壞消息,他並不是因為我的緣故才帶來消息的,他帶來消息完全出於自願,即使我不存在,他每天也會走上這條郵遞之路。送信對他來說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我從未見過他把裝有消息的信件塞進郵箱的開口。他沒有必要來看我的笑臉或者看我的哭相。也許他忘了把信件裝進背包而只是背着空空的行囊虛度時光。我並不知道他的背包里有沒有信件。

  流年已洗去了好消息和壞消息之間的差異。我長期獨居,對世事早已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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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夏時節每三個花園裏就有一個稻草人。我懂得稻草人的製作法:首先把兩個樹枝釘在一起,使其成為一個十字架,然後將較長的樹枝插進地里,在插入處的周圍壘起石頭,穩住樹枝,給樹枝的頂端戴上草帽,然後給較短的樹枝穿上外衣,給較長的樹枝穿上外褲。製作者拿來一件黑衣,把黑衣套在十字架上,塞滿稻草,然後給黑衣系上扣子。

  有天夜裏我溜進花園,把稻草人的黑衣從十字架上剝了下來。當我剝掉黑衣之後,構成十字架的樹枝露出了白色的樹皮。我只是想脫掉稻草人的黑衣,並從樹枝上摘下稻草人的草帽,因為幾個星期以來每天清晨我都路過花園,花園裏的稻草人引起了我的聯想,我覺得他就是稻草人的原型。黎明時鄰居們還沒有起床,花園裏長滿了夜一般冰涼的覆盆子,覆盆子紅彤彤的果子滾到了路邊,它們時刻準備着流血。乾癟的芸豆在晨風中搖搖晃晃,丁當作響,明亮的豆殼中好像裝有石頭。

  我把塞滿稻草的黑衣扔到了花園的小路上,於是稻草人消失了,只剩下露出白色樹皮的兩個樹枝,黑衣從此與他脫離了干係。樹皮也與他無關,我絕不會從樹皮聯想到他的皮膚,這種聯想純屬自我欺騙。

  但是每當我看見白樹皮的時候,我就感到全身冰涼。

  我坐火車去另一個城市的時候,必須忍受無聊。車廂外面涌動着來自天宇的波浪,田野和樹木一晃而過。鐵軌在歌唱。有些乘客在交談。我也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當鐵軌發出轟鳴的時候,交談者立即陷入沉默。在行駛的火車中無法進行長時間的交談。即使有人在講述他一生的故事,也是長話短說。

  交談結束之後,車廂里一片寂靜。

  每當我們談論囚犯的時候,我們總是提到火車和鐵軌。但是火車和鐵軌並不是我所思考的對象。有一個男人在火

  車上談他自己的婚姻,他說他無法忍受他的第三任妻子,他從不去找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喜歡去他的結髮妻子的家,他每周去一次,他請求他的髮妻准許他在她的家中過夜,他的髮妻給他留了一張床。他講完之後四周一片寂靜。寂靜不是我所思考的對象,獨自歌唱的鐵軌也不是我所思考的對象。所有這一切也許和他有關,但是它們在我的頭腦中無法激起關於他的聯想。

  那個男人從皮包中取出一塊手帕,手帕是剛熨過的。手帕才是我所思考的對象,我於是自言自語道:現在你終於想起了那幕慘劇,現在你終於想起了他。

  那男人揩乾淨了嘴角,然後把手帕放回皮包。

  火車在開往下一個城市的途中,鐵軌旁有一些小火車站,火車站後面有小村莊。那個男人睡着了,他的臉頰緊貼着窗玻璃。火車還在向前行駛,當它在前面一個小火車站停留的時候,我想下車去透透風。我想穿過候車室走進村莊。觀賞農家的籬笆和小窗,在村子裏買點東西,買點能邊走邊吃的東西,比如一塊小麵包或者一個蘋果。

  但是當火車停在某個小火車站的時候,我並沒有打算下車。那個用過手絹的男人在睡夢中能感覺到火車到站了。他能感覺到火車剎車時的震動,並且能覺察到鐵軌已停止了歌唱。我發現他用緊閉的雙眼尋找火車站,他的眼球在轉動,但是眼瞼卻沒有甦醒,他的眼瞼太沉重了,以至於他無法睜開眼睛。我發現他的眼睛停止了轉動。他緊閉着靜止的雙眼,最終沒有看見火車站。我靜靜地坐在座位上,根本沒想站起來,然後向前邁出第一步。但是當火車再次向前行駛的時候,我又想在下一個火車站下去,這種想法毫無來由地在我的頭腦里轉來轉去。

  我知道:正因為我不願意下去,所以我才想到下車。我所要的只是想到下車而已。那個男人剛熨過的手帕原本和其他事情毫無關係。但是手帕卻成了我的思考對象,於是我自言自語道:現在你終於想起了那幕慘劇,現在你終於想起了他。

  我必須去那座城市。中途下車的想法像洪水一樣把我沖走了,洪水也沒有把他帶回來。即使我在陌生的小村莊裏待上一整天,郵遞員也不會送來任何關於他的消息。

  每座城市都比剛熨過的灰邊手帕大,每座城市都比他實在,可是他卻離我更近。

  那時我還清楚地知道什麼是好消息,什麼是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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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我會把好消息和壞消息弄混,結果一切都顛倒了,不再是原來的樣子。只有時間才能讓它恢復原樣。

  清晨,每當我撣枕頭的時候,我心中暗想:假如我不是一位單身女子,那麼我現在會撣兩個枕頭。我把枕頭擱在敞開的窗子上。就在旭日東升之前,晨風十分涼爽,城市污濁的空氣尚未瀰漫在空中。這時我發現外窗台根本沒有放兩個枕頭的空間。此時的晨風並不涼爽,因為太陽早已高懸在另一條街道高大的樹木之上。晨風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吹涼兩個枕頭,因為中午正朝着我們快步走來。

  我把盛有自來水的咖啡壺放到火爐上。燒開水時我自有分寸,水壺只裝有兩杯水,太多的水簡直是浪費。每當我把第二杯水倒進壺裏的時候,我暗自思忖:假如我不是一個單身女人,那麼我需要四杯水。沸騰的水泡在壺底獨自歌唱。我把第三杯水放在水壺的上方。每次我都把第三杯冷水放在開水的上方。但是我從不把他的冷水倒進水壺。我總是把第三杯冷水倒進洗滌槽。第三杯冷水下面是我伸出的手指。我讓杯中的冷水順着我的手指緩緩流淌,第三杯水倒光了之後,瓷杯又可以裝第四杯水。我讓第三杯水在我的手指上緩緩流淌,我感覺到了水的持續浸潤,於是我誤以為這是第四杯水。

  做飯的時候我常把裝有土豆的籃子拿進廚房。我取出一塊大土豆,開始削皮。然後我又取出第二塊土豆,讓它在我的手裏轉動。我暗自思忖:假如我不是一個單身女人,那麼我就會給兩塊大土豆削皮。但是我從不切第二塊土豆,我只是削去土豆芽,然後把它放回籃子裏。

  人們在談論囚犯的時候總是提起土豆。但是我的土豆與囚犯無關。我原本可以想起監禁營里的熟土豆的,但是我的腦海里並沒有產生這樣的聯想。我把玩着手中那塊削了皮的大土豆,我知道:他的大土豆今天已經逃脫了被切割的命運。只是在明天他的大土豆才會被削去外皮。

  我心中暗想:兩個土豆中我只煮一個土豆,而留下另一個土豆,半年下來,留存的土豆能供他一年食用。數年之後,留存的土豆將多如繁星,這令人想起城郊廣闊的土豆田。我知道,如果他看見了城郊大片的土豆田,肯定會滿心歡喜。

  我總是吃得很快,從未仔細品嘗土豆的味道,只是為了吃飽。我坐在椅子上,眺望窗外的街景。有時我手裏端着盤中餐佇立在窗邊,望着窗外的行人。有時我只是站着,或者叫喊,或者環顧四周,或者默默無語。

  因為我能夠自由地觀察行人,所以我可以吃得飽。

  行人在窗外行走,站立,或者四下張望——我覺得他們並不那麼陌生。從樓上看去,他們顯得十分渺小。我無法從面部辨認出他們是不是我的熟人。

  我只是略微咀嚼了一下就把食物吞進了頭部,向上吞咽是我的飲食習慣。食物蓋住了我的頭腦。我的眸子開始變暖和了,我轉動了幾次眼睛,溫暖淹留在我的眼中。

  有兩個刑滿釋放的男人最愛吃土豆,但是他們在進監獄之前並不喜歡吃土豆。每當我用餐的時候,我總是在想這兩個男人為什麼愛吃土豆。其中的一個男人說,一塊熱土豆就是一張溫暖的床。另一個男人則說道,嘴裏的一塊熱土豆就是突然來臨的夏季,又可以忍受數周的寒冷。他接着說道,如果他現在看見了飄揚的紅旗,聽見了嘹亮的軍號,那麼他就會發瘋。

  和他一樣,這兩個男人也在埃納克熱窩服苦役。他們倆在煤礦里採煤。那裏的礦山有如兩個季節,一個白,另一個黑。這兩人都不認識他,因為他在汽車製造廠,而他不能和任何人交談。

  他是勞改犯。

  火車上有一位女乘客在埃納克熱窩的工廠工作了五年。她告訴坐在她對面的那位婦女:她們的工廠下面有一個汽車製造廠。工廠的地面上有一個樹冠般大小洞口。每天她都通過洞口俯視地下的汽車製造廠,她看見了他,他正在抬頭仰望。兩人無法交談,因為她在上面的工廠受到監視,而在地下汽車製造廠勞改的他也受到了監視。

  每次她都裝作繫鞋帶的樣子,以便向下觀察汽車製造廠。她的鞋子又小又緊。

  如果這雙鞋子沒有繫鞋帶,那麼她會感覺更舒適。這雙鞋子上的鞋帶並不是真正的鞋帶。所謂的鞋帶只是粗麻袋上的線,麻線鞋帶只能用一天,第二天就會斷。每天清晨去工廠上班之前,她都會給鞋子系上麻線鞋帶,這樣她每天至少可以到樹冠般大小的洞口去一次,她可以裝作繫鞋帶的樣子向下俯視汽車製造廠的那個男人。

  有時她從洞口把一塊大土豆扔進地下汽車製造廠。有時她走到樹冠般大小的洞口邊,結果她發現地面的洞口邊有一塊大土豆,這土豆是那男人從汽車製造廠扔上來給她的。

  這位女乘客接着說道,一塊熱土豆恰似兩隻手上的手套。溫暖給一隻手的手指蓋上棉花,寒冷給另一隻手的手指纏上鐵絲。她說她患有萎縮性胃炎,一塊大土豆就能吃飽。一塊大土豆將她萎縮的胃填飽了之後,哭泣就像漣漪緩緩地朝她湧來,她痛哭流涕,淚水有如沙粒從沙漏中落下。她身材瘦削,可以說瘦骨嶙峋,但是在工廠里她卻能搬起鐵塊。當她在木屋中哭泣的時候,淚水居然擦傷了她的臉頰,似乎淚珠已化作了石子。女乘客悽然說道,當她吃飽了之後,她瘦骨中的靈魂備感孤獨,她就像死神一樣煢煢孑立。

  那位婦女對我講了女乘客的故事。她是在火車上聽女乘客講她的經歷的,這列火車開往另一座城市,它行駛的路段恰好也是我有時乘火車所經過的路段。

  女乘客比那位婦女後上車,她住在小火車站後面的某個小村莊裏。那位婦女沒有注意到女乘客是在哪座小火車站上車的,因為女乘客上車之後並沒有馬上就講她自己的經歷。她上車之後坐了很久才開始講她的經歷,她說話的速度越來越快,因為飛馳的火車越來越接近她要去的那座城市。女乘客沒有說出自己的姓名,在火車上對陌生人講這種令人心寒的故事,這已屬輕率之舉。她原本沒打算講她的經歷。在她講故事的時候,大家都全神貫注地側耳傾聽,她感到很害怕,真想把說出的每句話都咽回去。大家都不知道女乘客哪來的勇氣講這種故事。這已違背了她的本意。

  女乘客說道,有一天她看見樹冠般大小的洞口旁有一塊大土豆。她裝作系麻線鞋帶的樣子,彎下腰來拾起土豆,趁機俯視地下汽車製造廠。當她用手握住土豆的時候,她發覺有根線捆住了整塊土豆。接着她看見有一道切痕環繞着土豆皮。她把土豆藏進口袋裏,通過洞口俯視地下汽車製造廠。她沒有看見那個男人。就在他原先站立的地方放着一個無蓋的圓桶,桶里裝着發光的黑色機油。機油映出她的臉,臉的影像虛無縹緲,只有眼睛清晰可辨,臉頰則枯瘦如殘花。飢餓感在機油中時隱時現,她嚇得直往後退。

  黃昏時女乘客回到了木屋,她咬斷了捆住大土豆的那根線,土豆立即一分為二,在兩瓣土豆之間有一張紙。在這行字的右邊有一塊模糊的斑點,這塊斑點藏着一條信息,斑點處也許寫着這個囚犯的姓名。再後面寫着「妻子」,又是一塊模糊的斑點,斑點處也許寫着他的妻子的姓名,或者鄉村的地址,或者門牌號碼。

  土豆的澱粉腐蝕了紙上的字跡。女乘客煮熟了那兩瓣土豆,然後開始吃土豆。她非常清楚:她吃的是一條信息,她把一個人的姓名、一座村莊、一幢小屋吞進了肚子裏。

  女乘客說道:第二天她再也沒有看見地下汽車製造廠的那名囚犯了。他肯定沒有死在地下汽車製造廠,因為就在那塊土豆被切成兩半的前一天,她還看見他活生生地站在洞口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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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在正確的一天、正確的時間乘火車去另一座城市,假如那位女乘客在同一天、同一時間乘同一班火車去相同的城市,假如她在某個小火車站上了火車,假如坐在她周圍的陌生人的臉上露出了友好的表情,以至於她違背自己的本意輕率地講她自己的故事,那麼也許我能遇見她。

  也許我真的在正確的一天乘坐了正確的火車,而那位女乘客也在同一天乘坐同一列火車,但是她卻上了另一個車廂,並且違背自己的本意再次講了她自己的故事,而我恰恰不在這個車廂。

  雖然我知道我和她巧遇的事也許只有一次,但是想和她相見的想法還是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也許我應該天天都去坐火車,我應該每天在不同的小火車站下車。也許我應該連續幾天出門在外,這樣郵遞員就有更多的時間把裝有好消息或者壞消息的信件塞進郵箱裏了。也許我應該問清楚所有小火車站的先後次序。

  但是就在我下車的同時,我要找的那個女人或許剛上火車。或者當我找她的時候,她已經變成了那位女乘客。

  或者下車之後我在村莊裏觀賞農舍的籬笆和小窗,她卻在飛馳的火車上違背自己的本意講她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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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未受到過監視。後來我成了一家金飾品工廠的女工。我覺得金飾品工廠的工作既清潔又輕鬆,因為金飾品工廠的黃金並不多,而捲菸廠的螺絲釘則多如牛毛。有一個從俄國回來的男人告訴我:俄國人稱煤炭為黑黃金。也許我是因為聽了他的話才去金飾品工廠工作。有一位警察每天都到金飾品工廠來三次,他的職責是用筆記下哪位顧客帶來了多少黃金和黃金被加工成了什麼樣的飾品。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他都儘可能作記錄。黃金通常被製作成掛有光滑十字架的細項鍊或者被製成粗項鍊,粗項鍊上掛着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像。官方既不許可、也不禁止金飾品工廠製作十字架項鍊。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像使我想起了花園裏的稻草人、釘在一起的十字形樹枝和塞滿稻草的黑衣。

  金子並不比鐵好。我從來也不想偷黃金。如果需要的話,我經常偷鐵。鐵製的螺絲釘在城裏可以賣出好價錢。

  早春時節城裏的凍土還十分堅硬。就在這時一個小鄉村的婦女送來了一隻耳環,耳環用揉皺的報紙包着。她還送來了一隻細如棉線的、折斷了的眼鏡腿,眼鏡腿鉸鏈上的小螺絲釘已經脫落了。

  這位婦女的年齡和我相仿。

  我想講的不是室外的凍土,也不是眼鏡腿,而是耳環。耳環上鑲嵌着三顆黛綠色的寶石,三顆寶石的下方尖端相交在一起,上方尖端則相互分離。我把耳環放在手裏,然後伸直手臂,使耳環與我保持較遠的距離,這時耳環上的寶石處於向內傾斜的狀態。綠寶石發出刺眼的強光,我不得不閉上雙眼。我的眼瞼感覺到了綠寶石的存在。

  這三顆寶石的尖端相互分離,它們的形狀使人想起三葉草,想起凍死了的三葉草。我本來可以幻想寶石里有兩個共存的生命,在這兩個生命之間有一塊時光之石。但是我的腦海里並沒有產生這樣的幻想,我不願意自我欺騙。我沒有想他,或者說我想他的程度還不夠強烈,所以此時我無法說,現在你又在想那幕慘劇了,現在你又在想他的悲慘遭遇了。

  人們有談論監禁營的時候經常提到凍死的三葉草。但是在我的頭腦中三葉草與他無關。凍死的三葉草神不知鬼不覺地落進了我的眼睛裏。儘管警察已經進了工廠,三葉草還是頑固地待在我的眼中。

  夜晚的廠房並不幽暗,因為沒有燈光的廠房比綠寶石還要明亮。

  那位警察在傍晚時走進了金飾品工廠。他把耳環和眼鏡腿放在天平上稱它們的重量。眼鏡腿上的小螺絲釘滑進了他的指甲心。他用銼刀的尖端挖他的指甲心,小螺絲釘於是掉進了天平。他開始稱它的重量,天平上的指針始終指向零,最後終於指向一。

  登記完小螺絲釘的重量之後,他命令我們脫光衣服、一絲不掛地接受檢查,因為他說有人偷了黃金。我們不得不在桌子的上方晃動我們的頭髮,然後他用一把細齒的梳子從上至下梳理我們的陰毛。

  天平上短缺的分量早已落進我的眼睛裏。我的眼裏藏着綠寶石。

  我在金飾品工廠只工作了兩個月,我想回到捲菸廠去擰我的螺絲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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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我會為我自己歌唱。我唱道:我的人生如頂針。這不能算真正的歌曲,但我就是愛唱它。我們可以默默地歌唱,正如我們可以默默地說話。

  當我在廠房裏輕聲哼唱的時候,我聽不見我的歌聲。但是當我在家裏默默地哼唱「我的人生如頂針」的時候,我居然聽見了我的歌聲。我從不唱「他的人生如頂針」,我也不說這句話,我只是想想而已。

  一枚頂針和另一枚頂針,只不過它們分別套在兩隻不同的手上。我的手快五十八歲了,而他的手只有二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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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我唱道:「我的人生是一段經過句。」唱完之後我就陷入沉默。我的嘴的前面有一個閃亮的喇叭。

  一隻蒼蠅飛過半個森森。

  然後呢?

  一隻蒼蠅飛過整個森林。它飛過下一個森林,飛過另一個森林。

  然後呢?

  樓梯間裏的電梯有時向上行駛。上升的電梯發出刺耳的聲音,我屏息靜聽,發覺並沒有人從電梯裏走出來。我走向樓梯間,打開電梯門,發現電梯裏只有一盞黃色的小燈,小燈發出炫目的亮光。從此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時間要走很久才能從眼到達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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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明夜他站在電梯裏,那麼我只是一個陌生人而已,就像一個陌生的街角。也許我只是一次飄忽不定的約會,而他則恰如一件令人驚恐的幸事。我和他之間橫亘着一條時光之河。我認為我已經對他說出了我們相見的時間,卻永遠無法說出相見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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