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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关于亨利·欧文的个人回忆》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Henry Irving

挑选了其中一些章节翻译,不定期更新

翻译:時雨弹正


英格兰之声[]

在1880年八月,亨利·欧文爵士与我去怀特岛度短期假日,后来洛芙迪在那里加入我们。

某一个晚上,在香克林镇,我们晚饭后出去散步。当我们返回时,已经很晚了。

但是夜色太美,以至于我们在大树下坐了一会儿——那棵树位于溪谷的入口。

这是一个暗夜,树下是浓重的黑色,如墨水一般,唯有我们卷烟末端的两点红色火星可以看到。那是社区自治运动的初期,我是一个信服者,他总是拿这件事取笑我。

这并不是说他自己有什么政治主张——当然是在政党观点上。他最接近政治的观点,据我所知,是他接受自己在革新俱乐部的当选。

但是他喜欢在任何事上“误导”任何人,有时候为了达成这种事会经历很长一段路程。

我们一直在谈论社区自治,当然,为了他的目的,他对我采取了激烈的反对立场。

不一会儿,我们听到一个警官慢吞吞地、规规矩矩、步伐沉重地走在路上。任何一个曾在城里住过的人,都不会把这声音听错。

亨利·欧文爵士转向了我——我看到他的卷烟末端在移动,他带着故作坚强的语态说——这是我已经识别出并且理解的。

“这一切都是多么的安静祥和!极其不同,我的男孩,它与可怕的政治冲突极其不同。这是给你上了一课。在这个安静的地方,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平静的海边,拥有思考的机会!在这里,你不会看到人们用痛苦的思想与暴力的行为来折磨自己的生命。相信我,在英国的统治下,可以发现英国舆论的内在本质!”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我知道他的把戏。沉重而平静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亨利·欧文爵士继续说:

“啊!有位'英格兰之声'来了,现在只需要听和学习!”然后他用慈祥友好的声音对那个夜色中看不清的警官说:

“告诉我,警官先生,你对于爱尔兰问题的观点是什么?”

回答马上就来了,严厉而又充满了压抑的感觉,用一种“不可能出错”的口音说:

“(方言)哎嘞,鹅滴神诶,这全怨鹅们则个英国。”警官的方言发音,仿佛舌头被斧头砍断过。

从他后来的谈话中——当然是在亨利·欧文爵士引导他说出那几句话之后——人们就会认为亨利·欧文爵士的性格刻薄而无情,并且叛逆。

而我得出的结论是,地方自治对这位警官来说无足轻重,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抗英志士。

此后的许多天里,每当亨利·欧文爵士开始拿社区自治开玩笑时,我就设法把“英格兰之声”代进来。

有趣的小故事几则[]

“地域黑”:

在1893-4年我们在美国遥远的西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经历过一段有趣的见闻,亨利欧文爵士不时地向他的朋友们津津乐道地讲述这段见闻。

从旧金山出发,我们去了塔科马和西雅图,这是普吉特海峡上的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在西雅图,我们正沿着主街散步,突然看到一家药店窗外有一群人,我们走过去看了看原因。整个窗户都被清空了,铺满了白纸。在中间的一个小平台上,搁着一只巨大的热带美洲角甲虫,从触角到尾巴足足有三英寸长。在它的后面,立着一张巨大的卡片,上面有用蘸水笔写的大号字体: “塔科马常见的床虱。”

威士忌苏打“药水”:

我们去了格雷夫森德,军舰停了下来,年轻的军官们迎接我们登船。 从水兵到军官,船上的每个人的眼睛都在闪闪发光。当亨利欧文爵士说着亲切的问候语走过人群时,拥挤的人群人看起来好像只有纪律在约束着他们。 我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小事件的一名参与者,这件事,显示出了英国海军和美国海军的纪律不同。

午餐时,我拒绝了可能引起痛风的酒,我想喝点自己要喝的。 于是有人问我想喝什么。当我说一杯威士忌苏打的时候,负责招待我的那个军官拉下了脸说: “我很抱歉,老伙计,但你不能这样。我们军舰上不准喝烈酒。”

我当然说没关系,我要喝杯酒。这杯是为我倒出来的,就在我旁边。

我们正在谈论别的事情时,坐在我另一边的军官突然说: “看啊,你怎么了?你脸色苍白!你不舒服吗?" 然而,在6月那个炎热的日子里,我感到一点也不苍白。

阳光照射在水面上的热量似乎穿过了开放的港口。 但当他说我是时,我等待着事态的发展。这位军官非常关心地看着我,转身对那个招待我们的人说: “告诉事务长去问医生过来! ”

医生来了。 “我担心布拉姆·斯托克先生不舒服。你最好去看看他!”军官说。

医生摸了摸我的脉搏,就像没有注意到酒杯似的瞥了一眼我的旁边,拿出他的记事本,写了一张处方,递给了事务长,让他给药剂师送去。

不一会儿,“药水”就送来了,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但它尝起来的确非常像威士忌苏打!考虑到舰上医生的医术和军官的关切,我可以说,在我慢慢地吞下它之后,我确实感觉好多了。

三浦先生:

1897年,我们在芝加哥参观军舰,三年以后,我们对另一艘军舰也进行了类似的友好访问。这是日本的富士号战舰。 在那些日子里,日本刚刚开始从阳光灿烂的海岸步入伟大的世界。她意识到自我保护的必要性,并在亚瑟港用现代化武器展示了她的战斗力。指挥富士号的三浦舰长被任命为要塞司令。 亨利欧文爵士认为,邀请观众来看舞台剧是好客的。4月2日晚上,三浦舰长和他的军官们过来了。然后开演《理查三世》。因此,亨利欧文爵士晚上的时间,从始至终都会被占用,因此他没有亲自会见客人的机会。 所以我不得不做副主持人,聚会举办地是皇家包厢和旁边的一个包厢,这两个包厢是为这个场合制作的。

在这出戏的第三幕之后,我们都进入了“威尔士亲王的房间”,这是连接皇家包厢的客厅,大家一起喝葡萄酒,吃点吐司。 此乃“英日同盟” 。

亨利欧文爵士与坏猴子乔克[]

下午我们都去了贝尔维尤花园,去看一只很棒的黑猩猩,“乔克”,它是一只厉害的动物,甚至比“莎莉”还要聪明。莎莉当时是摄政公园的动物园里最可爱的公共宠物。 艾伦·泰瑞和我们一起过去,还有从伦敦来的科尔尼斯·卡尔。

乔克肯定是个不同寻常的动物。它骑着自己的三轮车在操场上兜风!它用刀叉勺吃干净盘子里的食物!它睡在一张铺着床单和毯子的床上!它抽烟!当它能够得到酒的时候,它会喝光!它最喜欢的酒是掺了柠檬水的波特酒,不得不说它在这方面的喜好非常保守。的确,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乎会引起一场可怕的悲剧结果。

我们走进了一处靠近饲养员屋子的小房间,它是一种普通的茶点室,四周有木制长凳,中间有一张桌子。 乔克抽着它的香烟;接着,它的烈酒被混合在一起,这引起了它极大的兴趣与焦虑。饲养员递给它一只酒杯,它用两只爪子紧紧地握着它,同时它还做了一些手势表示感谢。

亨利欧文爵士对饲养员说:“现在,它会给你一些酒吗?”

饲养员摇摇头回答: “他不喜欢,但如果要求问它,它会的。但我必须小心。”

饲养员要求乔克,它很不情愿地让他拿走这只大玻璃杯,爪子跟随着杯子。乔克的胳膊从笼子里伸出来,离它越来越远,但爪尖总是靠近玻璃杯。 饲养员只是把杯子的边缘放到嘴边做做样子,然后迅速地把杯子递了回去。 这猴子表现得相当克制,当它把酒杯安全放回去时,显得非常放松。

然后亨利欧文爵士说:“让我看看他是否会给我一些!“ 饲养员对猴子提出要求,并且眼睛一直盯着它。 亨利欧文爵士从猴子显然不情愿的爪中接过酒杯,举到自己的嘴边。 作为一个比饲养员更会“装装样子”的舞台剧演员,他“装装样子”更有真实感。

猴子一看到他心爱的酒被别人拿走,就变成了一头凶兽,一个只副其实的红眼恶魔。它突然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伸出双臂,其中一只掐向亨利欧文爵士的脖子,另一只抓住玻璃杯。 这场景让我们都吓得喘不过气来,面色发白。那动物是那样的强壮,那样的野蛮,在举起一只爪子之前,它甚至可以把别人的气管扯出来。 幸运的是,亨利欧文爵士本能地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突然,他对着猴子的脸大声尖叫,似乎要把那动物往后推去。与此同时,他把猴子拿着杯子的另一只爪子推开。

那只猴子松开了亨利欧文爵士,以惊人的速度跳回了那张宽大的桌子,它仍然保留着坐姿,露出牙齿,同时用可怕的鸣叫表示它的愤怒。

在此之前,我们第一次走进房间时,它几乎把艾伦·泰瑞吓得半死。她在墙边的长凳上坐下来时,猴子看着她,似乎被她金色的头发吸引。它走过来,在她身边的长凳上坐下来,转过身来,把头放在她的膝上,抬起头来望着她,同时伸出它的爪子,大得像人类的手,又黑又亮,好像戴着殡仪员的葬礼手套。她低下头,看见了它的眼睛,吓得尖叫着向门口跳去。猴子笑了,它有一种它自己的幽默感,虽然这种幽默感并不高级。

过了一会儿,猴子又恢复了好脾气,原谅了我们大家。当我们绕着花园走的时候,它骑着他的三轮车和我们一起来了。猴舍里有一个大笼子,大得像一个普通的房间,这里有许多别的猴子。乔克就这样开始拿它们寻开心了。它拿着一根棍子,站在笼子旁边,拼命地锤打铁栅栏,同时发出可怕的吼叫。 在这时候,它会笑着回头看我们,好像在说:“看,我让这些低等的生物多么害怕啊!” 而别的猴子惊恐万分,蹲在大笼子最远的角落颤抖。

令人难过的倒彩[]

据布拉姆·斯托克所描述: 当亨利欧文只有二十一岁时,作为在淡季的临时舞台剧演员,他会把握任何机会的工作。他收到皇后剧院的经理哈瑞韦伯先生的聘请,对方让他在爱丁堡剧院工作几个星期。他欣然接受了,并在适当的时候出现。 他当时并不知道——尽管后来他以惊人的速度了解到,有人想让他代替一个当地的知名舞台剧演员,因为某种原因,这个人之前被迅速解雇。

公众对新来的舞台剧演员表现出极大不满,这是毫无疑问的。从他开始履行合同的第一天晚上,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起,一直到快结束的时候,他的每一句话都不可能不被打断。嘘声和跺脚声、喝倒彩和棍子的砰砰声是他说台词的惯常伴奏。 对一个演员来说,没有什么比被喝倒彩更致命的了。这不仅阻碍了他的艺术努力,而且伤害了他的自尊。这种表现是对他自己、他的力量、他的艺术的否定。这是一个对艺术家的谋杀,带着更多的羞耻感。 在亨利欧文爵士的例子中,在皇后剧院的表演里,观众最后也用一些可耻的公平竞争的残余对待他,在他表演的最后两个晚上对他很好,并为他欢呼。

这显然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抗议不是针对他,尽管他是受害者,观众只是要对付任何一个可能代替他们喜欢的舞台剧演员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事让他们喜欢的舞台剧演员感到受伤了。他们不可能是在针对替代者的演技发出嘘声或喝彩声,因为他们除了在自己的喧闹声中停顿一下外,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但对他来说,效果是一样的。

亨利欧文后来的自述:

“我确实有过一段相当痛苦的时光,和图尔先生一样,我也曾因为剧场里不合时宜的情绪而遭受过许多痛苦。大概在1859年,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得说,有一次我被派去履行在皇后剧院为期六周的合同。皇后剧院是爱尔兰首都的一个小剧院。 那时我刚离开爱丁堡不久。我完全恢复了正常,准备好了扮演我的角色。但令我吃惊的是,当我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刻,走廊上的观众和观众席上的观众就发出了一声咒骂。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完全不知道自己冒犯了什么人。我的面前是一群愤怒的爱尔兰听众,他们大声喊叫,打手势,可能还骂骂咧咧,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示不赞成我的出现。 我被我遭受的“热情”接待惊呆了……我只得在一片持续不断的喝倒彩——嘘声、持续到喧嚣、嘶嘶声和所有一致反对的声音中完成了我的角色。那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这种状态持续了六个星期。我和你一样,没有任何过错,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说过侮辱人的话,我演得还不错。然而,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晚上都要呆在一个似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对我的反感上的剧场里,我处于观众的獠牙利爪之间。”



因此,这位遭受了不应有的痛苦的舞台剧演员记起了那么详尽的细节,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得太久了,以致于他差点弄错了年份。难怪炼狱之苦似乎持续了一半的时间,比实际持续的时间要长。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早已不在他的脑海里了,他已饱餐了成功和赞扬的盛宴,但是那个月的痛苦,那种苦痛,依然留在他的记忆之杯里。

舞台剧演员永远不会忘记喝倒彩!科洛·德·赫波依斯曾经在里昂被人嘘过。他忘记了吗? 亨利欧文爵士自己痛苦的经历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这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多年以来,当他告诉我1860年3月12日他是如何在哈姆雷特里扮演莱尔提斯时,他甚至都没有对我提起这件事。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多世纪的成功之后,他甚至连提都不敢提。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无辜的,也不能平息他每次想起这件事时所引起的精神上的不安。

小事几则[]

1、假学生

在那些日子里,亨利欧文和我总是两个人,经常在那些餐馆里吃晚饭,那是都柏林社交生活的一个著名特点。以前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俱乐部,不过有一些馆子,晚餐可以在裘德、伯顿·宾顿、科利斯这几个地方解决。后者以热龙虾和其他美味佳肴而闻名,烧烤也很不错,所以我们经常去那里。

那时候,亨利欧文在都柏林很受欢迎,自从1876年他在学院和大学之夜的演讲之后,他的名字就和学校联系在一起了。所有的大学生在他身边都是天生享有特权的人,所以任何一个想冒充大学生的人都是如此。作为一个大学生可以很容易地与他认识。 餐馆的服务员对他非常尊敬,他们对冒充学生的这种做法很反感。 我们在一块的一天晚上,一个人走过来,自我介绍作为三一学院的学生,然而,他错误地称学校为“Thrinity”。 对此,亨利欧文并没有表现出预料之中的怀疑态度,而是友好的对待那个“学生”。我静静地看着,很享受这个场景,希望它能以一些有趣的事情结束。 这个假学生已经实现了他的目的,他想在他的朋友们面前炫耀一番,这些朋友们都是和他一样的人,在另一张桌子前咧着嘴笑。

当假学生朝他们走过去时,一直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等机会的服务员——他的餐巾像惠斯勒的蝴蝶尾巴一样,用一种温和的制造敌人的艺术,富于表情地眨了几下眼,弯下腰来,对亨利欧文匆匆耳语道:“他说他是一个大学生,其实!他是个骗子!他只是想借此做个广告!”



2、那个星期的一天晚上,亨利欧文和我一起在我的房间吃晚饭。我们单独在一起,自由自在地与对方交谈。他谈到了未来,谈到当他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剧院时,他将努力做些什么,在那里他将成为唯一的主人。当时他和贝特曼女士处于一种非正式的合伙人关系中。

当然,他有一种有限的想法的感觉,这种想法在面对关于利益和责任分享的时候是必须存在的。 他对目前的困难直言不讳,尽管他说得很温和。我有一种模糊的想法,事情正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在一年之内就被会宣布。他谈到了一件事,在我们见面后不久,他就曾暗示过:我应该放弃我当时担任的公职,与他分享他的财富与事业,让他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剧院。我心中渐渐产生了希望,希望有一天,他和我可以共同努力,达到我们都相信并珍视在我们心房里的目标。1877年11月22日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 伦敦近在咫尺。

3、斯托克对旁人提出的撰文要求的回应:

“对不起,我做不到。几年来,亨利欧文和我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我写的任何关于戏剧主题的文章都可能被认为是他的意见或愿望的反映。由于我们在事业上有联系,除非我们有相同的观点,否则我不会写任何关于舞台的东西。我们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想要遵守这条规则。否则,这对他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可能会因为一个他不赞成的意见而引起某种形式上的反感。事实上,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

三件有意思的事[]

斯托克救场记

1月19日早晨,《李尔王》进行了六十天之后,我收到亨利·欧文一条匆忙的便签,是用铅笔写的,要求我尽快去看看他。

我赶到他的房间,发现他病了,确切来说是流行性感冒,完全说不出话来。这是流感的早期症状之一,其表现非常突然。

他病得很严重,无法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只能在一张纸条上写道:“今晚不能演了,最好让剧院关门。”

“不!”我说,“除非你命令我关门,否则我是不会关门的。我永远也不会!”

他虚弱地笑了笑,然后写道:“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说,“我马上去剧院。” 幸运的是,今天是彩排日,所有人都会到场。

他又写道:“试试让维津先生来吧。”

“好吧。”我说。 正在这时,艾伦·泰瑞走了进来,亨利·欧文已派人把话告诉了她。

当她知道他的情况有多糟糕时,她对我说:“你当然会关闭剧院的,布拉姆。”(我们在舞台上经常使用教名互相称呼)。

“不!”我又说。

“那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会去演出,除非——当然是你要放弃的时候!”

“你不知道吗?我会负责任何事的!”

“我当然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是一种疯狂的推测,因为实际上连舞台监督洛夫迪也生病请假了。 在这段时间里,亨利·欧文听到了每一个字,在他因疾病导致的痛苦中,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从来就不喜欢听到任何人放弃,我想,知道事情正在发展,他多少感到高兴。

我立刻去了维津先生的公寓,但他不在城里。 当我到剧院时,所有的人都在那里。我问特里斯先生他能不能演李尔王。他说没有,说他根本没有研读过那部分,还遗憾地说:“我只希望我已经研读过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教训。”

然后我问剧院里的所有人,他们中是否有人演过李尔王或者会演李尔王,但是没有肯定的回答。其中有w·j·霍洛威先生,他扮演过肯特的角色。他是个老演员,也就是说,那个演员在年纪上足以扮演一个中年人的角色。 我知道,他曾在澳大利亚自己的事业里扮演过所谓的主角,在那里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问霍洛威先生那天晚上能不能负责那部分。如果是这样,我应该在演出前请求观众谅解这一紧急情况;然后他会在第二天晚上“没有台词提示”的情况下演出。 他回答说他宁愿等到第二天晚上,那时他就可以出演了。

对此,我回答说,如果我们晚上关门,在亨利·欧文能够恢复工作之前,我们不应该重新开门。 霍洛威先生想了一会儿说:“当然,任何人都能读懂这一部分。”

“那么,”我说,“你今天晚上研读它,明天再出演好吗?” 他回答说他愿意。

于是我对他说:“好啦,霍洛威先生,请你考虑一下,从现在起直到开演为止,你是剧院的顶梁柱。如果您需要什么帮助或方便,请订购,你有全权。亨利·欧文的化妆师会给你化妆,而裁缝会为你修改任何衣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现在排演,或者在演出前的晚上排演。或者一整天,如果你愿意。”

“我想,”霍洛威先生停了一会说,“我最好还是回家去,把那些字词找出来。我对这一行非常熟悉,因为我参加过所有的排练。”

所幸那次演出非常成功,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演出,看着舞台,我真的很激动,因为我一直从侧面看着这一切,就像母鸡看到它帮忙抚养的小鸭鸭摇摇晃晃地跳进沟里一样。这就像看橄榄球比赛,当一个人带球跑到一个触地得分点后,他的球队的所有边锋都紧紧地跟在他后面。如果他愿意,他就不会失败。他们千方百计支持他。信号来得又快又有效,没有时间犹豫或忘记。如果有哪个年轻人被这个严肃的场合弄得心烦意乱,忘记或耽搁了他们的表现,就会有另外一个人代替他们解决问题。这出戏很快就演完了,唯一不同的是,虽然中场休息时间与之前的六十场演出一样长,但演出时间其实短了大约二十分钟。

指指点点

1882年10月22日,亨利·欧文在加里克俱乐部的一间私人小餐厅给探险家斯坦利先生准备了一顿小晚餐。其他客人包括乔治·奥古斯都·萨拉、埃德蒙·耶茨、纽约的E·A·巴克上校、毕格罗先生(当时是美国财政部的英国特工)、H·D·特雷尔、克莱门特·斯科特、约瑟夫·哈顿、T·H·S·埃斯科特、弗兰克·C·伯恩兰德、W·A·伯德特-库茨、J. L.图尔和我一共14人。 那是斯坦利先生在非洲探险之后的事了,他后来以《最黑暗的非洲》的名义记录了那次探险,后来又为布鲁塞尔非洲国际协会到刚果地区探险。他已返回布鲁塞尔和伦敦作短暂访问,并且在比利时与国王就刚果自由国家的建立进行了多次磋商。在场的每个人都急于想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对于亨利·欧文,当他选择这样做的时候,是最擅长刻画出任何一个人的,要注意他的引导能力。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夜晚,因为晚饭后我们一直坐在那儿,一直坐到凌晨四点钟,而探险家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发言。探险家总是很有趣,有时我们都被他迷住了。 探险家有一种奇特的态度,虽然当时不像后来那样引人注目。他说话慢条斯理,深思熟虑,甚至在那个时候,他那种小心翼翼、自我克制的习惯似乎已经吞噬了他的骨髓。探险家那张黑黑的脸突出了他那慢条斯理的讲话和有分寸的口音。探险家会对一切都看一眼,接受这些事实,并吸收它们,以高度、宽度、深度和比重来衡量其特性。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形成意见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准确,以至于基于他所看到的东西的意图似乎不是跟随接受程度,而是与接受程度相一致。

让我举一个例子:在场的人中至少有两人似乎不准备单纯地相信探险家。 当然,他们没有说一句话来破坏这种气氛,也没有明确表示怀疑。但至少有疑问,其中一个人没有证据就能让人感觉到。我对这两个人都有了解,我觉得这只是他们对未知事物态度的一致表达。据我所知或现在所知,这两个人对探险家来说都是陌生人,不过他们的名字当然是熟悉的。

当然,从亨利·欧文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他明白这件事,当时我坐在他的对面。亨利·欧文和我是那么形影不离,以至于在几年后,我们之间心有灵犀。我们可以互相读出眼神与小动作的含义。我有时候也看到一些夫妻之间有这种能力——当他们一起居住过很久,还是好朋友,习惯了一起工作并且互相理解。 亨利·欧文有一种冷嘲热讽的幽默感,这与他在他们面前推理数据的直觉能力相结合。

他向我右边的座位瞥了一眼,似乎在说:“看看耶茨和伯恩兰德。斯坦利马上就会找到他们!” 毫无疑问,探险家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关注那两个人。

探险家描述了与比利时国王就新国家的财政问题进行的一些会谈,以及出席会议的一小部分金融家是如何制造负面困难的。他讲话的方式是这样的:“在他们当中,持怀疑论者可能是你,或者你!” 就在探险家说话的时候,他随意挥手,对人指指点点,完全没有看自己指的是谁,就好像随机选择一般。 这种意味是如此明显,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其他人哄堂大笑,就跟事先约好了似的。

“鹤立鸡群”

假面舞会是一个可以玩得很开心的场景,而且场面很大,可以额外容纳尽可能多的人参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办公室里放了整整一个架子,架子上放满了骨牌、面具和耷拉着的帽子。这样一来,任何没有别的事可做的人,可以迅速好好收拾一番,以合适的样子出现在现场,并且不会被认出来。其实四十年代风格的男子汉装束,和现在也区别也不是很大,而且一张简单的骨牌就可以符合要求。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开幕几个晚上之后,我自己出现在那里的时候。 在这其中,我们还邀请了一群小丑。他们有八个,全英格兰最好的,此时离哑剧表演的季节还很遥远,因此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当然,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如果别处需要他们的演出,他们也会做出调整。 这些人有自己的特殊舞蹈,在现场总是特别的存在。此外他们玩他们能玩的任何恶作剧,跑来跑去,取笑别人,爬进箱子里,然后把别人拖进来,或者把他们扔出去,这样的恶作剧和有趣的事情会给这类场景增添生气。 当我在小丑们中间“冒险”时,他们认出了我,于是在我身旁围成一个圈,像魔鬼一样跳舞。然后他们抓住我,让我转过来,简直就是在把我当球扔,把我从一边扔到另一边,前后抛来抛去。 有时他们会把我猛推地到舞台脚灯前,这甚至让我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们从不会让我掉下去,也不会放开我。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体力,以及他们在自己的手艺上的敏捷和灵巧。 第二次我走过去时,我避开了小丑,一路往后台去。但即使在这里,另一种造成欢乐的因素也不可避免。

我正躲在后面,亨利·欧文急急忙忙走上舞台,向右上方的入口走去。 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脸上的热情和严肃瞬间消失了,他的笑声爆发出来,幸运的是观众没有注意到他——他背对着他们。

我跟在他后面,问他怎么回事,因为我自己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亲爱的男孩!”他说,“是你!”

然后,他是这样回应我的表情的。

只见他解释道:“你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吗?这出戏演得很精彩,为了增加场面效果,我们要打扮好小个子的临时演员,那是一堆小男孩和小女孩,还有小朋友们都穿着一样的衣服,保持在自己的区域。然而你站在孩子们中间,个头有那么——高。”

确实,我身高一米八九。

“还拿着那张大骨牌,戴着那顶饰有羽毛的大黑帽子,真是完美阐释了什么叫鹤立鸡群!”他又无法控制地大笑起来。

最好的亨利·欧文[]

最最好的亨利·欧文

亨利·欧文,又高又瘦,禁欲系气质,优雅的绅士做派。他的面容是那么的高贵,那么的睿智,在任何聪明的人的集合中都能脱颖而出。我曾陪伴亨利·欧文在牛津、剑桥、都柏林、爱丁堡、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芝加哥等许多大学进行讲座。当他招待上流社会各种各样的访问时,我一直支持他。

我想我我见过大多数情况下他的样子,在这种条件下,人可以与人相比较。但我觉得没有人比他的外表、举止和气质更好了。 那么,如何将他对观众的消遣与这种对立面相调和,使得个人的不协调的感不会影响到他的目的。这一定是靠某种奇特的绝技才能完成的,这种特别的努力,虽然其本身的方式是对已经赢得的声誉的一种危险的尝试,但也有其自身的魅力。人类总是想要攀登,即使攀登的唯一魅力是困难和危险。

“你看,”他有一次对我说,“视角是属于对比和并列的问题。你可以通过在任何东西旁边放一些更小的东西来放大它的外观,反之亦然。当然,你必须为被对比的物体选择一些常识认为至少是一种标准尺寸的东西。把一个人放在娃娃屋的旁边,不会让他看起来很大,因为你知道娃娃屋很小,而且这种对比的感觉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对于旁观者来说,所谓比较非得是无意识的。”

关于舞台剧的讨论

亨利·欧文对这部舞台剧的最初选择,属于舞台剧演员对自己作品的特殊艺术感的客观经验。欧文知道这出戏会成功。它既不是猜测,也不是希望,也不是乐观天性的任何其他表现。如果贝特曼女士在1872年的商业危机中不允许他出演它,他肯定会在别的时候扮演。

对于一个舞台剧演员来说,很难解释这种艺术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它是如何给那些有这种天赋的人带来信念的。当然,任何一个不是舞台剧演员的人都不能尝试这个任务。

在我与亨利·欧文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时间的亲密关系中,当他向我吐露他意图的开端,并让我触碰他的心灵,当这种意图一开始是确定的,然后是喧嚣的现实。据我所知,他在几个角色上都有自己的成功之道。例如: 1885年,亨利·欧文安排好了《奥利维亚》,并亲自扮演普里姆罗斯博士的角色。我很久没有看过艾伦·泰瑞在约翰·黑尔的指导下成功演出的那出舞台剧了,除了剧本以外,我对这个角色能表现一个演员的出色之处没有任何感觉。但亨利·欧文也没有看到。他除了照本宣读之外并没有做别的,但他对自己所能做的一切感到十分满意。从报告中他当然知道艾伦·泰瑞会没事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看不出维卡这个角色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亨利·欧文是个了不起的舞台剧演员,我尽力劝他不要演这个角色。

“把伦敦最杰出的人找出来,或者不惜任何代价,”我说,“但不要冒险,就像你已经演完了一切,并且表现得很好!”

亨利·欧文以他体贴入微的甜蜜态度回答我:“亲爱的男孩,一切都好!我能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我不能随心所欲地扮演维卡,我就会觉得自己不懂现在的行当,我真的这么认为!” 这句话说得既不蛮横无礼,也不自以为是,而是一种有条理的沉静,这种沉静总是令人信服的。任何真诚对待亨利·欧文的人,都会得到对方真诚又富有同理心的回馈,甚至亨利·欧文对待反对意见也是如此。当一个人既无所畏惧又真诚时,他就获得了亨利·欧文更多的尊重。

1885年出品《浮士德》时,我又开始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怀疑我们是否有理由对它的成功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 玩这部作品进行的准备,是一项庞大而昂贵的工程,随着装饰、建筑体量和表演的增加,到了那个时候,关于现实是否能证明想象是合理的这个问题,也许在所有这些不确定界限的活动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在部分排练的那个晚上达到了高峰,我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那场戏开始了,所有的工作人员、伴舞以及大部分角色都穿着戏服。那时候,和以后一样,是一副美妙的景象,充满了想象、集群、光明、行动,以及所有不受拘束的恶魔附身带来的奔腾、旋转和灾难胜利。 但这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冷冰冰的,那么缺乏真实感。

这一幕结束后,天还没亮,我就在亨利·欧文的化妆室里和他聊了起来。在回家之前,我们在那里一起吃三明治和其他食物。我表达了我的想法,我们不应该在这出舞台剧上布置太多。毕竟,它可能不会像我们一直以来那样受到公众的欢迎。 毕竟,它可能不会像我们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那样受到公众的欢迎。难道我们不能安静地准备些别的东西吗?这样我们就能找回自己,以防它不是我们想象中描绘的那样。我还认真地引用了其他关于审慎的戏剧管理的论点。

亨利·欧文听着,严肃地掂量着我说的一切,然后他温柔地回答了我: “这些都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毫不怀疑。我知道这出舞台剧可以。今天晚上,我想你并不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你正在形成一种较大的意见,主要是由于这一幕的影响。至于今晚你完全正确,但是你没有看到我的演出服。我不愿意穿它,直到它所有剩余部分都完成,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刻意保持着那灰绿色。当火红的演出服出现在它中间的时候,请记住,它的颜色将会因为这束光而变得更加鲜艳,它将以一种你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把整个画面结合在一起。事实上,我自己还很难意识到这一点,尽管我知道这是对的。你也会看到,艾伦·泰瑞的白裙子,甚至她化妆在喉咙上的那道红色伤疤,将在闪电效果的混乱中显得多么显眼!“

从一开始,亨利·欧文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用他丰富而有效的想象力看到了所有这些画面和事件,所有这些工作都已完成,但即将达到顶点。

亨利·欧文与小动物[]

第一则:

几年前,亨利·欧文爵士遇到过一起猴子事故。那是1887年6月16日,我们去埃文郡的斯特拉特福德,第二天他要在那里为一处喷泉剪彩。

我们几个人与C.E.芙拉沃先生在一块,他美丽的房子位于埃文河岸。在他的温室里,有一只未驯化的猴子。它并不是很大只的品种,但是对一只野猴来说,蓄积了足够的怒气。

当我们饭后在那里抽烟时,我们团队里的弗兰克·马歇尔,过去刺激那只猴子。猴子因为弗兰克·马歇尔喷在它身上的烟圈而大为光火,它如此剧烈地摇晃着笼子以至于我们觉得笼子就要倒了。

我们劝弗兰克·马歇尔离开这里。这个时候,亨利·欧文爵士——他特别喜欢动物,走过去试图安抚这只猴子。

然而,猴子这东西是区别不了好或者坏的态度的。当亨利·欧文爵士弯下腰,说一些温柔的话语时,突然,猴子的胳膊猛地从笼子缝隙里伸出来,抓住亨利·欧文爵士的头发,将他的头往笼子拽,猴子的爪子也亮了出来,指向亨利·欧文爵士的眼睛。

这是个令人着急的时刻。但是,很快地,由于亨利·欧文爵士突然发出的肺活量爆满的尖叫声,猴子被吓得立马松开了他。



第二则:

亨利·欧文爵士热爱所有动物,而且,据我感觉,他对宠物跟野兽一视同仁。

我记得某次,在巴尔的摩,确切来说是1990年新年的时候,我们去海根巴赫的动物园,这地方正处于冬天季度。

大厅非常宽阔,它的形状是一个巨大的全景建筑,这种构造在美国特别受欢迎。

那里有好几头很好的狮子,亨利·欧文爵士对其中一头很感兴趣。

那头狮子是个优美的非洲动物,年轻而且状态好,有着华丽的鬃毛与眉毛,无论什么美丽的毛发都属于狮子。它在笼子里安静地睡着,头顶触及栏杆。

饲养员认出过来的是亨利·欧文爵士,于是热心的过去谈论与介绍一些事。亨利·欧文爵士开始向饲养员提问,关于狮子是否是温和的动物等等。

饲养员说,动物园里的狮子是温和的动物,可以要求它站起来展示自己。

然而,饲养员这样做的方法,是我见过的最不体面的事情。他完全没有考虑到狮子的自尊心,也没有考虑到狮子是否舒服。

饲养员抓起靠着笼子的一把扫帚,这把桦木扫帚末端不是有弹性的树枝,而是用锋利的刀子切成的细枝。那是一种擦洗扫帚,如果用来擦普通的地板,将会让其表面剥离。

饲养员抓住扫帚,用他能使出的最大力气,粗鲁地将扫帚戳向那只狮子的脸。

我想,面对这可怜的动物遭到的粗暴对待,没有任何人会冷冰冰地移开视线。更何况,饲养员在每次对狮子提出要求——站起来或者跳回去之前,都会重复上述举动。

面对此场景,亨利·欧文爵士非常愤愤不平,他慷慨激昂地诉说了自己心中所想。我觉得,饲养员只是表面上谦恭地与他对话。

饲养员的语气十分诚恳,但是却说:

“这都是非常正确的,亨利·欧文爵士,但是这些对狮子都不可能奏效。只有一种东西能得到这动物的尊重,那就是武力。您对我对待狮子的方式发牢骚,但是这样早晚有一天会救我一命。要是不让它表演,可就不值得一个星期的采购了。”

亨利·欧文爵士意识到了饲养员话语中的“理直气壮”,饲养员永远是“正当”的。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比往常多给了一点小费,作为对任何不愉快感觉的心理补偿。

海面上的鱼[]

1880年8月1日,由于伦敦实在太热,亨利·欧文和我一块度假去。我们从南海出发,在码头旅馆稍作停留。那天下午吃过晚饭,我们搭上一艘双桅帆船,在月光下去往莱德。第二天,我们到海滨散步。海岸上的游客真是熙熙攘攘,他们不停地走来走去。糟糕的是每个人似乎都认识亨利·欧文,他被一群人包围,尽管粉丝不是伦敦那些,但他们仍旧是粉丝。最后,亨利·欧文对握手与回答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的问题感到腻味。他顿了一下,对我说:

“我再也受不了啦,让我们找条船出海清静清静!”

我们走到码头,挑出一艘看上去就要下海的船。我们发现船夫聋得可以,他几乎不说话,终于可以安静了。他扬起帆,我们开始偷偷地驶离岸边。奇怪的是,当我们离开时,背后有很多人大喊大叫,他们跑到海滩上打着手势。我们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俩都习惯了听到有人对亨利·欧文大喊大叫,所以我俩认为,现在只不过是又一个差不多的善意例子。

等到我们离岸边大约有半英里远的时候,突然,一个恐怖的声音在附近响起,船被浪头甩出,就像一只老鼠被一只狗衔住甩来甩去似的。一股水柱从离我们大约三十码远的地方升起来,足足有半分钟时间,我们周围的海水就跟沸腾了似的。老船夫看上去非常害怕,他发出一种夹杂着亵渎的祈祷的声。对他来说,这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借口,因为这场景实在是太恐怖了。

对我这种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场地震,甚至火山爆发。然而亨利·欧文却很平静,他似乎一点也没被打扰,所做的唯一的动作就是戴上他那被甩掉的眼镜。当大海开始恢复正常的平静时,一种奇怪的景象呈现出来——

我们周围漂满了鱼,大部分都是肚子朝上,白色的鱼肚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它们中有许多似乎已经死了。我们俩拾了一些上船,其中几条根本不动。但过了一会儿,它们中的大多数开始扭动扑腾,看来只是吓坏而已。在第一次意外之后,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海底爆炸引起的震动,但我们得等待事态的发展。当船夫开始从他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时候,

他激动地开导我们:

“那是鱼雷,他们从蒙克顿堡拍电报让海军这么做,我真蠢居然没想到!”然后他解释说,今天的事件是对蒙克顿堡的袭击,蒙克顿堡位于地势较低的地方,守卫着朴次茅斯港的入海口。我们似乎已经越过了海床。这时,精明的船夫已经让船头迎风,开始收集海上漂浮的意外的收获。尽管船夫的手在发抖,紧张不安地环顾四周,他还是一心想着鱼的事。我们随波逐流,不久,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又有一颗鱼雷爆炸了,见状,船夫又激动起来,他迫切需要离开,开始把他拉紧的风帆松开。

亨利·欧文点燃了一支雪茄,平静地抽几口。显然,他对这一情况采取了常识意识的看法:

“我们为什么要走呢?我觉得,这里的鱼雷已经被点燃,现在这里才是暂时安全的地方。我们又不知道其他的在哪里,如果我们贸然离开,无论朝哪个方向,我们都可能会遇到另一次爆炸。现在还是先呆在这儿等着吧。”

后来,当海军的行动进一步开展时,海水翻滚,耳边的轰鸣响彻,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感觉好像下一次爆炸就近在咫尺。

在那些日子里,探照灯是罕见的新发明。格拉顿号和蒙克顿堡都装备得很好,在它们行动期间,整个海洋、天空和海岸都永远沐浴在强烈的阳光中。这是一场高尚的战斗,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新型科学武器的实际用途,所以它既有教育意义,也很吸引人。我们这些白天在外面的人,也许比不习惯战争的力量和恐怖的其他人更能体会到战争吧。

着了[]

1、1881年11月,亨利·欧文和我一起经历了一场大火。我们在爱丁堡演出,住在斯科特纪念堂对面的爱丁堡饭店——当然,现在这房子已被拆除很久了。这家旅馆是由几幢楼房组成的,都是摇摇欲坠的,它很容易被点燃,如果火烧起来,就没有什么能救得了。亨利·欧文和我,还有洛夫蒂先生,在他二楼的起居室里共进宵夜,晚饭后我们一起抽烟。当时的时间已经很晚了,将近一点钟。我们坐着的时候,听到外面过道里传来奇怪的咆哮声和噼里啪啦的声音。

“听起来像着火了!”

我说着,跑出去看能不能帮上忙。这时,出现了奇怪的景象:后面墙上有个女佣的壁橱,里面点着灯;火焰在咆哮;夜班员工收拾靴子的时候看见了,现在正想把它扑灭。他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表现得非常勇敢。我跑到我头顶上的房间,拿了两大壶放在盥洗架上的水。我下楼时,看到一个高个子先生正站在壁橱旁边,非常生气地对值班员工说话,这哥们穿着一件长长的白色睡衣,光着脚。

那个陌生人一点也不帮忙,只是不停地骂那个正在干活的员工。考虑到很有可能几分钟后整个旅馆就会着火,毕竟结局谁也无法预料,这着实是一种奇怪的行为。因为这时我们都在匆忙地尽我们所能,我不得不嘲笑这荒谬的局面和这个陌生人不合时宜的责备,噫!

亨利·欧文、洛夫迪先生和我都在努力帮忙灭火,但收效甚微。值班员工正试图打开消防用的水龙头,他终于成功了,当一股水喷进那狭窄的壁橱时,火势很快就被控制住。我们站了一会儿,欣赏着这个生气的陌生人,还在不停地“唠叨”看门人,看门人根本就没注意到他。

这时,其他的客人都吓了一跳,从他们的房间里跑出来,穿着不同的睡衣和不合身的衣服。当我们回到房间去时,把他们都留在那里。那个白睡衣的陌生人也在他们中间,仍然是一副对礼节漠不关心的神气,他在大声地谈论着值班员工走掉的事,他似乎不认识什么人,也不被什么人认识。

在房间里,亨利·欧文一边切着一支新雪茄的烟头,一边讥诮:“我希望我能拥有那个陌生人的自负,甚至他的一点点自负。有了它,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2、1882年12月6日,看完戏,一起在兰心剧院吃过晚饭,我们回去得相当早。正从伯利街的那扇小门出去,当我们穿过人行道走向车厢时,前面突然闪过一道红光。在那些日子里,他总是用四轮马车,一直到十二三年以后才有了一辆有棚马车——他租了一辆。

“哇哦!”亨利·欧文说,“着火了!看起来并不是很远,我觉得你得离开。”

他经常拿我开玩笑,说只要在近处发生火灾,我就会突然着急。我跑回办公室去换鞋,因为附近有火灾,消防队会喷水,可能导致地面上到处都是湿的,在这种时候穿晚装皮鞋不合适。我正穿上它们,突然一辆车急匆匆地停在门口,接着是一声很大的敲门声,亨利·欧文回来了。

快来,”他说,不要等着换衣服,阿尔罕布拉着火了!”

我们跳上出租马车,拼命地走着。当我们进入莱斯特广场时,警察正在清理现场并设置警戒线。鲍街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们俩,他们急忙把我们带到一个门口,就在帝国音乐厅现在所在的地方。

火已经烧得很旺了,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整个建筑似乎都在燃烧,火焰从窗户里喷了出来。消防队迅速行动起来,但是当这么大的建筑完全烧起来时,就没有必要去内部检查。要想阻止损失,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阻止它的蔓延。似乎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屋顶开始冒出火花和火焰,然后一下子似乎萎缩,推出更炽热的火焰和火花,以及浓烟和灰烬,几秒钟后如同雨一般落下。接着是一声可怕的撞击声,还有更多的,跳跃着的高耸的火焰。然后屋顶塌了下来。

这是一个壮观的景象,尽管代价不菲。幸运的是,没有人死亡,甚至没有人受伤。有人告诉我,一个消防队员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屋顶上。而且,正是由于救援行动的延误,消防大队接到警报比本来可能的时间晚了一些。

我们等了一个小时左右才能走开。

3、在下一场火灾中,我俩没有紧紧挨在一起。亨利·欧文站在纽约星光剧院的舞台上,而我恰好站在镶嵌地板的后面。所有美国剧院的过道都与管弦乐队池直接相连。这是亨利·欧文在纽约演出哈姆雷特的第一个晚上,整座剧院里的人都挤得水泄不通。这出戏演得很好,顺带说一句,我可以说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游戏场景”。舞台的灯光应该是由两边手持火把的工作人员提供的。这些火炬是有可控的,因此能发出跳跃的火焰,这些火焰看起来很美,似乎能发出很好的光,尽管实际上它们的照明质量很低。

在这一幕开始的时候,其中一支火把烧得太热了,火焰从上面跑过,点燃了舞台上的一块幕布。超级大师马里恩在现场“表演”,他立刻跑过去,扯下幕布,把它踩熄灭。在这整个过程中,亨利·欧文从未犹豫,也从未动摇。他继续他的演讲,没有人能从动作、表情或语调中看出有什么值得担心。

剧院里的火灾仍然有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一有火焰的迹象,许多人就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好像要冲出去似的。整个剧院里都响起了一声急促而安静的低语

“坐下!”

只有一个例外。一个瘦长、油光满面、肩膀鼓起的年轻人,苍白的脸上带着恐惧,冲进过道。踩踏事件正是这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有那么一刻,恐慌可以避免,但一旦恐慌开始,什么也无法阻止它。啊,人类最自私、最软弱的本能。我担心这个人会引起恐慌,当他冲上来时,我走了出来,掐住他的喉咙,把他撂倒在地。在这样一个时刻,人们不应考虑后果,为了防止踩踏出现,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是有效的。其他人没有什么大的动静。我抓住那个跌倒的人,把他拖了起来。

“回到你的座位上去,先生!”我严厉地说,“你这样的懦夫会害死无助的女士们的!”

他吓呆了,甚至连一句反驳的话也没有说,而是胆怯地回到座位上。在路上,他不得不从一个站在我前面不远的哥们身边经过。这货走过去的时候,那哥们伸出手来,用手指和拇指抓住年轻人的衣襟,把他拉近。然后,他低声说道:

“你跟一道闪电似的!”

然后这哥们突然松开手,把目光转向舞台。我想这是我见过的最轻蔑的表情,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没有人需要担心美国人民的勇气与克制精神。

机智的斯托克[]

1896年2月1日,星期六晚上,我们在新奥尔良整了一场戏,因为我们周一要在孟菲斯演戏,所以这场演出的特殊之处是,我们在演出结束后得尽快离开。我们都已准备好迅速出发,就这方面来说,已经装好行李,准备在规定的时间也就是一点钟就出发。 不过,我们没有按时动身;因为电话出了问题。

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听说我们必须走另一条路,位于山谷段,因为我们要走的路线上有一段“洪水”。在新奥尔良,此时酷热难耐,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上游还下过可怕的暴雨。 到达特雷塞尔桥的时候,洪水已经退了,整个山谷冒出了一条奔腾的河流,黄色浑浊的河水汹涌而过,在一些地方打着漩涡。水位已经高出桥面约四英尺,所以谁也说不准这条铁轨是还在,还是已经被冲走。我们的火车司机和当地的工程师开了一个简短而匆忙的会议,他们决定“冒这个险”。于是我们开始了。 这段路程必须走得很慢,因为洪水的冲击削弱了任何支撑物,重型火车的运动和振动可能会使地面结构发生震动。

此外,水位几乎和车厢的地面一样高。任何波浪,不管多么小,都可能让蒸汽机熄灭。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旅行:整个宽阔的河面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残骸,草垛、圆木、篱笆、树根部分翘在空中的树,有时是谷仓的屋顶或类似的木质棚屋,还有好几次,浮在水面上的是一群蛇!

我们自己的小团体,亨利·欧文、埃伦·泰瑞、洛夫迪先生和我平静地接受了这次经历。的确,我们试图喜欢它的新奇。当然,事情可能会变得非常糟糕。我们有可能随时发现那座桥已经被冲走,但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警告我们。或者我们的火车的通过可能会导致桥面崩溃。无论哪种情况,我们的发动机都会头朝下俯冲,爆炸的冲击波会把火车的其余部分扔进洪水泛滥的河口。

亨利·欧文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烟,看着窗外的两边,我能察觉,一些有趣的事情“潜入了他的内心”。 在其他车厢里,却没有同样的平静。公司里有很多员工都充满了恐惧。他们是如此的害怕,正如我后来被告知的,他们变得鲁莽,在恐慌中忏悔。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忏悔的细节,我也不想听。从他们当中更强壮的成员所持的态度来看,我认为他们的悔恨要么是减少了,要么是被平均了,否则,他们的表情就会因适当的谨慎或礼貌而有所收敛。 无论如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什么严重的过失或不幸。

我们终于安全地渡过皮埃尔河口,继续赶路。顺便说一下,直到洪水过去,我们的火车是渡过河口的最后一班。第二天,我们听说离河岸很近的桥,在我们过了十分钟后塌了一段。这段时间对前线的铁路职员来说是一段焦虑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从两处河岸不停地向我们的司机发信号,司机也在回信号。

对我们来说,唯一真正糟糕的结果是,我们到达孟菲斯时太晚了,没有东西吃。在那些日子里,西南地区旅馆的营业时间规定非常固定,尤其是在星期天。直到九点钟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食物,但是九点以后,饭店关了,钱也不能使他们开门。

亨利·欧文和埃伦·泰瑞当然已经各自点了晚餐,问题这些是冷的,但是,非常饥饿的我,想要吃点不一样的。

因此,我试着跟跟我一起来的那个服务员小伙子商量对策。他是个身材高大的黑人,长着一张和善的脸,脸上绽放出十二英寸的微笑。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呀?”

“乔治·华盛顿!”小伙子回答。

“乔治!”我边说边递给他五十美分,“乔治,你真是个不一般的帅小伙!”

“是滴!是滴!”乔治作出荷马式的哈哈大笑,然后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先森!”

“乔治,这里的厨师是个胖姑娘,是吗?”

“是滴,先森,她非常结实,像木桶一样宽,是滴,是滴,是滴!”

“没错,乔治。现在我要你走到她面前,紧紧地拥抱她,给她一个大大的吻!”

“夭寿啦!先森,要是我这样做,她会灰常聪明地把我滴脑袋打开花。”

“不,乔治!像你这样的帅小伙,不会有事的。”

“然后呢,先森?”

“然后,乔治,你告诉她,这儿有个陌生人渴望得到一些食物。他很抱歉打扰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他被告知那姑娘是孟菲斯出名的美女,并且已经迫不及待了。跟她解释清楚,好不好,就像个老伙计一样?你就说这个陌生人看起来又高又瘦,像个贵族,有一张苍白瘦削的脸,颧骨上各有一个兴奋的斑点,一双黑色的、甜美的、渴望的眼睛,还有一撮浓密的黑胡子——别忘了胡子。问问她,她是否愿意以她的仁慈打破管理这所旅店的铁律,给那位陌生人送些食物,任何最不麻烦的东西。切几片冷肉,最好能来一些面包和一罐牛奶,如果她有任何的冷蔬菜还有调味瓶那就更好啦,我可以做沙拉吃!”

乔治狂笑着跑了出去。我能听到他的狂笑消失在长长的过道里。不一会儿,我听见他走近时脚步声。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门被踢开了,就像旅馆里别的黑人侍者那样,在餐室门的底部嵌有一块铁板或铜板。

小伙子乔治·华盛顿端着一个巨大的盘子,摊开的手掌搭在肩上。当他把它放下来时,它的重量使桌子摇晃。 盘子上面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足够十来个人吃:牛肉、火腿、牛舌、火鸡、面包和黄油、几种馅饼、牛奶、一个沙拉碗和许多不同的冷蔬菜,还有面包条。

我的计划成功了!大家都来到我的房间,和我共进晚餐。 那件差事对乔治来说值整整一美元。我想,是跟那个胖姑娘厨师五五分成的,因为他的脑袋没有“被打开花”。

此后,我们在美国剩下的日子里,当机会像影子一样出现时,这小伙子总是跟着我。一个非常实在的影子,真是个影子般的莫高更人!

火车历险[]

根据粗略的计算,亨利·欧文乘火车的行程超过5万英里,是赤道的两倍多。旅行几乎总是乘坐各种时间运行的特别列车,而且几乎总是在一年中天气不好的时候。因此,按照一定比例,发生事故是不足为奇的。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些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几次火车着火了,甚至曾经严重到非常危险的地步,因为在我们的火车进站时被人发现火焰燃烧,整列火车才没有完全损毁。事实上,保险公司不得不赔偿我们的货物500英镑的损失。

有三次是火车蒸汽机的螺栓头爆炸,一次造成了6个小时的延误,直到找到另一个发动机,还得找到另一个熟悉道路和发动机的司机。1900年2月,在我们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到路易斯维尔的路上,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似乎让整个蒸汽机报废,索幸没有人受伤。

1904年1月21日,我们从匹兹堡去往布法罗。天气很冷,山上积积雪得有十英尺厚,沿着蜿蜒的山谷行进的时候,火车的驱动轮磨坏了,飞出来撞粉碎。幸运的是,我们停在一片平地上。山谷里、河岸上,到处都是火车的残骸。我们的蒸汽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蒸汽机,一个伟大的宾夕法尼亚制品,一个大马力的货运机器。这个大轮子太厚了,我都无法从地上搬动它的一小块碎片。

就在这件事发生的一个星期之内,1月24日,星期天,从奥尔巴尼到蒙特利尔的旅途上,我们遇到了另一起事故。由于我们害怕欠一件是,一台好蒸汽机因此必须,纽约中央车站的代理人给了我们备用蒸汽机,以备纽约和芝加哥“飞行者”号的需要。天又冷了,雪比以前更厚。在昂迪隆达克山的高处,风呼啸着翻山越岭,穿过山谷,积雪高高得堆起来。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铁路运输变得无比艰难。火车爬到了一个山坳的顶上,正稳稳地向前行进,突然,剧烈的爆炸声传来,仅仅几秒钟,火车一个急刹车。我们的沙龙在火车的尾部,所以得花了一点时间才能到达蒸汽机那边,毕竟我要的是爬出去的而不是穿过火车。

这条路就在堤岸上,铁轨被除雪犁打扫干净,只留下路边的积雪。要想从火车旁边通过是很困难的——因为积雪漫过双腿。在倾斜的堤岸上,积雪堆了好几英尺深,因为这整个地方都处于暴风雪的急流交叉处,所以在雪堆上,有许多像洞穴一样的窟窿。其他的人也非常担心地从车厢里连滚带爬地出来。我们遇到了特别匆忙的火车乘务员,他们告诉我们司机和司炉竟然都失踪了,工作人员担心他们被吹进了水道的一个窟窿。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找到他们之前,他们中的任何一为或者两位都可能冻死,因为这些洞穴毕竟隐秘的,它们是在雪毯下呈蜂窝状分布。

很快我们就找到了司炉。爆炸发生时,他正在蒸汽机外面,被冲击波推倒到雪堆上。当他被带出去时,他几乎快闷死了。但是没有司机的踪影,搜寻工作仍在继续。事故发生后,跟车工立即跑回铁轨,打出信号表示“危险”,以免有其他火车向我们开来。在这种情况下,这属于强制性规则。当他完成这项任务后,跟车工沿着一条小路向回跑了大约一英里,赶到后一个车站,并带来帮助。

我又回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外的线上,这时一辆满载着人的火车飞快地开了过来。当它走近时,人们开始叫了起来。

“他找到人了吗?”我晃了晃脑袋。

火车快到这儿的时候,他们停了下来,从车厢里上跳下来的人,沿着路堤的斜坡分散,开始有系统地搜索。不久,火车上的一个乘务员从深深的雪地里跳了过来,喊道司机找到了,已经上了车。我们冲回去,发现司机在那里处理烧伤,原来爆炸使他的衣服着了火,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智。他等着把机器关了,然后一头扎进了厚厚的雪里,接着在雪里滚来滚去,直到把火扑灭。当司机设法爬出雪坑时,其他乘务员看到驾驶室空了,就到处跑去找他。司机却不知道有人找他,又悄悄地爬回他的驾驶室。

亨利·欧文听说了火车司机的英勇行为,他得知司机先生在所有机器都着火的时候及时刹车,司机先生舍己为人地关掉了蒸汽机。亨利·欧文本人很愿意酬谢司机先生,但亨利·欧文也认为我们公司愿意而且应该参加这项捐助。所以亨利·欧文领头,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募捐。我们给受伤的司机一个六十一美元的小钱包。他们宣称,他们愿意用一半的钱或四分之一的善意,在任何时候把他们所受的伤再治疗一遍。

当我们被火车的小事故耽搁时,蒸汽管道烂了,蒸汽刹车冻上了,下雪了,发大水了,桥断了,这些都是没完没了的事情。其中有许多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都是拖延的原因,而在旅途中,延误往往是灾难性的。

风暴[]

亨利·欧文有18次横渡大西洋,其中一次是在1886年暑期的旅行。当然也有很多次天气不好的时候,但在1899年的某次横渡中,我们遭遇了一场恐怖的风暴。当时的海浪比我在同一年2月渡过日耳曼海峡时所见过的任何海浪都要大得多,那一周的天气是有记录以来最最糟糕的。

在那一次,我们乘坐的是大西洋运输船“马凯特”号。从我们离开伦敦以来,一连三天都风平浪静。但在第四天的下午,10月18日,我们撞见了飓风的轨迹。我们越走越远,海浪变得越来越大,最后变得山一般高。当我们在漩涡里时,海浪似乎高过我们的桅杆。风猛烈地刮动,得有一百英里时速,然而没有下雨。月亮早早就出来了,一轮灿烂的明月高悬于天空,所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场面如此的庄严宏伟。只要我们能坚持多久就得坚持多久,但是当巨浪掠过我们的时候,螺旋桨猛烈地转动着,我们不得不在旁边停了六个小时。继续航行下去变得不安全,因为这艘船可能会崩掉螺旋桨固件。

在那可怕的海里,整艘船的颠簸实在太厉害。船上的大多数人都吓坏了,亨利·欧文也出来了一会儿,他死死地抓着栏杆不放,因为整艘船摇晃得像地震一样。他似乎真的很喜欢眼前月光下汹涌的大海,因此呆了一会儿,直到开始感到冷了才回去。

埃伦·泰瑞是和我一起出来的,她被海面上的景象迷住了,在那里呆了好几个小时。我得把帮她靠住栏杆,因为有时我们会被风吹得打转,这样我们的脚就会在甲板上打滑。我教她如何在没有感觉的情况下观察风,如果你在船桥上,或船离桥只有几英寸远,就让视线越过舷墙,风从你的下方吹过,在你的头顶可以形成一个清晰的圆圈,让你保持着稳。于是我跟她开始测试风力,我让她伸出手来,手掌向外伸出,看看能不能扛得住,但她一刻也扛不住。我也不能,我的手往后一缩,就跟被锤子打了一下似的。

在马凯特号的舱梯上, 放着几只大箱子,大得连邻近的客舱都放不下。它们被小心地绑在扶手上,但在那片蛮横的大海上,波浪造成的颠簸让箱子使劲扯着绳索从地上抛起,就像一条拴着链子的狗用后腿站起来时所做的那样。其中一只箱子是亨利·欧文的,是一只很大的皮箱,里面装满了书和文件,用皮带捆扎得牢牢的。

一路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聚集在一起,挤成一团寻求安慰,尤其是那些惊慌失措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力气不够大的女人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安慰就是紧紧抓住身边的男人。

而我恰好是个大块头,因此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下更受欢迎。我坐在舱梯的行李箱的另一边,离亨利·欧文的行李箱很远,周围都是各种各样的女人,只要能抓住我就行。

我在女人堆里挤来挤去,但刹那间,我忽然走得不稳。箱子的一角猛地撞向我的小腿,幸运的是没伤到骨头,要是再往前半英寸,我可能得失去一条腿。

我被抬进了附近的音乐沙龙,裤腿被割开。我们船上有三名美国球员,他们立刻开始给我按摩受伤的肌肉,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似乎船上的每个人,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有一瓶治疗肌肉拉伤的搽剂,这些都是同时生产和使用的。

不到一分钟,伤口的皮肤就被擦涂过了,周围几英寸的地方也被擦涂。我的小腿疼痛难忍,但我想药膏对我有好处。早晨我的脚还是发黑,但渐渐地开始好转。我一瘸一拐地走了一两个星期,等淤伤慢慢康复。

那天晚上,女人们过得很痛苦,几乎所有的人都坚决拒绝回到她们的船舱去,她们拿着毯子和枕头,在甲板上的音乐厅里安坐下来。

1898,兰心大剧院仓库大火[]

1898年2月1日,星期五清晨5点10分,在切尔西,我家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人在不停地敲门,把给我吵醒了。我很快意识到被敲的其实是我家大门。于是我下楼去开门,看到一位裹着头巾的出租车司机,将手里拿的一封信递给我。这是来自鲍街警察局的消息,位于萨瑟克区贝尔巷的兰心仓库——兰心大剧院的仓库,失火了。四轮马车在街上等我,我马上收拾好以最快的速度赶路。那是一个阴沉潮湿的早晨,冷风刺骨。我赶到那里时,发现贝尔巷一片混乱。狭窄的道路被消防车堵得水泄不通。

火势太猛烈了。仓库里又有那么多东西,在火熄灭之前,几乎什么也干不了。消防队员所能做的就是阻止火势蔓延。这些前提值得特别指出,因为它们在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将被看到的。

管理伦敦剧院的一个真正的巨大困难是存储。一个“运行中”的剧院必须总是创作新的戏剧,偶尔重复旧的。事实上,对一个剧院经理来说,他的作品是他的存货的主要组成部分。现在,除了剧场管理人员与极少数工作人员,没有人知道大部分戏剧是什么。

出于亨利·欧文爵士的需要,仓库真的很大,它的体积几乎和整个兰心大剧院一样大。找到这样的仓库其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首先就是租金的问题——由于需求的空间非常大,无论租用哪里的建筑——都要付一笔可观的租金。其次,仓库与兰心大剧院的距离不能太远,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来回的运输费用加上工人们的时薪,将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第三,储存剧院布景的地方,必须容易到达。布景很长,处理起来不方便。在兰心大剧院,那些被用以将背景布卷上的板条,足足有四十二英尺的长度;至于有框的布景,高度为三十英尺,在折叠板上有六英尺宽。在亨利·欧文爵士管理兰心大剧院的前十个年头里,我们不得不把布景保存在各种各样的地方,连剧院里可用的空间也被塞得满满当当。

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用的仓库,终于我们听说这一个。这处建筑由查塔姆和多佛铁路下的两座高大的拱桥组成,然后被租出东南部。这里位于萨瑟克区,地势很低,铁路架线很高,所以有足够的高度容纳巨大的剧院布景。前面还有个大院子。我们租了这处建筑,租期很长,有条不紊开始装修工作,使它更好地适用与作为一个剧院仓库。拱桥的后面被用砖堵住,巨大的脚手架柱子被牢牢地固定,以便在它们的周围堆砌布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大堆布景能产生巨大的侧向压力。我们使用这个仓库还不到一年,一根杆子就断了,布景朝拱桥背后的新墙沉去,将它压塌。我们不得不支付修复受伤临栋建筑的费用并附加赔偿。我们还把前院的整个院子都盖上屋顶,运来被小心翼翼保护着的瓦斯与水,使这处仓库成为已知的最好用的仓库。多年的经验造就了它。

我们不得不在签订租赁协议时加上一条条款,这种理由,对任何一个不受租赁之苦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无法消解的幽默。当我去看拱桥的时候,我发现那里到处抹得都是泥浆,旧泥浆一直沾到顶部,这些泥浆起先是湿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干燥,变成了就像庞贝古城发掘现场的那种稠度。关于这些泥浆的“历史”,铁路产业办公室的经理人是这样告诉我的。几年前,拱桥被张贴出租,在适当的时候,来了一位申请人。他说他对租金非常满意,于是拱桥很顺利的被租了出去。铁路上的人很高兴能把这么大的一块地方腾出来,不用再费事。直到半年的租赁到期,他们向承租人提出了归还申请,但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们派人到那里去调查。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更得不到有关承租人的任何消息。

然而,他们确实发现拱桥内填满了泥浆,并在询问后发现,承租方已经签下了清除道路垃圾的合同。在市政帐目中,这是一个庄重的项目,因为,如果把这些垃圾运出伦敦,不论是通过公路、驳船还是铁路,都要支付高昂的费用。然而,这哥们在拱桥里倾倒了半年收集的所有东西,成千上万的负载。之后,他把从市政当局挣来的钱取出来。付房租的日子快到了,这货怕被发现,于是溜之大吉,还拖欠了所有参与者一大笔薪水,连负责包车的人也是。铁路公司只能耗费好几个月的时间,用大量的人力、大车和马匹才把堆积如山的东西运走。

由于这地方在我们所能想到的所有方面都很安全,所以我们以为它会相对来说不容易受火灾的影响。更何况没有人住在里面。这地方都是砖、石、石板,就像保险单上说的那样。建筑前后完全孤立,墙的两边是坚固的砖砌成的壁垒。起初,在亨利·欧文爵士的同意下,我为里面的东西投了1万英镑的保险,但就在那一年,当保险续期时,他觉得这有点浪费钱,因为实践证明这个地方很安全,没必要投保超过6000英镑。

(译注:由于亨利·欧文爵士的次子劳伦斯·S·布罗德里布在事业上的巨大失败,连带着亨利·欧文爵士的财务状况也面临更大的困境,不得不尽量缩减开支。劳伦斯·S·布罗德里布也是一名剧作家,出生于1871年,其母为爵士的前妻奥卡菈涵。)

仓库里一共储藏了四十四部戏剧的布景,亨利·欧文爵士本人没有参演过的有十部。其中,有二十二部伟大作品的布景,它们是: 《哈姆雷特》、《无事生非》、《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奥赛罗》、《麦克白》、……《浮士德》、《堂吉诃德》、《奥利维亚》、《辛白林》……

这些戏剧有二百六十多个布景,其中许多场面都是精心制作的。事实上,每一个布景,即使只是在后面绘有羽翼与边框装饰的一块布,也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总共有两千多幅布景画,以及数不清的舞台道具。万幸的是舞台盔甲和顺手的道具都存放在剧院里。

被火灾损毁的财物估计价值超过三万英镑。但成本价格是损失的最小部分,没有什么能报答制作这些布景与道具所花费的时间、劳动和艺术经验。就算让英格兰所有的布景画师工作整整一年,也不会将其恢复。再加上,对于亨利·欧文爵士来说,这是他管理“保留剧目”方面的失败。

倘若给予任何一个剧院这些资产,并且认认真真研究和排练过,那么很容易把它们中的任何一部上演几个晚上。在上演一出宏大戏剧的伟大事业中,花钱的只是运输以及人工挂上布景,以及一般为其余琐事小事准备的额外开支。

它们已经出演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偶尔重复几次也不错,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预料到这种事在大生意上是不是可靠。它们其中的一些被推迟到下回,这其中的好事本来是可以预料到的。例如,《麦克白》在另一季中表现不错。然而因为是在暑期,剧团还在做大生意,所以取消了。《雷文斯伍德》只上演了一阵子,就像我说的,《巴林》的失败迫使它暂停演出。《亚瑟王》、《贝克特》和《浮士德》都很有吸引力。在后来的几年里,当需要这几个剧目上演时,重做《路易十四》、《查理一世》、《钟》、《奥利维亚》、《浮士德》和《贝克特》的道具与布景,总共花了一万一千多英镑。

这场大火对亨利·欧文爵士的影响不仅是巨大的财产损失,还剥夺了他所积累的一切。要不是发生了这件事,他本可以继续出演他的全部剧目很多年,而且永远不必再做新的道具。

大火是如此猛烈,它实际上在铁路拱桥的建筑上烧了足足三砖深,并把顶部的石头烧得炸成粉末。因此,铁路公司不仅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剧院的布景都不能存放在他们的场地,而且实际上拒绝让我们在他们的租期内恢复继续使用。他们甚至准备为此展开一场战斗,但由于所有的布景都被烧毁,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再使用这么大的储藏室,于是我们妥协了。

关于亨利·欧文的财务[]

从亨利·欧文爵士开始成功,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以及之后的任何时候,关于他的财务问题都有很多错误的说法,因此,我认为现在最好是坦率地谈谈此事。的确,我没有理由不将它公之于众。在他的一生中,由于他的商业活动是大规模进行的,所以,纯粹出于保护的原因,我们保持着某种非常严格的沉默。我们必须记住,剧院,尤其是受欢迎的剧院,是人们好奇心的中心。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它的一切,如果他们发现不了事实,好奇心就会趋势他们制造出来一些观点。据我所知,唯一可能的保障是在总部保持严格的沉默,这种帐目制度的制订使得较低级的工作人员所知不可能多于他们自己的工作部门所需。为此目的,我们在兰心大剧院的所有账簿都被计划与保存。

除了我以外,剧院里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知道全部的收入和支出。有些人知道其中一部分,有些人知道另一部分;甚至那个被指定为“财务主管”的工作任务也不知道这项事业的高级财务。票房管理员把每天的收入记在本票上,并检查每一晚的报账单,以确保自己的工作准确无误;但他对正厅后排的观众或旁听席的收入一无所知,因为那里都是现金付账。会计把我给他的贮存交给了银行。每个星期五,他都按我给他的名单向演员和工作人员支付库金,每个星期二,他都按我给他的名单支付以现金结算的帐目和我自己开出的支票。但他并不负责所有的薪水,也不认识大家。其中有一些是我自己负责交付,而这些并不是小额的。他没有支付所有的往来账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更大额度。各部门主管的周帐,包括木匠、物业、衣柜、煤气、电力、晚餐、合唱队、管弦乐队等,会在办公室经过彻底的检查,并得到舞台经理的担保,然后才被大量支付给各部门主管,由他们分发款项,并将已收款项连同凭单退还给我。事实上,各收支部门的小帐本实际上只有一个方面。这些官员要么收到钱交给我,要么支付给他们用于这个目的的钱,他们不会同时做这两件事。

这样一来,我们会对自己的事足够守口如瓶。即使在免费许可这样的事情上,除了“办公室”里的人之外,也没有人知道。它们根本没有经过售票处,而是在我的指导下,在每一个单独的盒子里发出去。就连那些在橱窗里展示“双冠”或“对开”大小的小商人所收到的汇票,也没有按照通常的方式通过票据检查员进行分发,而是由办事员以适当的信封寄出。剧院的账簿是我一个人保管的,并且严格保存在一个大保险箱里,只有我一个人有钥匙。保险柜放在亨利·欧文、我和洛夫迪先生共用的办公室里,这样,当亨利·欧文需要账簿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拿出来用。这些账目是由特许会计师仔细审计的,他们这些工作人员每月对细节进行核对。每到赛季末,审计工作就由会计师们自己完成,他们直接用密封的信封回复亨利·欧文。

因此,我可以说,从我1878年加入亨利·欧文的事业开始,直到我按照他的遗嘱要求,把我所关心的事情交给他的遗嘱执行人为止,在他的遗嘱被发现之后,在他的葬礼之前,除了亨利·欧文本人、我和特许会计师(他们从事审计工作,入职时就已经宣誓为客户保密),没有人详细了解亨利·欧文的财务状况。因此,我是特别的,因为,我们作为一项策略所采取的和作为一种规章所追求的缄默,正是一种明智的保护。当然,伴随而来可能是某种严格缄默的习惯。在我们长期的情谊与事业中,没有一次,在没有亨利·欧文的特别许可下,我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生意上的任何一丁点细节。直到1904年,我应《曼彻斯特卫报》编辑的要求,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关于亨利·欧文在离开桑德兰市近50年后重返故里的,我们甚至近似知道了他在经营期间的大额收入。我在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一些数据,在亨利·欧文的同意下,以时兴的形式被报纸称为“赏析”。然后我从德比郡回到到伦敦——我们当时正在德比郡演出,来检验这些数字。我们在安排这件事的时候,我提醒他,除非他要求,否则我多年来从来没有使用过他的任何数据。

于是他说:“但是你总是可以自由地使用那些数据和任何你想用的东西。我亲爱的男孩,你知道我对你的谨慎是多么有信心。你在这件事上是完全自由的,现在是,永远是!”

有了这个许可,因此我就可以放心地公开处理多年来我一向对此保持沉默的问题。我现在和那些人打交道,因为我认为对亨利·欧文来说,他们很好,毕竟那是他比生命更珍惜的记忆。当欧文从贝特曼女士手中接管兰心大剧院时,他还没有积累任何财富。直到科罗内尔·贝特曼去世前,亨利·欧文也只领到一份薪水。从各方面来看,也考虑到预期的利润分成,他的工资是极其微薄的,在当时并不算什么大额。实际上,在1878年秋季,他所拥有的是如此之少,与其说是资产,不如说只能维持收支平衡。当然,在他的巡回演出中,他赚了不少钱,而且是以现金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他在重新整理和装修兰心大剧院这件事上所花费的费用,远远超过了他那时的收入。当我来到伦敦接管他的金融事务时,伦敦郡银行已经为他安排了一笔巨额透支,得有大约一万二千英镑,他把账单交给了银行。这笔债务和在兰心大剧院长期经营的准备工作中而欠下的所有其他债务都得到了适当的偿还。在他的整个管理生涯中,他的基础薪水是一英镑二十先令,当然要加上利息,只要是到期或可能的。

1878年秋,当他第一次自助到外省旅行时,他的朋友汉娜·布朗太太——伯德特·库茨男爵夫人一生的闺蜜,借给了他一千五百英镑。她希望他接受一笔更大的资助,但他把金额限制在这个数目之内。的确,他完全是为了讨她的欢心才这样做的,对于他打算从事的这种庞大的事业,这样的金额只是杯水车薪。不幸的是,在他准备妥当,开始在属于自己的剧院出演剧目之前,布朗太太就去世了。她借给她的那笔钱,在适当的时候,已经被偿还给了她指定的遗嘱执行人。因为,当他认识她的时候,布朗太太已经老态龙钟。她被他的力量深深地打动,在大多数人的面前,她甚至已经可以预料到他可能面临的命运。在老太太几乎完全失明的时候,亨利·欧文常常去斯特拉顿街的那所房子里,或她们住的其他地方,看望她和男爵夫人。当然,这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布朗太太就在我来到伦敦之前去世了。伯德特·库茨夫人告诉我,布朗太太对这位聪明的亨利·欧文怀有深厚的感情,她非常钦佩他的天才,在她老迈之时,他的友谊给她带来了莫大的快乐。亨利·欧文去世后不久,我与伯德特·库茨共进晚餐时,她说: “我想,在老太太晚年,亨利·欧文走过这所房子的时候,从来没有一次不去看望她的,哪怕只有一会儿也好!”

别人,也包括老朋友,会对我说,心疼布朗太太不知道节约,亨利·欧文也这么跟我说过。伯德特·库茨夫人过去常常去兰心大剧院看戏。在《哈姆雷特》的长期演出中,她看了大约三十遍。为了让布朗太太高兴,伯德特·库茨夫人从兰心大剧院的管理处租了一个包厢。这并不是唯一的包厢,因为她已经在德鲁里巷剧院有一个包厢,在女王歌剧院也有一个包厢。我听说了这样的故事,在老太太临死的时候——我相信她当时已是耄耋之年,她还惦记着亨利·欧文和他的未来,提及他为:“我可怜的勇敢的孩子!”当时亨利·欧文已过而立之年,但对一个满心希望他可以成功的慈祥老太太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孩子”。

布朗太太自己有相当可观的财产,她在遗嘱里给亨利·欧文的赠与是五千英镑。这是在老太太的事情最终了结时交给他的,说来也怪,是现金而非支票。那天晚上,亨利·欧文到达剧院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当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打开保险柜的门,心想他该不会打算把钞票安全地放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早上把它们存入银行。当他告诉我,他把钱没有带在身上的时候,我非常吃惊。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不敢把它带在身上,我这辈子,身边从来没有这么多钱!”

“那你怎么办的呢?”

“我把它放在住处的房间里了!”

“放好了吗?”我又问道。

“噢,是的!”

我觉得不太安全,就继续问:“放在哪儿呢?”

他笑了,回答说:“在我的帽盒里!”

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

“你把它锁上了吧?我希望是这样的。”

他又一次微笑着说:“那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把什么东西都锁起来,只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罢了。帽盒和以前一样,只是半掩着盖子搁在那里。哪怕是过了一千年,也不会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我认为,这以一种非凡的方式说明了亨利·欧文性格中的微妙之处,以及他判断他人的方法。他“通过自己的头脑”检验了各种可能性,对自己的知识非常满意,并且有运气作为支撑。后来有个小子从他的房间里拿走了东西。然而,那小子很快被发现,财产当然也被找回,除了埃德温·福勒斯特的手表——被熔掉了。

据我所知,那五千英镑的钞票,是亨利·欧文在多年的辛苦工作中,所得到的唯一一笔意外之财。我现在特别提到这一点的原因是,莫名其妙冒出来一个不友善的人,假定这货对事实的无知,同样也是别人的无知,这货在亨利·欧文逝世以后,发表声明说,亨利·欧文爵士得到了某种“资助”。虽然是,没必要刻意反驳这种本不该说出来的轻率言论,但是,最好的是能让大家知道确切的事实。无论是生者的还是逝者,作为最好盾牌的,就是简单、诚实的真理。

剧院的客流量非常大,一开始几乎势不可挡。在我第一次接管对这种商业剧院经营的责任时,我开始广泛获得经验,即所谓“拉着魔鬼的尾巴”。当亨利·欧文拿到兰心大剧院时,它的全部容纳能力是228座。有时候,因为人气旺盛,连可以落脚的每一寸地方都被挤满了,我们就不得不让大家挤一挤,但在前两季我们只有一次覆盖250人次。这是亨利·欧文的“利益”,当时是这么说的。1881年秋季,我们致力扩建和装修这座剧院,在这方面的造价超过12000英镑,用来再容纳100人。从那以后,我们对座位进行了各种改进,并对观众席作了一定的调整,使它的容纳达到了420左右,不过,如果是一些非常特殊的场合,观众还是得设法挤得更紧一些。在亨利·欧文的工作中,有些想法,可能是由装修改造兰心大剧院的巨大花费而形成的,当我说在剧院里,他花费了我们所说的“房子的花费”足足有60000英镑。在我任职经理期间,“建造账户”接近20万英镑。从1878年12月30日开始,到1905年10月30日他逝世,这段时间里剧院的进账总计达到了惊人的200多万英镑。

只有那些在大剧院有过工作经验的人,才会知道维持戏剧成功所必需的巨额开支。一出戏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败的,它的生命必须有一个自然而然的终结。但是,对一座剧院来说,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里,都必须在几乎相同的压力和耗费之下,继续运营下去。对管理部门而言,他们有必要积蓄大量的力量,以便在需要时使用。这意味着无休止的花费,其中一部分是永远无法偿还的,因为涉及它的戏剧必须被放弃。对一个人来说,既要考虑到将来的策略,又要把它付诸实施,这实在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同时他又得作为一个艺术家登台。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回报能补偿这样的劳动,只有梦想与志气才能给人动力。因此,在戏剧界,运行的规则是这样构成的,以至于有抱负的艺术家,也必须是他自己事业的经理人。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既能成为艺术家又能成为商人的强者才能获得成功。更何况,在一个对艺术家的补贴并没有成为惯例的国家,任何一个努力试图维持严肃戏剧的人,都必须永远承担永无止境的债务压力。

将来,国家或市政府可能会发现有责任以公共目的考量的缘故支持这种努力。否则,艺术家必须用短暂的生命来为他崇高的努力付出代价。一般来说,轻松的演出可能会成功,但认真演出的好作品,哪怕对冒险家来说,也总是有很大的风险。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亨利·欧文为英格兰所做的一切——如果在其他国家,都是由国家推动的,他的兰心大剧院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和尊敬。这不仅款待了那些外国艺术家,而且,许许多多被他的事业的名声所吸引、急于见到这位如此著名的人物的陌生人,也被款待。亨利·欧文从未逃避过这个责任,他对任何陌生人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在他长期履行慷慨大方职责的过程中,实际上,他尽了一己之力,帮助英格兰在世界各地赢得声望。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和平大使,对英格兰是一种恩惠。对慷慨好客和慈善事业的重视是扩大对这些要求的一个因素。当责任召唤亨利·欧文的时候,人们从来没有发现到,他在这方面或其他方面有什么不足。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如果他花的钱越多,他就必须越努力地工作,才能挣到所需用的钱。当我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每周有六场重磅戏剧表演,被认为有力的足够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加越多。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每周有固定的七场演出。如果是轻松、有趣或非情绪化的戏剧,这还不算太多,因为每当一场演出开始的时候,通常的排练工作就会被暂停。

但是,对于正剧来说,这就太多了。然而,什么是一个为生命中的重大风险而战的人该做的呢?无论在体力上、精神上还是灵魂上,都必须不断努力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亨利·欧文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为他的艺术梦想而竭尽全力,为戏剧工作的完善,为了他自己的荣誉。为了这些目的,他献出了自己、工作和财产。他放弃了许多普通的生活乐趣,不断地工作,没有偏离他所追求的事业。他为这一事业慷慨地投入了他迅速获得的财产。只有在经历了种种不幸的打击,以及即将到来的晚年压力,他无法筹集到未来发展所需的大笔资金时,他才不得不暂停未来的发展。银行家们必然是严厉的人,除非有人能以某种形式给出补偿,否则他们在预付款方面,会表现得相当顽固。因此,这是时不时的,尽管他靠戏剧事业挣了一大笔钱,不过有时候还是偶尔要得到预付款。幸运的是,有一些朋友很自豪也很高兴地帮助他。朋友们的友善从不会失去,他和这些朋友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厚,越来越成熟。提到那些朋友是谁,其实是令人犯嘀咕的。毕竟,有些人可能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在这本书里提及,所以“剩下的就是沉默。”没有多少情况必须采取这种措施。我现在只稍微说一点,免得那些朋友中有谁会认为我忘了提这件事,倘若我没有提过亨利·欧文有一些忠实的、友爱的朋友,这样一来,这本回忆里就变得不完整了。他们尽力为他提供帮助,他们同样高兴和自豪地帮助他完成他所做的辉煌的工作。作为亨利·欧文唯一的代言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认识所有这些朋友。让我替亨利·欧文表达: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感谢他们的同情、信任和及时的帮助,还有就是,他们对他的信任,给他带来了多么大的自信啊。

在1898年至1899年,亨利·欧文开始健康不佳,并且陷入长期的病痛,当时成立的兰心戏剧公司,向亨利·欧文提出,他是否可以出售他在兰心大剧院的权益,提议的条款如下:

他要把他的租约,以及剧院里所有的道具和设备,转交给剧团,这租约还有大约十八年才到期。在五年之内,他每年要在兰心大剧院演出至少一百场,按条件提及的收益在10%到25%之间,比在任何其他剧院惯常演出的收益还要低。他将把自己在其他地方演出所得利润的四分之一交给公司,并保证每年至少有四个月的巡回演出。他要让公司免费使用他自己不用的布景和资产。第一年,他要支付戏剧制作的全部费用,其余年份,他要支付60%的费用。在第一个极度,他会向公司保证,他们在每场戏剧中所占的份额至少为100。他还要支付所有的舞台费用和一半的广告费用。为此,该公司将向他支付26500英镑现金和12500股按两类股票的比例全额支付的股份,即100000股6%的优先股和70000股普通股。

(译注:急匆匆出让权益的原因,关键还有,爵士的次子非常能败家。)

我向亨利·欧文抗议这些条款。我已经根据现有的数据计算出了这个合同可能会造成的结果收益,也计算出了另一种合同模板的结果收益,以备他或许忽然想放弃或改变我们已经决定的计划。不同之处在于,根据另一种方案,等到五年以后,除了公司方案可实现的利润总额之外,他仍然会拥有剧院、布景和各种资产。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这被印证在公司不愉快的运营结果上。除了亨利·欧文参演的那几季,这家公司几乎一直在亏损。我相信唯一的例外是,当威廉·吉列扮演夏洛克·福尔摩斯时,亨利·欧文建议编导们接受这一角色。我看了它在纽约的头一次演出,立刻意识到它有朝一日在伦敦上演的可能。从1899年初,一直到1902年底,在这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欧文的表演为公司积累的现金总额约为2.9万英镑。在估计这笔钱的时候,设定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是公司在我们的时间里运营剧院时的花费,包括有亨利·欧文在公司工作的季度,得是数周时间。这使得该项目和由我们自己管理一样自由,只是由我们自己管理的话,规模要大上许多。当然,我只排除了租金这一项目,在该公司自己拥有场地的情况下,它将以生产资本来表示。上述金额的总量,大致来说,相当于在整个4年内每年支付6%的股息,并且是优先股股东支付的,对于普通股而言,要支付超过11%的股息。剩下的7个月时间,当然不包括暑假,会被用于支付4%的股息,这属于12万份抵押贷款债券,还要增加普通股的股息。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亨利·欧文和兰心公司签订的合同,对他其实并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对公司来说,却是一件获益的事。

我特别不愿详细说明这些数字,因为在该公司的一些会议上,董事会一如既往地,对亏损问题发出气愤的追责,更有一些人冒出来,宣称亨利·欧文应该为这个结果负某种程度的责任。但我有必要说明,在1903年的会议上,这样的误解必须得阻止,并且还要提供粗略的数据证明他在合同存续期的表现,我的做出的报告甚至赢得了失望的股东们持续不断的欢呼声,这是我在公司会议上听到的仅有的欢呼声。我由衷地相信,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人不真诚地感到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他们从像我这样权威的消息来源,得到了对亨利·欧文在公司中地位的保证。亨利·欧文和兰心戏剧公司之间的合同之所以被取消,绝对不是因为他出现了任何过错或违约。而是因为,真正取消这是必要的,仅仅因为该公司无法履行其应有的职责。根据一些新出台的规定,伦敦郡的议会要求剧团对剧院进行某些结构调整。于是,导演们说,由于他们的资金已经耗尽,他们无法制作这些戏剧,因此剧院不得不继续关闭。那个时候,亨利·欧文已经在《但丁》这出戏剧上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为此他与布景画家和道具服装商签订了合同,并聘请了艺术顾问。所以说,必要的是,他一定得有一个剧院,并且在那里演出。因此,除了废除合同以外没有其他选择。哪怕是这样的结果,他还是不得不独自承担他加入股份公司的巨大成本。

总之,亨利·欧文与该公司的交易可以这样总结。他的租约、商标、固定设施、道具、风景和资产的使用,以及他应得的四分之一的利润,总共收入39000英镑,支付方式如下:现金26500英镑,股票12500股。他还以29000英镑的现金作为薪水。事实证明,他得到的股票毫无价值。也就是说,他无偿地捐出了他的财产和2500英镑,还不幸的失去了两年的职业生涯。

由于我是亨利·欧文爵士的业务经理,在此我谨代表我自己,并且出于自我保护,从始至终,我在兰心戏剧公司的组建、上市或运营中,始终没有任何参与。就连我所知道的,也仅限于他们和亨利·欧文的合同中所涉及的事情。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获得任何关于它的运营目的、运营范围或运营模式的信息,除了上述。我一点股票也没拿,直到它开始显得前途未卜,于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买了五股,之后立刻按面值卖掉。我这样做是为了取得参加股东会议的门票。后来,在1903年,当他们的股票以各种各样的价格出售时,我在公开市场上买了一些。当然这只是一种投机行为,因为我认为伦敦兰心的自由产权,将会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财产,它最终可能会实现某种价格预期,使我在当时的价格上的投资,获得一个好的收益。我在公司清盘和重组时,保留了这些股票,估值为面值的25%。但是,最后,看到新公司即将开始运作的情况,我还是像往常一样,通过我的经纪人把它们卖掉了。

事实上,当亨利·欧文出让财产时,我在美国出差。当我回到家时,这个协会已经并入了兰心剧院公司,该公司已上市,连全部资本都已被认购。在那之后的将近一年时间里,我甚至没有看到任何该公司的招股书。

亨利·欧文最后的岁月[]

我写出这些文字,不仅仅是一种歌颂,这不是故意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亨利·欧文爵士的爱与仰慕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任何我能告诉别人的事情,任何我能回忆起的事情,都不能削弱他的价值。我只希望,只要我做到这一点,别人在现在或者将来,可以用我的眼睛看看他。因为我明确地知道,他们若这样做的话,对他的纪念就不会缺少。他是一个男人,拥有男人所有的弱点和多变,以及男人的坚强品质。如果他在天性里不具备一切自然的品质,那么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他又怎么可能在如此一长串忠于人类本性的戏剧人物身上,体现出如此普遍和独特的力量?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亨利·欧文的内心生活越为人所知,他就必将在所有与他的名字、工作和名声有关的人的头脑与内心中,占据更好的位置。

……

但是,物质上的成功并不能减轻某种失望的感觉。钞票这种东西,除了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从来没有吸引过亨利·欧文。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当时内心的痛苦,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减轻了一些,主要是由于他的健康切切实实在衰退。对他来说,任何形式的久病都是新鲜事物。在此之前,他一直非常强壮。直到他六十岁以后,他才知道牙痛的轻微,我想他此前根本不知道头痛是什么样子的。对于这样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一个习惯发挥自己的努力到最大限度的人,努力遭到任何原因的限制,都会给他带来一种自卑感。就我所能估计的,毕竟他从来没有暗示过什么,更不用说用语言表达了,亨利·欧文之所以感到辛酸,是一种对命运的抗议。

随着他的健康越来越糟,内心的痛苦反倒开始消失,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柔和,这是一种新的温柔。

1905年春天又安排了一次郡级巡演。演出预定从一月二十三日在朴茨茅斯开始,一直持续到四月八日,最后在维冈结束。但是由于亨利·欧文爵士严重的突发疾病,在第五周的时候,这段进程被严重影响。穿越南部和西部的旅程非常艰难,因为除了每周七场演出和多次旅行之外,他还受到了一些公众的热情款待。周三在普利茅斯,他与海军上将爱德华·西摩爵士共进午餐,周四,他跟市长韦科特斯以及普利茅斯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会面,下周三在埃克塞特,市政厅举办了公开演讲和招待会。两天后,在一场揭幕仪式上,他与市长约翰在市政厅共进市民午餐。再下一个礼拜二,二月二日,在市长伯灵顿先生的主持下,亨利·欧文将在伍尔弗汉普顿市政厅发表公开讲话。但此时亨利·欧文已经病得非常严重,我们真的很担心。二月三日在博斯科姆演出之后,他的病情愈发严重,身体极度虚弱,尽管他表现得跟平时没什么区别,观众们也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健康状况。我那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H.I.的状况可怕极了,几乎不能上台。最终崩溃,差点没法动弹,也没法呼吸。”

然而,他那依托于意志力的奇妙恢复能力却使他再度坚强。第二天,他上午演一出《威尼斯商人》,晚上又是《滑铁卢》与《钟》。当时的情况非常让人难以忍受,天气冰冷刺骨,他却脱帽站在街上,对着一大群人演讲。这真的需要非常大的意志力,并且带来了惊人的景象,街道上不仅挤满了人,而且每扇窗户都是满的,听众像一群蜜蜂聚集起来。

我们在下个礼拜天的旅行是从巴斯到伍尔弗汉普顿。大雪纷飞,结起厚厚的霜凌,火车的前进是如此的困难,以至于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晚点足足四十五分钟。

在那趟旅行中,亨利·欧文打了个寒颤,不过他的体力很快开始恢复。星期一晚上,还是《滑铁卢》与《钟》。

我在便条上记下这样的话语,“H.I.很虚弱,但挺过来了。”但是那天晚上,当他走进旅馆的时候,他经历了有生以来的头一次晕厥。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告诉他,他才知道自己晕厥了。

他的病情愈发严重,我们决定必须放弃这次巡演。

医生的建议是“从今天起,亨利·欧文爵士至少在两个月内不得劳碌奔波,这是绝对必要的。”

三月十七日,我在伍尔弗汉普顿拜访了休养中的亨利·欧文,他看上去好多了,午饭前我们还开车兜风。两位医生又进行了一次会诊,决定亨利·欧文不可以按照原定的计划在第二年秋天前往美国。舞台监督洛夫迪先生乘晚些时候的火车到达,我和他,还有亨利·欧文商量以后的安排。第二天我们回到伦敦,几天后欧文离开伍尔弗汉普顿前往托基城,他在那里一直休息到四月一日。与此同时,我与查尔斯·弗罗曼会面,把我们的美国之行往后推迟一年再说。

之后,已经为杜里巷安排了一个为期六周的短期演出季。这始于四月二日,《贝克特》上演了三个礼拜,《威尼斯商人》则是两个礼拜。一个礼拜中,有三个晚上是《滑铁卢》和《贝克特》,《路易十一》有另外三个晚上。在这六个礼拜中,一切都很顺利。所选的剧本是亨利·欧文爵士的全部剧目中最不繁重的,他的努力并没有使情况恶化。1905年六月十日是这个演出季的最后一个夜晚,任何曾经到场的人,都不可能忘记这个夜晚。观众仿佛出现了一些预感,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亨利·欧文的演出。剧院里到处都挤满了观众,这是亨利·欧文在伦敦演出过的最盛大的一场,充满了热情与狂热。观众是多么鼓舞人心!亨利·欧文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扮演了《路易十一》,如此的辉煌!他一生中从未演得这么好过。他一上场,观众就发出了热烈的欢呼,欢呼的时间延长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每一幕结束时也是如此。最后,观众简直发疯了,这是一辈子里难得出现的情景,欢呼回环往复,一次又一次,帷幕必须升起,迎接同样激烈的欢呼。观众的力量如此持久,真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那天晚上,在演出结束时,已经安排好整个大英帝国所有的剧院代表,都要献上一个纪念杯。各剧院的代表在适当的时候集合,大概得有几百人。由于还要有几场演讲,所以必须得安静一会儿。我们试着把剧院的灯光调弱,因为观众们的欢呼从未停止过,那曾经听到过的、持久的、坚持有力的、一波盖过一波的音符,将在大家的记忆中拥有一席之地。过了一会儿,我们做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事,那件事把灯彻底关掉,然而观众们仍旧在黑暗的屋子里欢呼。亨利·欧文以他一贯的洞察力和礼貌风度,意识到了该做的事情。他命令幕布再一次升起,又走到舞台前面,开腔说,只要永无止境的欢呼安静下来,就可以——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我们将在舞台上举行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仪式。不过,我想,台上所有的朋友都认为,大家都应该参加我们的小仪式。所以,只要你允许,我们就继续进行下去。”

又是一阵短暂的欢呼,然后是突然的寂静。

于是,障碍消失,观众们的欢呼声终于停息。

对于一位伟人一生所钟爱的艺术作品而言,这是个圆满的结局。

这是亨利·欧文在伦敦的最后一场常规演出,除了六月十五日在伦敦皇家剧院为老朋友莱昂内尔·布罗表演《滑铁卢》之外,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伦敦露面。

1905年的秋季巡演,于十月二日在谢菲尔德开始,为期是十周半。这趟旅行开始得很顺利,尽管那天还在举办音乐节,但还是有很多不错的演出。星期二也就是三号,谢菲尔德的市长约瑟夫·乔纳斯爵士在市政厅为亨利·欧文爵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午宴。亨利·欧文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说话也比较利索。他在这个礼拜中的演出和健康状况,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礼拜六晚上有一座大剧院以及热情高涨的人群。亨利·欧文在跟大家告别时,似乎很感动。离开谢菲尔德,我们又去了布拉德福德,礼拜一二晚上在这个地方可以说一切顺利。亨利·欧文看上去没什么病痛,也没有感觉虚弱到极点。除了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甚至已经开始习惯他身体上的某些虚弱。礼拜三的时候,市长普里斯特利先生也是在市政厅为亨利·欧文爵士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午宴,还在午宴上公开致辞。下午一点钟刚过不久,我就去往他住的旅馆找他,我们一块去市政厅。

那天早上,他一副虚弱的样子,当我们慢慢走上陡峭的台阶时,他有好几次停顿,还喘了口气。这种场合下,他已经开始善于掩饰自己真正的健康状况。他会装作特别关照当地的某个地方或路过的有趣的地方,打听几句,以便在得到答案的时候,获得稍微的歇息。大约有五十个绅士参加了这场聚会,这些人都是朋友,一个一个热情洋溢,讨人喜欢。亨利·欧文的演讲十分出色,但看上去虚弱得可怜。

那天晚上我们演了一出《路易十一》。亨利·欧文很顺利地完成了他的戏份,但在演出之后却筋疲力尽。至于第二天晚上的节目单,那是我们最害怕的——《钟》。

那天早上,我陪着他,在旅馆呆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完成日常工作。他看上去很虚弱,但没有抱怨。那天晚上有一座很棒的剧院。亨利·欧文到达时,虽然没有病恹恹的,但看上去那么虚弱。在他的化妆室里,我注意到,他做出了一件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事:他无精打采地坐下来,迟迟不开始为他即将扮演的角色穿上戏服。他似乎累了,累了啊,累了不是一个小时而是一辈子。然而,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演出,他在舞台上的劲头丝毫没有减弱。但在戏演完之后,他彻底筋疲力尽。当他换衣服的时候,我走过去陪他坐在一起,之前我已经对道具师傅要求,把《钟》相关的道具送回伦敦。当我把所做的一切告诉亨利·欧文时,他竟然默认了,仿佛松了一口气。他演出了《钟》,反对舞台监督洛夫迪先生还有我的强烈抗议。虽然我了解他,但我得出来这样的结论,他这样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他感到无力,但不想在这种怀疑下屈服,他想知道。

读者们可能会感到奇怪,甚至会发问,为什么亨利·欧文会被允许演出戏剧,毕竟他当时的健康状况不佳。

首先,亨利·欧文是他自己的主人,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做事。他天生有驾驭力,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全部责任。他当然会听取那些他信任的人的建议,或者学习这样。问题是,在可能的范围里,他是对于自身问题的最后仲裁,在这样的问题上他拥有任何选择权。强大的自然力必定要被整个儿接受,正是由于一颗坚韧不拔的决心,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他才得以不顾痛苦和疲倦,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他晚年的生活是被强烈的意志掌控的,跟他早年的生活一样。而且,他是不能有所停顿的,如果这样做的话,结果是迎来最终的毁灭。他事业就是如此,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人的利益,必须得在有生之年坚持到底。如果他的告别巡演的目的得到实现,那么就意味着一笔财富同样得到实现,倘若没有这些,他将会在困顿中度过毫无作品的晚年。很多年以来,他已经习惯了用自己才有的方式去达成自己的心愿,做出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帮助他的朋友们与同好们。假设在这种事情上无能为力,于他而言,将带来一种无尽的懊恼之痛。所有这一切,自然超乎他所谓的家庭的纽带,还有他个人的需求。

这么说,他是一个骄傲的家伙,但是他的骄傲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比死还严重的打击,特别是他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来消除这样的打击的时候,他是不顾这种个人奋斗会有多么艰苦的。非常熟悉他的我们,都知道这种描述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做的事,不过也是提出我们自己的忠告,尽我们各自的努力来帮他。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十月三十日,我在中午十二点半的时候去拜访了亨利·欧文爵士。跟安排一致的是,舞台监督洛夫迪先生在一点半的时候也到了。我们三个人就开始充分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问题。

讨论决定,下周在伯明翰演出时,在节目单上进行些改动。亨利·欧文的反应似乎很平静,在这种情况下,他显得非常高兴。他赞成前一天晚上作出的决定,也就是在巡回演出的剩余时间里不再演《钟》,他似乎很满意现在不用演这出戏。然后,我们得决定作出其余的必要安排。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亨利·欧文说:

“当然,这种时候去美国巡演,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计划将不得不被放弃,但是,因此也有充足的时间,我们以后再处理这件事就好。”

那天白天的时候,他无疑虚弱不堪。他不同寻常地乐于接受对计划的改动,所以,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我对洛夫迪先生说:“他默许这件事太容易啦,我在以前,从未见到他有这么温顺过。我不喜欢!”

那天晚上,当亨利·欧文来到剧院时,看上去他的状态似乎好多了,稍微健康了点,也比以前更高兴。他表演得很好,虽然他有点疲倦,但却比昨天晚上好很多。那天晚上没有演讲,所以他在舞台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贝克特这个角色在这出戏剧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把自己交到你手里,上帝啊,交到你手里!”

他换下戏服时,我就坐在他的房间里。他显得很高兴,我们又可以无拘无束地聊天。我以为他已经渡过难关,带着他那不可思议的复原能力,重新踏上那条恢复健康的道路。我对他表示,现在似乎不必担心要去演出《钟》了,更何况他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

我是这样说的:“在休养四个月以后,你又重新开始工作了,想想这其实是你一生当中时间最长的一次休息。现在你又迈进了原来的步伐,工作就会轻松许多!”

他想了一会儿,平静地说:

“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他似乎变得挺愉快。

接下来的安排,是让珀西·伯顿负责我们的先期事宜,为了把我们未来可能的改变有一个充分地了解,伯顿先生特地回从伯明翰回了电报给我,说要和我一起吃顿宵夜,然后再坐车赶回伯明翰。我问亨利·欧文是否想跟伯顿先生说一说话,亨利·欧文回答说他不知道,因为伯顿先生完全知道应该做的是什么。然后,出于总是为别人着想的心态,他又说:

“但是如果伯顿先生要乘一点钟的火车去,你就不能在这儿等了。因为他需要时间吃宵夜。”

我站起来要离开,亨利·欧文伸出手跟我道晚安。后来,我是带着感激之情来回忆那次深情的举动,因为这并不常见。当人们每天早晚都能见面时,握手并不是生活常规的一部分。在我走出去时,亨利·欧文对我说:

“裹好围巾,老伙计。今晚冷得厉害,你又感冒了。照顾好自己!晚安!上帝保佑你!”

那是我听到亨利·欧文说的最后一句话!

伯顿先生和我正在吃宵夜的时候,一辆马车疾驰而至。这可能是来找我的,我立即跑去打开了门。门外站着的谢泼德先生是我的助手之一,他总是处理爵士的一些私人事务。

“亨利爵士病了!他在大厅里突然昏倒,就像在伍尔弗汉普顿那时候一样。医生过来的时候,我就跑出去找你!”

我们赶忙跳上马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旅馆。大厅里大约得有二十个人围在亨利·欧文身边,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当时在场的有三位医生,其中一位小声告诉我,爵士已经去世了,他两分钟前刚刚去世。大厅里的钟面上显示,当时的时间是晚上十一点五十二分,所以他是在十一点五十分的时候去世的。

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仿佛不愿意相信自己真的已经死去。

我跪倒在他身边,触摸他的心脏部位,想亲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逝去了。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寂静。他的身体还是暖的。

他忠实的仆人沃尔特·科林森坐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哭泣,他呜咽着对我说:“爵士死在我的臂弯里。”

亨利·欧文就这样躺在那里,挺起胸膛,头向后仰着,他的脸看上去很瘦,五官也很锐利,但是没有通常死亡的不雅之感。他那长长的铁灰色头发向后梳拢,显出他饱满的前额的高度,他的鼻梁也又尖又高。我伸出手给他合眼,但是,由于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能悄悄问身边的一位医生,医生和蔼地用灵巧的手指将眼睑拉直。

然后我们把爵士抬到楼上,他自己的房间,将他放在床上。我不得不立即发了许多电报通知他的家人,还有新闻界。因为他去世的突然,还没有消息在本地流出。我们把爵士抱回他的房间之后,洛夫迪先生也赶到了旅馆,他真的非常痛苦和悲伤。

导致亨利·欧文逝去的真正原因是身体虚弱,他失去了呼吸,连恢复它的力气都没有。

谢泼德先生告诉我,当亨利·欧文离开剧院时,他对他说,最好跟他一起去旅馆,这有时是谢泼德先生作为助理的职责。

于是亨利·欧文爬上马车,背对着前进方向坐下,这是他避免晕车的惯常位置。在短短的旅途中,他沉默不语。当他从马车里出来的时候,他显得异常虚弱,当他走过旅馆外厅的时候,他明显开始脚步不稳,甚至稍稍绊了一下,多亏谢泼德先生把他扶了起来。

然后,当亨利·欧文走到旅馆内厅时,他坐在一张长凳上歇息了一会儿。

这是致命的一瞬间。在去年二月,在伍尔弗汉普顿,当他遭受了类似的虚弱打击时,他倒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大自然给了他一次机会,他的肺部处于最容易呼吸的位置,使他能够机械地呼吸。而现在他处于坐着的姿势,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晕厥加重,他滑到在地,但为时已晚。医生匆匆到来的时候,只是隔了几分钟,而他已经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任何人类或科学的努力都无法把他呼唤回来。他的心跳微弱,越来越微弱,然后,什么都结束了。

这个早晨是灰蒙蒙的,在离开旅馆之前,我又走进了卧室。看到我亲爱的老朋友静静地躺在那儿,将会永远冰冷而苍白。我的心里那么难受,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凄凉和孤独,就像他生命的大部分时光一样。我是如此的孤独,以致于沉浸在我自己才有的悲伤中,我只会为一件事而宽慰:他现在终于有了平静与安息。我在七点半时又回到旅馆,九点三十五分在大北方车站去接他的长子H·B·欧文,他及时收到我发的电报,乘送报纸的火车到达这里。

他的另一个儿子劳伦斯悉尼和儿媳梅宝,在当天晚些时候到达,我发给这两位的电报没能及时送到,以至于无法赶上早班火车。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早上九点钟就来了,在亨利·欧文的儿子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对他进行了防腐处理。

那天下午,所有的人,包括工人也是,都来悼念他。这是一个非常感人又痛苦的时刻,因为他是被每个人都爱戴着的。

晚上七点钟,爵士被装进铅制的棺材里。我和殡仪馆的人单独呆在一起,看见铅制的棺材密封严实,然后被放进一个大橡木棺材里。街道上挤满了等待的人群,所以,在一个钟头以后,为了不让旁人看见,这副棺材就从米德兰旅馆的院子里,偷偷地搬到大北方车站去了。在布拉德福德,星期六的半天时间里,很多人都在他乡。亨利·欧文上次来访时,曾经在市政厅得到过前市长卢普顿先生的热情招待,爵士还和蔼地和警察局长商定,街上的一切都应该井然有序。

整个城市在一整天里都降半旗致哀,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所有的教堂都在鸣钟,发出悲哀的钟声。

九点半我们离开旅馆,驾车去往火车站。

我永远不会忘记,也不想忘记,那时候街道的模样与人群的举止。到处人山人海,当我们慢慢地驾着车时,所有人都脱帽致敬,显得愈发醒目。一条又一条挤满人的街道是沉默的,在人群当中,溢满了悲伤和尊敬。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完完整整的寂静,直到时不时地一阵呜咽打破了它。

令人心酸的悲苦压倒了一切,说它在移动,只能传达出对人群态度的一种拙劣的印象。人群在沉默中后退,在沉默中,没有任何匆忙也没有任何推搡,更没有任何形式的压迫感,我们被紧紧围住,然后继续前进。在火车站也是一样,到处都是静默的人群,恭恭敬敬地后退,露出空隙让我们通过。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当我和亨利·欧文一起旅行时,我已经习惯了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欢呼着、挥舞着帽子与头巾,一齐向我们涌过来;看到人群里伸出许多只摇晃的手,向前推挤;听到欢呼的人群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一直持续到火车开动,然后这轰鸣声就逐渐远离我们的耳朵,不是停止,而仅仅是越来越远。现在则是一片寂静!与伟大的人群集体沉默相比,再没有什么足以作为更崇高、更深情的颂词,用来纪念一位逝者。如果我是一名约克郡人的话,我会为布拉德福德这座城感到骄傲。就算是在现在,回忆起这番场景,也给予我一种奇异的感动。

(H·B·欧文,生母为爵士的前妻奥卡菈涵,H·B·欧文是一位演员,也是著名犯罪心理学家,曾与亚瑟·柯南道尔一同创建“谋杀俱乐部”,据说是福尔摩斯的参考原型之一。其妻为著名导演、女权先驱多萝西娅·贝尔德。)

劳伦斯·悉尼·欧文,生母为爵士的前妻奥卡菈涵,劳伦斯·悉尼·欧文是一位演员,也是剧作家,因为其在戏剧事业上的失败,导致晚年的亨利·欧文爵士不得不卖掉苦心经营多年的兰心大剧院、因此跟斯托克发生一些争执,以及不得不继续拼命工作。)

柯南·道尔的戏剧,亨利·欧文的演出[]

1892年,3月初的某一天,当时我们正在排练丁尼生的戏剧《伐木者》,亨利·欧文爵士匆匆走进办公室,实际上他迟到了一会儿。他、舞台监督洛夫迪和我总是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因为我们发现它为我们永无止境的磋商提供了便利。亨利·欧文从舞台上匆匆走下来,戴上他常用的柔软的棕色宽边毡帽,换下他排练时用的大礼帽。他停在我的写字台旁边,丢下一个包裹,“我希望在排练期间能看几眼这本书,它是今天早上送来的。等我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想法!”

我拿起包裹,展开了几张比手写纸稍微长一点的打印稿。我饶有兴趣地读了这部书,我的心被它的幽默和伤感深深打动。

它很短,在亨利·欧文再次出现之前,我又读了一遍。

他进来的时候,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顺便问一下,你看完了那出戏没?”

“看完啦!””

“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我回答,“那出戏永远不会离开兰心大剧院,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拥有它,因为它是为你而作的。”

“我也这么想!”他热忱地说,“你最好今天写信给作者,询问关于要我们寄什么支票给他。我们最好买下全部改编权。”

“作者是谁?”

“柯南·道尔!”

戏剧作者立即答复,支票在适当的时候寄出。这出戏后来被命名为《A Straggler of '75》。亨利·欧文改写了《一个滑铁卢》的故事,当时剧本正在制作中,后来标题被简化为滑铁卢。亨利·欧文喜爱他扮演的角色,并立即开始研究它。他唯一所做的改变就是让亚瑟爵士“医生”或“先生”柯南·道尔将前几页的内容浓缩成得更短。展开以后的内容则完全照本宣读。然而,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得到扮演这出戏的机会。在工作表上找个地方演出一小时的短剧是件很困难的事。直到1893年中,《李尔王》、《亨利八世》和《贝克特》才登上了兰心大剧院的舞台。然后,他去美国进行巡演,一直持续到1894年3月底。在短暂的伦敦演出季里,展出的是事先安排好的《浮士德》复制品。

从9月到圣诞节,他进行了一次省际旅行,在这趟途中发现了机会。《钟》是一部短剧,篇幅有限,可作为补充。1894年9月21日,在布里斯托尔王子剧院的第一周演出中,人们得知了《滑铁卢》的故事。这件事对于戏剧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亨利·欧文不仅要演一部新作品,而且那是柯南·道尔第一次的戏剧尝试。

对于伦敦和一些较大的省会城市的主要报纸而言,他们希望派代表出席这次演出,美国新闻界也希望派遣其关键的团队。因此,我们安排了一列专列来运送新闻界人士。约翰·桑德斯先生是亨利·欧文当的一位老朋友,当时住在布里斯托尔,听说他的许多伦敦记者朋友都要来,就在自由党俱乐部里安排了一场宴会,邀请他们和许多当地大人物一块参加。

即使对亨利·欧文来说,这出戏着实获得了非凡的成功。观众聚精会神地盯着剧情,现场情绪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在我那一天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简短的回忆:

“新剧大获成功。H.I.愉快又厉害。大家又笑又哭。对衰老的奇妙研究。一共呼唤了八次。”

不幸的是,戏剧作者从未出席分享这一胜利,这对他来说将是一段愉快的回忆。他当时在美国旅行,“因此有一个故事”,专门从伦敦来的关注中有科尔萨特先生,他是《芝加哥时报先驱报》的老板和编辑,亨利·欧文和我的一位比较近而有价值的朋友,他预定第二天去美国。当戏剧演完落幕之后,他匆匆离去,刚好赶上开往南安普敦的火车,发往美国的客轮早上就从南安普敦出发了。他一路顺风。下个星期六,他抵达纽约,刚好赶上“飞行者”号,这是纽约中央线开往芝加哥的特快列车。周日晚上,柯南·道尔整了一出公众晚宴,科尔萨特当然也受邀参加。但是他去晚了,没赶上吃饭的时间,他在火车上换好礼服,在宴会刚刚结束,演讲还没开始之前就赶到了旅馆。他坐在柯南·道尔身边,对他说:

“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你的戏剧在布里斯托尔市的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我被告知,”柯南·道尔谦虚地说,“电缆是卓越的。”

“还不到一半!”科尔萨特回答说,上星期他一直在火车上看报纸。

“确实!听到这消息我很高兴。”柯南·道尔有些怀疑地说。“请问您是得到了什么特别报道吗?”

“我不需要任何特别报道,我亲眼看到了!”

“哦,得了吧!”柯南·道尔说,他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被戏弄了,“这是不可能的!”

“对我可不行!我是美洲大陆上当时唯一在演出现场的人了!”这时,心满意足的科尔萨特才一边听着,一边对演出及其后的情景作了详尽的描述。

话又说回来,在我看来,《滑铁卢》作为一部戏剧是完美的,而亨利·欧文在其中的表演更是戏剧艺术的巅峰。在人类感情的全部范围内,没有任何缺少。这就像一个浮雕,在那分层的精细贝壳之上,有着熟练的手工制作技巧。它似乎总是触动所有人的心。当戏剧里那位垂死的老兵从椅子上跳起来向他的老团长行礼时,全场观众会同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在随后的国内和美国的演出中,这常常会产生影响。

圣诞夜,与“科西嘉兄弟”[]

1、在亨利·欧文爵士经营兰心大剧院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如何度过圣诞节这件事,在工作人员与管理人员方面,都是以一种家长式的风格。在平安夜当天或平安夜的前一天晚上,剧院的员工们——每个男人和女人都会得到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一只鹅,以及作为配料的鼠尾草、洋葱和苹果,还有一瓶杜松子酒。孩子们每人也是一只鹅,用一块蛋糕代替杜松子酒。他们大约有四五百人,当他们渐渐远去时,你可以通过散发出的香味在遥远的街道上找到他们。在大多数圣诞节的前夕,供应给剧院的饮料和蛋糕,都放在绿色房间里。这里的酒碗很大,随时都可以再斟满。我们有时会在那个碗里放一桶五加仑的陈年威士忌,因为总是得给舞台工作人员留下大量的供应。

1882年的一个圣诞前夜,亨利·欧文在旧的牛排屋里举办了一场宴会。参与者都是埃伦·泰瑞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舞台监督洛夫迪的好朋友,还有其他人,一共二十几个。我们吃了一顿真正的圣诞晚餐:带香料的牛肉、烤牛肉、火鸡、李子布丁等等。一切都很完美,宴会结束后,一张轮盘赌桌出现在我们面前。然后,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每个人都被放置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不同面值的崭新钱币,价值五英镑。每个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赌钱,因为这样只是玩一玩,并没有侵蚀自身积累财富的风险。

两年后的圣诞节,我们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亨利·欧文安排了一个“暂停”的圣诞夜,邀请了100多号人到他住的蒙洪阿希拉宅邸共进晚餐。我们像往常一样,真挚地举杯祝酒,最后合唱了一首歌,在这首歌里,剧团里的每个成员都表现出了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歌舞能力。他们这是进行了一件黑人一般的娱乐活动,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天晚上大家喝了非常多的酒,因为威士忌是装在像脸盆那么大的大罐子里的,我负责用巨大酒碗调酒,所以我知道。

2、关于《科西嘉兄弟》这出戏,另一个重点是替身演员。在由一位演员分饰两角的戏剧中,通常至少会有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里这两个角色必须同时出现。为此,必须得找一个替身。在《科西嘉兄弟》中,如果剧里的双胞胎中其中一个看到旁人在看他的兄弟,就需要有不止一个替身。在兰心大剧院里,亨利·欧文的主要替身演员是之前的阿瑟·马提森,他虽然体格上比亨利·欧文小只得多,但在面部表情上有点像亨利·欧文。他坚信自己是亨利·欧文的替身,没有人能区分他们。这种信念是无穷无尽的玩笑的来源。

剧院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对亨利·欧文来说,观看甚至挑起这样的玩笑,是一种无穷无尽的乐趣。甚至亨利·欧文的儿子们,那时还都是小朋友,在精心的训练之后,也会走到马提森先生面前,握住他的手,喊他“爸爸”。在欢乐的舞台上,他们有二十来个体型和身份各不相同的替身,大只的、小只的、瘦的和胖的。在场景的最后,他们一起欢呼,这确实很有趣。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发生在这出戏演出的过程中。剧中在蒙吉隆男爵家里举行的晚宴,应该是一件非常“高贵”的事情,剧中的男客人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绅士,女客人是上流社会的淑女,如果对现实中的这两类人来说,一顿“丰盛”的饭菜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然而,由于大多数客人都是临时找的群众演员,很难抑制他们对食物的热情。

在剧中,当“仆人们”推开餐室的门,宣布“开饭啦!”的时候,“绅士们与淑女们”会像饥饿的土狼一样疯狂地冲向桌子。为了使他们愉快,面包与海绵蛋糕带来一种雕塑般的外观,或者诱惑的。香槟酒倒得很多,的确特别多,样子也挺逼真,整座房子里的都有剧院使用过的酒杯,人们对品牌与酒的猜测也不断涌现。

确实,媒体上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每晚的香槟花费数额巨大。实际上,提供的香槟是专门放在香槟酒瓶子里的柠檬水,并经过一番处理,让它看起来确实像香槟,拧开瓶塞就喷出泡沫。狂欢在夜间愈演愈烈,直到几个星期以后,剧中“法国的优雅贵族”表现出一种纯粹圣日耳曼郊区一般的饥饿。亨利·欧文仔细考虑了一下这件事,于是有一天他下令提供特制的食物,一部分用灰泥糊的,一部分则用纸浆做成。他吩咐道具管理员对件事保密,当然这番吩咐几乎是无必要的。

在剧院里,玩笑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从高管到低级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不用自己的方式去开玩笑。那天晚上,“法国的削瘦贵族”向他们的猎物冲去,他们全都突然中止,“客人们”发出许许多多惊讶和失望的叫声,舞台两侧的工作人员则强忍住笑声,这些参与了这场密谋的人们都在偷偷地从侧翼观望。那天晚上以后,扮演客人的群众演员们的餐桌礼仪有了显著的改善,所有的人都慢条斯理地拿起食物,以挑剔的眼光审视。于是多汁的海绵蛋糕又出现在适当的时候,毕竟,没有理由再上一堂反对贪婪的课。

我们与音乐家们的故事[]

1、1893年6月13日,当我们在上演《贝克特》的时候,阿里格·博伊托来到了兰心大剧院。我去了他的包厢,又在皇家包厢的小客厅里同他谈话。后来他来到舞台上看望亨利·欧文。《贝克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说,亨利·欧文是“他所见过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两个晚上后,也就是6月15日,他来到牛排屋吃晚饭。

2、 帕代雷夫斯基的演奏和他本人都很有意思。一天晚上,他来到牛排屋吃晚饭,亨利·欧文见过他几次,很喜欢他的作品。他主动提出为亨利·欧文可能正在创作的剧本进行一些音乐创作。1891年、1892年和1895年,我私下里见过他很多次,还听过他在海德公园平台的戈茨太太家演奏。在那些场合,他演奏了巴赫的《半音幻想曲》,莫扎特的一首插曲,肖邦的一首插曲和一首华尔兹。

这确实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场合。我记得有一件非常罕见的事,帕代雷夫斯基组成了其中一部分。当我们的剧团在纽约演出的时候,霍尔·凯恩也来到了纽约,他之前一直呆在加拿大,试图解决那地方的版权问题。1895年11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跟他出去散步,我们的目的地是第五大道,那时候第五大道是一个很不错的周日散步场所。霍尔·凯恩很快就被路人认出来了,开始有人说他“很像他的肖像”,由于他在美国极其畅销,就有路人开始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跟随他的脚步。这是人群的天性,他们会越聚越多,过了一会儿,我回头看了看,只见整条街上的人都跟在我们后面,人群越来越拥挤。我们就加快脚步,打算离开,但是尾随的人群保持着同样的速度。在第42街和第40街之间,我们遇到另一堆人沿着大路走过来,他们跟在帕代雷夫斯基后面,帕代雷夫斯基正和一位朋友一块散步。我们停下来开始交谈,于是,两拨人都挤了过来,因为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有趣场合,可以同时看到两个非凡的人。

费了好大的,我们才挤进一家旅馆,又从另一边离开,终于设法逃了出来。

对于公众而言,看到一群受欢迎的人总是有趣的事。在我自己的经验里,我遇到过许多次这样的例子,这是自然的,因为我在伟大的艺术家中间生活了25年以上。我还清楚地记得另一个场合:1887年6月初,一个可爱的周日下午,欧文在奥特兰兹公园举办了一个马车派对,我们在这地方跟他一块用餐。从伦敦出来的整条路都挤满了人,就像布希公园里的栗子一样满满当当。马车的车厢里坐着亨利·欧文、图尔与科迪将军(当时是上校),科迪的昵称是“野牛比尔”,这位科里奥兰纳斯式的人物在那年春天“像彗星一样”袭击了伦敦。当然,这群人激发出公众的兴趣,我们一路总是被不绝的赞叹伴随,有时也带着欢呼。

【注:野牛比尔·科迪是《德古拉》中昆西·莫里斯先生的原型】

3、1886年4月14日,李斯特神甫来兰心大剧院观看《浮士德》,并在牛排屋吃用晚餐。那时他作为利特尔顿先生的客人,住在对方位于西德纳姆的宅邸。那时,伦敦音乐界向老先生表现出狂热,所以当他来看戏时,绝对有必要守卫他。实际上,年轻一代中所有的真正音乐迷都想见到他,因为他们以前没有过机会,以后也不太可能再有。那时李斯特已经75岁了,几乎已经不再演奏,毕竟他演奏只是为了让自己或朋友开心起来。那天晚上,利特尔顿先生和太太,还有利特尔顿家的儿子与儿媳们陪着李斯特来看戏。

所以,有必要把所有可能打扰到他的狂热者都屏蔽掉——记者、怪人、签名收集癖、想在他的包厢里被人看到的私生饭——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个堡垒。在顶层的皇家包厢旁边的另一个包厢,由一道板子隔开,其中一部分可以拆卸。这个包厢在舞台前部装置之外。我们把这个包厢的门拧紧了,只有从隔壁的包厢才能进去。只有李斯特和其他几个人坐在这里,这是毋庸置喙的,因为利特尔顿一家中的某一位拿着另一个包厢的钥匙,如果未经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晚餐时,在牛排屋举行了一场有意思的宴会,在他们当中,此外还有戏剧派对,接下来是:埃伦·泰瑞、麦克斯·米勒教授、威克里夫勋爵和夫人、亚历山大爵士和麦肯齐夫人、阿尔弗雷德·库柏爵士、沃尔特·巴赫和巴赫小姐、莫雷尔·麦肯齐爵士、阿尔弗雷德·利特尔顿先生和夫人、奥古斯都·利特尔顿先生和夫人、威廉·贝蒂·金斯顿先生和夫人以及卡塞拉小姐。

艾伦·泰瑞面对亨利·欧文,而李斯特坐在艾伦·泰瑞的右手边。从我坐的桌子尽头的位置上,我不禁观察到到那两个人的侧影尤其相似。晚饭后,亨利·欧文走过去坐在李斯特旁边,这种相似让在场的所有人议论纷纷。亨利·欧文当时48岁,但他看上去仍然是个年轻人,头发乌黑,脸上没有一丝皱纹,那时他的脖子上也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而另一面,李斯特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他佝偻的双肩与长长的白发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家长制时代的人。尽管这样,两人之间的相似还是值得注意的。斯塔芬哈根弹了钢琴,但是大家都觉得,经历了漫长的一天的李斯特一定太累了,尽管都很愿意听他演奏,但是并没有开门见山。聚会持续到凌晨四点才结束。

我在日记上写道:“李斯特那张优美的脸——狮子般的面容——几个大疙瘩——老先生突出的下巴——肩头长长的白发——都喊他“大师”——年轻时一定非常强壮。非常甜蜜和简单的习惯。H. I.和他长得挺像——就像老朋友一样,他们精力旺盛地交谈着,虽然只能听懂彼此语言中的几个单词——却用了很多表情和手势来表达。非常有趣。”

翌日,亨利·欧文、弗洛伦斯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斯特拉顿街与安吉拉·库茨男爵夫人共进午餐,与李斯特会面。在午饭后,一大群朋友应邀去见李斯特。库茨男爵夫人若有所思地让人把钢琴从客厅里搬走了,免得李斯特一看到钢琴就以为要弹琴似的。过了一会儿,李斯特注意到钢琴不在,便对女主人说:

“我看到你的房间里没有钢琴!”

她坦率地回答说,她已经把它搬走了,这样他就不会被它引诱,除非他真的想弹琴。

“不过我想来点音乐!”李斯特说,并且继续,“毫无疑问,房子里是有一架钢琴的,而且很容易就可以搬过来!”

不一会儿,仆人们把一架大钢琴搬进会客厅,这架钢琴甚至值得李斯特的双手。接着,安托瓦内特·斯特林以她自己令人愉快的方式,唱了几首直击心灵的女低音歌谣。

“现在我要演奏了!”李斯特如此说。于是他弹琴,这音乐那么宏伟,让人无法忘怀。

4、据我所知,法国作曲家查理·弗朗索瓦·古诺先生只来过一次兰心大剧院。那是在1882年9月6日,《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个演出季的第一个星期。第三幕结束时,他拜访亨利·欧文的化妆室,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一直坐在那里聊天。古诺是个似乎能滔滔不绝地说出成形想法的家伙,他的话语一点也不显得拘谨或者是有预先准备的。看上去他都是在说心里话,但他有着很好的的习惯或条理,以致于让他的话具有准确传达思想的能力。古诺说的每句话都能够用速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如果要进行复刻的话,是不需要任何修改的,因为话语的形式、结构和用词都完完整整。聊了一会儿,亨利·欧文不愿意让他离开。当报幕员宣布第四幕开始时,亨利·欧文没有参与,他要跟古诺继续他说话。在第五幕的开头也是如此。当他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也就是要上舞台上出演关于药剂师的那场戏的时候,他要我招待古诺先生,直到他回来。我一直呆在化妆室里,亨利·欧文不在的时候,古诺可以和我聊天。

古诺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那时他正在谈论某个“伟人”,突然就停顿了,稍稍停顿那么一下,说道:“但毕竟没有真正的‘伟人’!他们是说出伟大事情的人!”

我问他,在他看来,他所作曲的,最好的歌词是什么。他几乎可以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啊,我们两个都可以!我从来没有不带感情地想起这句话!怎么能不这样呢?”

他念了这几句歌词,属于《圣者的悲剧》的最后一节:“

“在我们的巢穴里,在教堂墓地草皮上

我们的躯体,安息在宁静的大地的胸膛

灵魂与上帝同在。”

当他说话的时候,似乎越来越被那种情绪控制。讲到最后一行时,眼泪顺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古诺先生讲话非常专注和强调,很难相信他不是在唱歌,因为他口中说出的话语,和查尔斯·金斯利那首歌的效果是一样的,他的演讲就像音乐一般。

后来我问古诺先生,他认为谁是最好的作曲家。

“当然,活着的人除外!”我补充道。

他笑了,并且想了一会儿,回答说:

“门德尔松!门德尔松是最棒的!”接着,他又停顿了一小会儿,说道:“但只有一个莫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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