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關於亨利·歐文的個人回憶》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Henry Irving
挑選了其中一些章節翻譯，不定期更新
翻譯：時雨彈正
英格蘭之聲[ | ]
在1880年八月，亨利·歐文爵士與我去懷特島度短期假日，後來洛芙迪在那裏加入我們。
某一個晚上，在香克林鎮，我們晚飯後出去散步。當我們返回時，已經很晚了。
但是夜色太美，以至於我們在大樹下坐了一會兒——那棵樹位於溪谷的入口。
這是一個暗夜，樹下是濃重的黑色，如墨水一般，唯有我們捲菸末端的兩點紅色火星可以看到。那是社區自治運動的初期，我是一個信服者，他總是拿這件事取笑我。
這並不是說他自己有什麼政治主張——當然是在政黨觀點上。他最接近政治的觀點，據我所知，是他接受自己在革新俱樂部的當選。
但是他喜歡在任何事上「誤導」任何人,有時候為了達成這種事會經歷很長一段路程。
我們一直在談論社區自治，當然，為了他的目的，他對我採取了激烈的反對立場。
不一會兒，我們聽到一個警官慢吞吞地、規規矩矩、步伐沉重地走在路上。任何一個曾在城裏住過的人，都不會把這聲音聽錯。
亨利·歐文爵士轉向了我——我看到他的捲菸末端在移動，他帶着故作堅強的語態說——這是我已經識別出並且理解的。
「這一切都是多麼的安靜祥和！極其不同，我的男孩，它與可怕的政治衝突極其不同。這是給你上了一課。在這個安靜的地方，遠離城市的喧囂，在平靜的海邊，擁有思考的機會！在這裏，你不會看到人們用痛苦的思想與暴力的行為來折磨自己的生命。相信我，在英國的統治下，可以發現英國輿論的內在本質！」
我什麼也沒有回答，我知道他的把戲。沉重而平靜的腳步越來越近了，亨利·歐文爵士繼續說：
「啊！有位'英格蘭之聲'來了，現在只需要聽和學習！」然後他用慈祥友好的聲音對那個夜色中看不清的警官說：
「告訴我，警官先生，你對於愛爾蘭問題的觀點是什麼？」
回答馬上就來了，嚴厲而又充滿了壓抑的感覺，用一種「不可能出錯」的口音說：
「（方言）哎嘞，鵝滴神誒，這全怨鵝們則個英國。」警官的方言發音，仿佛舌頭被斧頭砍斷過。
從他後來的談話中——當然是在亨利·歐文爵士引導他說出那幾句話之後——人們就會認為亨利·歐文爵士的性格刻薄而無情，並且叛逆。
而我得出的結論是，地方自治對這位警官來說無足輕重，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抗英志士。
此後的許多天裏，每當亨利·歐文爵士開始拿社區自治開玩笑時，我就設法把「英格蘭之聲」代進來。
有趣的小故事幾則[ | ]
「地域黑」：
在1893-4年我們在美國遙遠的西部旅行的過程中，我們經歷過一段有趣的見聞，亨利歐文爵士不時地向他的朋友們津津樂道地講述這段見聞。
從三藩市出發，我們去了塔科馬和西雅圖，這是普吉特海峽上的兩個城市，這兩個城市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在西雅圖，我們正沿着主街散步，突然看到一家藥店窗外有一群人，我們走過去看了看原因。整個窗戶都被清空了，鋪滿了白紙。在中間的一個小平台上，擱着一隻巨大的熱帶美洲角甲蟲，從觸角到尾巴足足有三英寸長。在它的後面，立着一張巨大的卡片，上面有用蘸水筆寫的大號字體： 「塔科馬常見的床虱。」
威士忌蘇打「藥水」：
我們去了格雷夫森德，軍艦停了下來，年輕的軍官們迎接我們登船。 從水兵到軍官，船上的每個人的眼睛都在閃閃發光。當亨利歐文爵士說着親切的問候語走過人群時，擁擠的人群人看起來好像只有紀律在約束着他們。 我們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
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個小事件的一名參與者，這件事，顯示出了英國海軍和美國海軍的紀律不同。
午餐時，我拒絕了可能引起痛風的酒，我想喝點自己要喝的。 於是有人問我想喝什麼。當我說一杯威士忌蘇打的時候，負責招待我的那個軍官拉下了臉說: 「我很抱歉，老夥計，但你不能這樣。我們軍艦上不准喝烈酒。」
我當然說沒關係，我要喝杯酒。這杯是為我倒出來的，就在我旁邊。
我們正在談論別的事情時，坐在我另一邊的軍官突然說: 「看啊，你怎麼了?你臉色蒼白!你不舒服嗎?" 然而，在6月那個炎熱的日子裏，我感到一點也不蒼白。
陽光照射在水面上的熱量似乎穿過了開放的港口。 但當他說我是時，我等待着事態的發展。這位軍官非常關心地看着我，轉身對那個招待我們的人說: 「告訴事務長去問醫生過來！ 」
醫生來了。 「我擔心布拉姆·斯托克先生不舒服。你最好去看看他!」軍官說。
醫生摸了摸我的脈搏，就像沒有注意到酒杯似的瞥了一眼我的旁邊，拿出他的記事本，寫了一張處方，遞給了事務長，讓他給藥劑師送去。
不一會兒，「藥水」就送來了，我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但它嘗起來的確非常像威士忌蘇打！考慮到艦上醫生的醫術和軍官的關切，我可以說，在我慢慢地吞下它之後，我確實感覺好多了。
三浦先生：
1897年，我們在芝加哥參觀軍艦，三年以後，我們對另一艘軍艦也進行了類似的友好訪問。這是日本的富士號戰艦。 在那些日子裏，日本剛剛開始從陽光燦爛的海岸步入偉大的世界。她意識到自我保護的必要性，並在亞瑟港用現代化武器展示了她的戰鬥力。指揮富士號的三浦艦長被任命為要塞司令。 亨利歐文爵士認為，邀請觀眾來看舞台劇是好客的。4月2日晚上，三浦艦長和他的軍官們過來了。然後開演《理查三世》。因此，亨利歐文爵士晚上的時間，從始至終都會被佔用，因此他沒有親自會見客人的機會。 所以我不得不做副主持人，聚會舉辦地是皇家包廂和旁邊的一個包廂，這兩個包廂是為這個場合製作的。
在這齣戲的第三幕之後，我們都進入了「威爾斯親王的房間」，這是連接皇家包廂的客廳，大家一起喝葡萄酒，吃點吐司。 此乃「英日同盟」 。
亨利歐文爵士與壞猴子喬克[ | ]
下午我們都去了貝爾維尤花園，去看一隻很棒的黑猩猩，「喬克」，它是一隻厲害的動物，甚至比「莎莉」還要聰明。莎莉當時是攝政公園的動物園裏最可愛的公共寵物。 艾倫·泰瑞和我們一起過去，還有從倫敦來的科爾尼斯·卡爾。
喬克肯定是個不同尋常的動物。它騎着自己的三輪車在操場上兜風！它用刀叉勺吃乾淨盤子裏的食物！它睡在一張鋪着床單和毯子的床上！它抽煙！當它能夠得到酒的時候，它會喝光！它最喜歡的酒是摻了檸檬水的波特酒，不得不說它在這方面的喜好非常保守。的確，在這種情況下，這幾乎會引起一場可怕的悲劇結果。
我們走進了一處靠近飼養員屋子的小房間，它是一種普通的茶點室，四周有木製長凳，中間有一張桌子。 喬克抽着它的香煙;接着，它的烈酒被混合在一起，這引起了它極大的興趣與焦慮。飼養員遞給它一隻酒杯，它用兩隻爪子緊緊地握着它，同時它還做了一些手勢表示感謝。
亨利歐文爵士對飼養員說:「現在，它會給你一些酒嗎?」
飼養員搖搖頭回答: 「他不喜歡，但如果要求問它，它會的。但我必須小心。」
飼養員要求喬克，它很不情願地讓他拿走這隻大玻璃杯，爪子跟隨着杯子。喬克的胳膊從籠子裏伸出來，離它越來越遠，但爪尖總是靠近玻璃杯。 飼養員只是把杯子的邊緣放到嘴邊做做樣子，然後迅速地把杯子遞了回去。 這猴子表現得相當克制，當它把酒杯安全放回去時，顯得非常放鬆。
然後亨利歐文爵士說:「讓我看看他是否會給我一些！「 飼養員對猴子提出要求，並且眼睛一直盯着它。 亨利歐文爵士從猴子顯然不情願的爪中接過酒杯，舉到自己的嘴邊。 作為一個比飼養員更會「裝裝樣子」的舞台劇演員，他「裝裝樣子」更有真實感。
猴子一看到他心愛的酒被別人拿走，就變成了一頭凶獸，一個只副其實的紅眼惡魔。它突然發出一聲可怕的尖叫，伸出雙臂，其中一隻掐向亨利歐文爵士的脖子，另一隻抓住玻璃杯。 這場景讓我們都嚇得喘不過氣來，面色發白。那動物是那樣的強壯，那樣的野蠻，在舉起一隻爪子之前，它甚至可以把別人的氣管扯出來。 幸運的是，亨利歐文爵士本能地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突然，他對着猴子的臉大聲尖叫，似乎要把那動物往後推去。與此同時，他把猴子拿着杯子的另一隻爪子推開。
那隻猴子鬆開了亨利歐文爵士，以驚人的速度跳回了那張寬大的桌子，它仍然保留着坐姿，露出牙齒，同時用可怕的鳴叫表示它的憤怒。
在此之前，我們第一次走進房間時，它幾乎把艾倫·泰瑞嚇得半死。她在牆邊的長凳上坐下來時，猴子看着她，似乎被她金色的頭髮吸引。它走過來，在她身邊的長凳上坐下來，轉過身來，把頭放在她的膝上，抬起頭來望着她，同時伸出它的爪子，大得像人類的手，又黑又亮，好像戴着殯儀員的葬禮手套。她低下頭，看見了它的眼睛，嚇得尖叫着向門口跳去。猴子笑了，它有一種它自己的幽默感，雖然這種幽默感並不高級。
過了一會兒，猴子又恢復了好脾氣，原諒了我們大家。當我們繞着花園走的時候，它騎着他的三輪車和我們一起來了。猴舍里有一個大籠子，大得像一個普通的房間，這裏有許多別的猴子。喬克就這樣開始拿它們尋開心了。它拿着一根棍子，站在籠子旁邊，拼命地錘打鐵柵欄，同時發出可怕的吼叫。 在這時候，它會笑着回頭看我們，好像在說:「看，我讓這些低等的生物多麼害怕啊!」 而別的猴子驚恐萬分，蹲在大籠子最遠的角落顫抖。
令人難過的倒彩[ | ]
據布拉姆·斯托克所描述： 當亨利歐文只有二十一歲時，作為在淡季的臨時舞台劇演員，他會把握任何機會的工作。他收到皇后劇院的經理哈瑞韋伯先生的聘請，對方讓他在愛丁堡劇院工作幾個星期。他欣然接受了，並在適當的時候出現。 他當時並不知道——儘管後來他以驚人的速度了解到，有人想讓他代替一個當地的知名舞台劇演員，因為某種原因，這個人之前被迅速解僱。
公眾對新來的舞台劇演員表現出極大不滿，這是毫無疑問的。從他開始履行合同的第一天晚上，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起，一直到快結束的時候，他的每一句話都不可能不被打斷。噓聲和跺腳聲、喝倒彩和棍子的砰砰聲是他說台詞的慣常伴奏。 對一個演員來說，沒有什麼比被喝倒彩更致命的了。這不僅阻礙了他的藝術努力，而且傷害了他的自尊。這種表現是對他自己、他的力量、他的藝術的否定。這是一個對藝術家的謀殺，帶着更多的羞恥感。 在亨利歐文爵士的例子中，在皇后劇院的表演里，觀眾最後也用一些可恥的公平競爭的殘餘對待他，在他表演的最後兩個晚上對他很好，並為他歡呼。
這顯然是為了證明他們的抗議不是針對他，儘管他是受害者，觀眾只是要對付任何一個可能代替他們喜歡的舞台劇演員的人，因為他們認為這種事讓他們喜歡的舞台劇演員感到受傷了。他們不可能是在針對替代者的演技發出噓聲或喝彩聲，因為他們除了在自己的喧鬧聲中停頓一下外，從來沒有聽到過他的聲音。但對他來說，效果是一樣的。
亨利歐文後來的自述：
「我確實有過一段相當痛苦的時光，和圖爾先生一樣，我也曾因為劇場裏不合時宜的情緒而遭受過許多痛苦。大概在1859年，我還是個年輕人的時候就是這樣。我得說，有一次我被派去履行在皇后劇院為期六周的合同。皇后劇院是愛爾蘭首都的一個小劇院。 那時我剛離開愛丁堡不久。我完全恢復了正常，準備好了扮演我的角色。但令我吃驚的是，當我出現在舞台上的那一刻，走廊上的觀眾和觀眾席上的觀眾就發出了一聲咒罵。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裏，完全不知道自己冒犯了什麼人。我的面前是一群憤怒的愛爾蘭聽眾，他們大聲喊叫，打手勢，可能還罵罵咧咧，用各種各樣的方式表示不贊成我的出現。 我被我遭受的「熱情」接待驚呆了……我只得在一片持續不斷的喝倒彩——噓聲、持續到喧囂、嘶嘶聲和所有一致反對的聲音中完成了我的角色。那是一次不愉快的經歷! 這種狀態持續了六個星期。我和你一樣，沒有任何過錯，無論如何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我沒有傷害任何人，沒有說過侮辱人的話，我演得還不錯。然而，在這段時間裏，我每天晚上都要呆在一個似乎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對我的反感上的劇場裏，我處於觀眾的獠牙利爪之間。」
因此，這位遭受了不應有的痛苦的舞台劇演員記起了那麼詳盡的細節，也就不足為奇了。儘管時間已經過去得太久了，以致於他差點弄錯了年份。難怪煉獄之苦似乎持續了一半的時間，比實際持續的時間要長。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早已不在他的腦海里了，他已飽餐了成功和讚揚的盛宴，但是那個月的痛苦，那種苦痛，依然留在他的記憶之杯里。
舞台劇演員永遠不會忘記喝倒彩！科洛·德·赫波依斯曾經在里昂被人噓過。他忘記了嗎? 亨利歐文爵士自己痛苦的經歷一直盤旋在他的腦海里，這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多年以來，當他告訴我1860年3月12日他是如何在哈姆雷特里扮演萊爾提斯時，他甚至都沒有對我提起這件事。在經歷了四分之一個多世紀的成功之後，他甚至連提都不敢提。甚至連他自己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這件事上是無辜的，也不能平息他每次想起這件事時所引起的精神上的不安。
小事幾則[ | ]
1、假學生
在那些日子裏，亨利歐文和我總是兩個人，經常在那些餐館裏吃晚飯，那是都柏林社交生活的一個著名特點。以前沒有現在這樣多的俱樂部，不過有一些館子，晚餐可以在裘德、伯頓·賓頓、科利斯這幾個地方解決。後者以熱龍蝦和其他美味佳餚而聞名，燒烤也很不錯，所以我們經常去那裏。
那時候，亨利歐文在都柏林很受歡迎，自從1876年他在學院和大學之夜的演講之後，他的名字就和學校聯繫在一起了。所有的大學生在他身邊都是天生享有特權的人，所以任何一個想冒充大學生的人都是如此。作為一個大學生可以很容易地與他認識。 餐館的服務員對他非常尊敬，他們對冒充學生的這種做法很反感。 我們在一塊的一天晚上，一個人走過來，自我介紹作為三一學院的學生，然而，他錯誤地稱學校為「Thrinity」。 對此，亨利歐文並沒有表現出預料之中的懷疑態度，而是友好的對待那個「學生」。我靜靜地看着，很享受這個場景，希望它能以一些有趣的事情結束。 這個假學生已經實現了他的目的，他想在他的朋友們面前炫耀一番，這些朋友們都是和他一樣的人，在另一張桌子前咧着嘴笑。
當假學生朝他們走過去時，一直在我們周圍轉來轉去等機會的服務員——他的餐巾像惠斯勒的蝴蝶尾巴一樣，用一種溫和的製造敵人的藝術，富於表情地眨了幾下眼，彎下腰來，對亨利歐文匆匆耳語道:「他說他是一個大學生，其實！他是個騙子!他只是想藉此做個廣告！」
2、那個星期的一天晚上，亨利歐文和我一起在我的房間吃晚飯。我們單獨在一起，自由自在地與對方交談。他談到了未來，談到當他擁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劇院時，他將努力做些什麼，在那裏他將成為唯一的主人。當時他和貝特曼女士處於一種非正式的合伙人關係中。
當然，他有一種有限的想法的感覺，這種想法在面對關於利益和責任分享的時候是必須存在的。 他對目前的困難直言不諱，儘管他說得很溫和。我有一種模糊的想法，事情正在朝着一個方向發展，在一年之內就被會宣佈。他談到了一件事，在我們見面後不久，他就曾暗示過:我應該放棄我當時擔任的公職，與他分享他的財富與事業，讓他擁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劇院。我心中漸漸產生了希望，希望有一天，他和我可以共同努力，達到我們都相信並珍視在我們心房裏的目標。1877年11月22日晚上，我在日記中寫道: 倫敦近在咫尺。
3、斯托克對旁人提出的撰文要求的回應：
「對不起，我做不到。幾年來，亨利歐文和我的關係是如此密切，以至於我寫的任何關於戲劇主題的文章都可能被認為是他的意見或願望的反映。由於我們在事業上有聯繫，除非我們有相同的觀點，否則我不會寫任何關於舞台的東西。我們是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想要遵守這條規則。否則，這對他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可能會因為一個他不贊成的意見而引起某種形式上的反感。事實上，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
三件有意思的事[ | ]
斯托克救場記
1月19日早晨，《李爾王》進行了六十天之後，我收到亨利·歐文一條匆忙的便簽，是用鉛筆寫的，要求我儘快去看看他。
我趕到他的房間，發現他病了，確切來說是流行性感冒，完全說不出話來。這是流感的早期症狀之一，其表現非常突然。
他病得很嚴重，無法從枕頭上抬起頭來。只能在一張紙條上寫道:「今晚不能演了，最好讓劇院關門。」
「不！」我說，「除非你命令我關門，否則我是不會關門的。我永遠也不會！」
他虛弱地笑了笑，然後寫道:「你打算怎麼辦？」
「我不知道，」我說，「我馬上去劇院。」 幸運的是，今天是綵排日，所有人都會到場。
他又寫道:「試試讓維津先生來吧。」
「好吧。」我說。 正在這時，艾倫·泰瑞走了進來，亨利·歐文已派人把話告訴了她。
當她知道他的情況有多糟糕時，她對我說:「你當然會關閉劇院的，布拉姆。」(我們在舞台上經常使用教名互相稱呼)。
「不!」我又說。
「那你怎麼辦?」 「我不知道。但是我們會去演出，除非——當然是你要放棄的時候！」
「你不知道嗎？我會負責任何事的！」
「我當然知道！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這是一種瘋狂的推測，因為實際上連舞台監督洛夫迪也生病請假了。 在這段時間裏，亨利·歐文聽到了每一個字，在他因疾病導致的痛苦中，他露出了一絲微笑。 他從來就不喜歡聽到任何人放棄，我想，知道事情正在發展，他多少感到高興。
我立刻去了維津先生的公寓，但他不在城裏。 當我到劇院時，所有的人都在那裏。我問特里斯先生他能不能演李爾王。他說沒有，說他根本沒有研讀過那部分，還遺憾地說:「我只希望我已經研讀過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教訓。」
然後我問劇院裏的所有人，他們中是否有人演過李爾王或者會演李爾王，但是沒有肯定的回答。其中有w·j·霍洛威先生，他扮演過肯特的角色。他是個老演員，也就是說，那個演員在年紀上足以扮演一個中年人的角色。 我知道，他曾在澳大利亞自己的事業里扮演過所謂的主角，在那裏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我問霍洛威先生那天晚上能不能負責那部分。如果是這樣，我應該在演出前請求觀眾諒解這一緊急情況;然後他會在第二天晚上「沒有台詞提示」的情況下演出。 他回答說他寧願等到第二天晚上，那時他就可以出演了。
對此，我回答說，如果我們晚上關門，在亨利·歐文能夠恢復工作之前，我們不應該重新開門。 霍洛威先生想了一會兒說:「當然，任何人都能讀懂這一部分。」
「那麼，」我說，「你今天晚上研讀它，明天再出演好嗎?」 他回答說他願意。
於是我對他說:「好啦，霍洛威先生，請你考慮一下，從現在起直到開演為止，你是劇院的頂樑柱。如果您需要什麼幫助或方便，請訂購，你有全權。亨利·歐文的化妝師會給你化妝，而裁縫會為你修改任何衣服。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現在排演，或者在演出前的晚上排演。或者一整天，如果你願意。」
「我想，」霍洛威先生停了一會說，「我最好還是回家去，把那些字詞找出來。我對這一行非常熟悉，因為我參加過所有的排練。」
所幸那次演出非常成功，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次演出，看着舞台，我真的很激動，因為我一直從側面看着這一切，就像母雞看到它幫忙撫養的小鴨鴨搖搖晃晃地跳進溝里一樣。這就像看橄欖球比賽，當一個人帶球跑到一個觸地得分點後，他的球隊的所有邊鋒都緊緊地跟在他後面。如果他願意，他就不會失敗。他們千方百計支持他。信號來得又快又有效，沒有時間猶豫或忘記。如果有哪個年輕人被這個嚴肅的場合弄得心煩意亂，忘記或耽擱了他們的表現，就會有另外一個人代替他們解決問題。這齣戲很快就演完了，唯一不同的是，雖然中場休息時間與之前的六十場演出一樣長，但演出時間其實短了大約二十分鐘。
指指點點
1882年10月22日，亨利·歐文在加里克俱樂部的一間私人小餐廳給探險家斯坦利先生準備了一頓小晚餐。其他客人包括喬治·奧古斯都·薩拉、埃德蒙·耶茨、紐約的E·A·巴克上校、畢格羅先生(當時是美國財政部的英國特工)、H·D·特雷爾、克萊門特·斯科特、約瑟夫·哈頓、T·H·S·埃斯科特、弗蘭克·C·伯恩蘭德、W·A·伯德特-庫茨、J. L.圖爾和我一共14人。 那是斯坦利先生在非洲探險之後的事了，他後來以《最黑暗的非洲》的名義記錄了那次探險，後來又為布魯塞爾非洲國際協會到剛果地區探險。他已返回布魯塞爾和倫敦作短暫訪問，並且在比利時與國王就剛果自由國家的建立進行了多次磋商。在場的每個人都急於想聽聽他要說些什麼。
對於亨利·歐文，當他選擇這樣做的時候，是最擅長刻畫出任何一個人的，要注意他的引導能力。 這的確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夜晚，因為晚飯後我們一直坐在那兒，一直坐到凌晨四點鐘，而探險家大部分時間都在那裏發言。探險家總是很有趣，有時我們都被他迷住了。 探險家有一種奇特的態度，雖然當時不像後來那樣引人注目。他說話慢條斯理，深思熟慮，甚至在那個時候，他那種小心翼翼、自我克制的習慣似乎已經吞噬了他的骨髓。探險家那張黑黑的臉突出了他那慢條斯理的講話和有分寸的口音。探險家會對一切都看一眼，接受這些事實，並吸收它們，以高度、寬度、深度和比重來衡量其特性。在他的能力範圍內，形成意見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如此之準確，以至於基於他所看到的東西的意圖似乎不是跟隨接受程度，而是與接受程度相一致。
讓我舉一個例子:在場的人中至少有兩人似乎不準備單純地相信探險家。 當然，他們沒有說一句話來破壞這種氣氛，也沒有明確表示懷疑。但至少有疑問，其中一個人沒有證據就能讓人感覺到。我對這兩個人都有了解，我覺得這只是他們對未知事物態度的一致表達。據我所知或現在所知，這兩個人對探險家來說都是陌生人，不過他們的名字當然是熟悉的。
當然，從亨利·歐文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他明白這件事，當時我坐在他的對面。亨利·歐文和我是那麼形影不離，以至於在幾年後，我們之間心有靈犀。我們可以互相讀出眼神與小動作的含義。我有時候也看到一些夫妻之間有這種能力——當他們一起居住過很久，還是好朋友，習慣了一起工作並且互相理解。 亨利·歐文有一種冷嘲熱諷的幽默感，這與他在他們面前推理數據的直覺能力相結合。
他向我右邊的座位瞥了一眼，似乎在說:「看看耶茨和伯恩蘭德。斯坦利馬上就會找到他們！」 毫無疑問，探險家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關注那兩個人。
探險家描述了與比利時國王就新國家的財政問題進行的一些會談，以及出席會議的一小部分金融家是如何製造負面困難的。他講話的方式是這樣的:「在他們當中，持懷疑論者可能是你，或者你！」 就在探險家說話的時候，他隨意揮手，對人指指點點，完全沒有看自己指的是誰，就好像隨機選擇一般。 這種意味是如此明顯，在這一瞬間，所有的其他人哄堂大笑，就跟事先約好了似的。
「鶴立雞群」
假面舞會是一個可以玩得很開心的場景，而且場面很大，可以額外容納儘可能多的人參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在辦公室里放了整整一個架子，架子上放滿了骨牌、面具和耷拉着的帽子。這樣一來，任何沒有別的事可做的人，可以迅速好好收拾一番，以合適的樣子出現在現場，並且不會被認出來。其實四十年代風格的男子漢裝束，和現在也區別也不是很大，而且一張簡單的骨牌就可以符合要求。
我永遠不會忘記，在開幕幾個晚上之後，我自己出現在那裏的時候。 在這其中，我們還邀請了一群小丑。他們有八個，全英格蘭最好的，此時離啞劇表演的季節還很遙遠，因此他們可以利用他們的閒暇時間。當然，根據先前達成的協議，如果別處需要他們的演出，他們也會做出調整。 這些人有自己的特殊舞蹈，在現場總是特別的存在。此外他們玩他們能玩的任何惡作劇，跑來跑去，取笑別人，爬進箱子裏，然後把別人拖進來，或者把他們扔出去，這樣的惡作劇和有趣的事情會給這類場景增添生氣。 當我在小丑們中間「冒險」時，他們認出了我，於是在我身旁圍成一個圈，像魔鬼一樣跳舞。然後他們抓住我，讓我轉過來，簡直就是在把我當球扔，把我從一邊扔到另一邊，前後拋來拋去。 有時他們會把我猛推地到舞台腳燈前，這甚至讓我喘不過氣來。但是，他們從不會讓我掉下去，也不會放開我。我不得不佩服他們的體力，以及他們在自己的手藝上的敏捷和靈巧。 第二次我走過去時，我避開了小丑，一路往後台去。但即使在這裏，另一種造成歡樂的因素也不可避免。
我正躲在後面，亨利·歐文急急忙忙走上舞台，向右上方的入口走去。 當他看到我的時候，他臉上的熱情和嚴肅瞬間消失了，他的笑聲爆發出來，幸運的是觀眾沒有注意到他——他背對着他們。
我跟在他後面，問他怎麼回事，因為我自己完全摸不着頭腦。
「我親愛的男孩!」他說，「是你!」
然後，他是這樣回應我的表情的。
只見他解釋道:「你不記得我們是怎麼安排的嗎？這齣戲演得很精彩，為了增加場面效果，我們要打扮好小個子的臨時演員，那是一堆小男孩和小女孩，還有小朋友們都穿着一樣的衣服，保持在自己的區域。然而你站在孩子們中間，個頭有那麼——高。」
確實，我身高一米八九。
「還拿着那張大骨牌，戴着那頂飾有羽毛的大黑帽子，真是完美闡釋了什麼叫鶴立雞群！」他又無法控制地大笑起來。
最好的亨利·歐文[ | ]
最最好的亨利·歐文
亨利·歐文，又高又瘦，禁慾系氣質，優雅的紳士做派。他的面容是那麼的高貴，那麼的睿智，在任何聰明的人的集合中都能脫穎而出。我曾陪伴亨利·歐文在牛津、劍橋、都柏林、愛丁堡、格拉斯哥、曼徹斯特、哈佛、哥倫比亞、普林斯頓、芝加哥等許多大學進行講座。當他招待上流社會各種各樣的訪問時，我一直支持他。
我想我我見過大多數情況下他的樣子，在這種條件下，人可以與人相比較。但我覺得沒有人比他的外表、舉止和氣質更好了。 那麼，如何將他對觀眾的消遣與這種對立面相調和，使得個人的不協調的感不會影響到他的目的。這一定是靠某種奇特的絕技才能完成的，這種特別的努力，雖然其本身的方式是對已經贏得的聲譽的一種危險的嘗試，但也有其自身的魅力。人類總是想要攀登，即使攀登的唯一魅力是困難和危險。
「你看，」他有一次對我說，「視角是屬於對比和並列的問題。你可以通過在任何東西旁邊放一些更小的東西來放大它的外觀，反之亦然。當然，你必須為被對比的物體選擇一些常識認為至少是一種標準尺寸的東西。把一個人放在娃娃屋的旁邊，不會讓他看起來很大，因為你知道娃娃屋很小，而且這種對比的感覺不會讓人感到驚訝。對於旁觀者來說，所謂比較非得是無意識的。」
關於舞台劇的討論
亨利·歐文對這部舞台劇的最初選擇，屬於舞台劇演員對自己作品的特殊藝術感的客觀經驗。歐文知道這齣戲會成功。它既不是猜測，也不是希望，也不是樂觀天性的任何其他表現。如果貝特曼女士在1872年的商業危機中不允許他出演它，他肯定會在別的時候扮演。
對於一個舞台劇演員來說，很難解釋這種藝術的意義是什麼，或者它是如何給那些有這種天賦的人帶來信念的。當然，任何一個不是舞台劇演員的人都不能嘗試這個任務。
在我與亨利·歐文持續四分之一個世紀時間的親密關係中，當他向我吐露他意圖的開端，並讓我觸碰他的心靈，當這種意圖一開始是確定的，然後是喧囂的現實。據我所知，他在幾個角色上都有自己的成功之道。例如： 1885年，亨利·歐文安排好了《奧利維亞》，並親自扮演普里姆羅斯博士的角色。我很久沒有看過艾倫·泰瑞在約翰·黑爾的指導下成功演出的那出舞台劇了，除了劇本以外，我對這個角色能表現一個演員的出色之處沒有任何感覺。但亨利·歐文也沒有看到。他除了照本宣讀之外並沒有做別的，但他對自己所能做的一切感到十分滿意。從報告中他當然知道艾倫·泰瑞會沒事的。 就我個人而言，我看不出維卡這個角色有什麼了不起，因為亨利·歐文是個了不起的舞台劇演員，我盡力勸他不要演這個角色。
「把倫敦最傑出的人找出來，或者不惜任何代價，」我說，「但不要冒險，就像你已經演完了一切，並且表現得很好!」
亨利·歐文以他體貼入微的甜蜜態度回答我:「親愛的男孩，一切都好！我能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我不能隨心所欲地扮演維卡，我就會覺得自己不懂現在的行當，我真的這麼認為！」 這句話說得既不蠻橫無禮，也不自以為是，而是一種有條理的沉靜，這種沉靜總是令人信服的。任何真誠對待亨利·歐文的人，都會得到對方真誠又富有同理心的回饋，甚至亨利·歐文對待反對意見也是如此。當一個人既無所畏懼又真誠時，他就獲得了亨利·歐文更多的尊重。
1885年出品《浮士德》時，我又開始產生了嚴重的懷疑，懷疑我們是否有理由對它的成功抱有不切實際的希望。 玩這部作品進行的準備，是一項龐大而昂貴的工程，隨着裝飾、建築體量和表演的增加，到了那個時候，關於現實是否能證明想像是合理的這個問題，也許在所有這些不確定界限的活動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對我來說，這種感覺在部分排練的那個晚上達到了高峰，我們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的那場戲開始了，所有的工作人員、伴舞以及大部分角色都穿着戲服。那時候，和以後一樣，是一副美妙的景象，充滿了想像、集群、光明、行動，以及所有不受拘束的惡魔附身帶來的奔騰、旋轉和災難勝利。 但這一切看上去都那麼冷冰冰的，那麼缺乏真實感。
這一幕結束後，天還沒亮，我就在亨利·歐文的化妝室里和他聊了起來。在回家之前，我們在那裏一起吃三明治和其他食物。我表達了我的想法，我們不應該在這齣舞台劇上佈置太多。畢竟，它可能不會像我們一直以來那樣受到公眾的歡迎。 畢竟，它可能不會像我們一直認為理所當然的那樣受到公眾的歡迎。難道我們不能安靜地準備些別的東西嗎?這樣我們就能找回自己，以防它不是我們想像中描繪的那樣。我還認真地引用了其他關於審慎的戲劇管理的論點。
亨利·歐文聽着，嚴肅地掂量着我說的一切，然後他溫柔地回答了我： 「這些都是正確的。但在這種情況下，我毫不懷疑。我知道這齣舞台劇可以。今天晚上，我想你並不能夠作出準確的判斷。你正在形成一種較大的意見，主要是由於這一幕的影響。至於今晚你完全正確，但是你沒有看到我的演出服。我不願意穿它，直到它所有剩餘部分都完成，然後你就知道為什麼了。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刻意保持着那灰綠色。當火紅的演出服出現在它中間的時候，請記住，它的顏色將會因為這束光而變得更加鮮艷，它將以一種你做夢也想不到的方式把整個畫面結合在一起。事實上，我自己還很難意識到這一點，儘管我知道這是對的。你也會看到，艾倫·泰瑞的白裙子，甚至她化妝在喉嚨上的那道紅色傷疤，將在閃電效果的混亂中顯得多麼顯眼！「
從一開始，亨利·歐文就在自己的內心深處，用他豐富而有效的想像力看到了所有這些畫面和事件，所有這些工作都已完成，但即將達到頂點。
亨利·歐文與小動物[ | ]
第一則：
幾年前，亨利·歐文爵士遇到過一起猴子事故。那是1887年6月16日，我們去埃文郡的斯特拉特福德，第二天他要在那裏為一處噴泉剪綵。
我們幾個人與C.E.芙拉沃先生在一塊，他美麗的房子位於埃文河岸。在他的溫室里，有一隻未馴化的猴子。它並不是很大隻的品種，但是對一隻野猴來說，蓄積了足夠的怒氣。
當我們飯後在那裏抽煙時，我們團隊裏的弗蘭克·馬歇爾，過去刺激那隻猴子。猴子因為弗蘭克·馬歇爾噴在它身上的煙圈而大為光火，它如此劇烈地搖晃着籠子以至於我們覺得籠子就要倒了。
我們勸弗蘭克·馬歇爾離開這裏。這個時候，亨利·歐文爵士——他特別喜歡動物，走過去試圖安撫這隻猴子。
然而，猴子這東西是區別不了好或者壞的態度的。當亨利·歐文爵士彎下腰，說一些溫柔的話語時，突然，猴子的胳膊猛地從籠子縫隙里伸出來，抓住亨利·歐文爵士的頭髮，將他的頭往籠子拽，猴子的爪子也亮了出來，指向亨利·歐文爵士的眼睛。
這是個令人着急的時刻。但是，很快地，由於亨利·歐文爵士突然發出的肺活量爆滿的尖叫聲，猴子被嚇得立馬鬆開了他。
第二則：
亨利·歐文爵士熱愛所有動物，而且，據我感覺，他對寵物跟野獸一視同仁。
我記得某次，在巴爾的摩，確切來說是1990年新年的時候，我們去海根巴赫的動物園，這地方正處於冬天季度。
大廳非常寬闊，它的形狀是一個巨大的全景建築，這種構造在美國特別受歡迎。
那裏有好幾頭很好的獅子，亨利·歐文爵士對其中一頭很感興趣。
那頭獅子是個優美的非洲動物，年輕而且狀態好，有着華麗的鬃毛與眉毛，無論什麼美麗的毛髮都屬於獅子。它在籠子裏安靜地睡着，頭頂觸及欄杆。
飼養員認出過來的是亨利·歐文爵士，於是熱心的過去談論與介紹一些事。亨利·歐文爵士開始向飼養員提問，關於獅子是否是溫和的動物等等。
飼養員說，動物園裏的獅子是溫和的動物，可以要求它站起來展示自己。
然而，飼養員這樣做的方法，是我見過的最不體面的事情。他完全沒有考慮到獅子的自尊心，也沒有考慮到獅子是否舒服。
飼養員抓起靠着籠子的一把掃帚，這把樺木掃帚末端不是有彈性的樹枝，而是用鋒利的刀子切成的細枝。那是一種擦洗掃帚，如果用來擦普通的地板，將會讓其表面剝離。
飼養員抓住掃帚，用他能使出的最大力氣，粗魯地將掃帚戳向那隻獅子的臉。
我想，面對這可憐的動物遭到的粗暴對待，沒有任何人會冷冰冰地移開視線。更何況，飼養員在每次對獅子提出要求——站起來或者跳回去之前，都會重複上述舉動。
面對此場景，亨利·歐文爵士非常憤憤不平，他慷慨激昂地訴說了自己心中所想。我覺得，飼養員只是表面上謙恭地與他對話。
飼養員的語氣十分誠懇，但是卻說：
「這都是非常正確的，亨利·歐文爵士，但是這些對獅子都不可能奏效。只有一種東西能得到這動物的尊重，那就是武力。您對我對待獅子的方式發牢騷，但是這樣早晚有一天會救我一命。要是不讓它表演，可就不值得一個星期的採購了。」
亨利·歐文爵士意識到了飼養員話語中的「理直氣壯」，飼養員永遠是「正當」的。當我們離開這裏的時候，我們比往常多給了一點小費，作為對任何不愉快感覺的心理補償。
海面上的魚[ | ]
1880年8月1日，由於倫敦實在太熱，亨利·歐文和我一塊度假去。我們從南海出發，在碼頭旅館稍作停留。那天下午吃過晚飯，我們搭上一艘雙桅帆船，在月光下去往萊德。第二天，我們到海濱散步。海岸上的遊客真是熙熙攘攘，他們不停地走來走去。糟糕的是每個人似乎都認識亨利·歐文，他被一群人包圍，儘管粉絲不是倫敦那些，但他們仍舊是粉絲。最後，亨利·歐文對握手與回答沒完沒了的老生常談的問題感到膩味。他頓了一下，對我說:
「我再也受不了啦，讓我們找條船出海清靜清靜！」
我們走到碼頭，挑出一艘看上去就要下海的船。我們發現船夫聾得可以，他幾乎不說話，終於可以安靜了。他揚起帆，我們開始偷偷地駛離岸邊。奇怪的是，當我們離開時，背後有很多人大喊大叫，他們跑到海灘上打着手勢。我們聽不清他們在說些什麼，但我倆都習慣了聽到有人對亨利·歐文大喊大叫，所以我倆認為，現在只不過是又一個差不多的善意例子。
等到我們離岸邊大約有半英里遠的時候，突然，一個恐怖的聲音在附近響起，船被浪頭甩出，就像一隻老鼠被一隻狗銜住甩來甩去似的。一股水柱從離我們大約三十碼遠的地方升起來，足足有半分鐘時間，我們周圍的海水就跟沸騰了似的。老船夫看上去非常害怕，他發出一種夾雜着褻瀆的祈禱的聲。對他來說，這似乎可以作為一種藉口，因為這場景實在是太恐怖了。
對我這種不了解情況的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場地震，甚至火山爆發。然而亨利·歐文卻很平靜，他似乎一點也沒被打擾，所做的唯一的動作就是戴上他那被甩掉的眼鏡。當大海開始恢復正常的平靜時，一種奇怪的景象呈現出來——
我們周圍漂滿了魚，大部分都是肚子朝上，白色的魚肚吸引着我們的目光。它們中有許多似乎已經死了。我們倆拾了一些上船，其中幾條根本不動。但過了一會兒，它們中的大多數開始扭動撲騰，看來只是嚇壞而已。在第一次意外之後，我們想當然地認為這是海底爆炸引起的震動，但我們得等待事態的發展。當船夫開始從他的痛苦中恢復過來的時候，
他激動地開導我們:
「那是魚雷，他們從蒙克頓堡拍電報讓海軍這麼做，我真蠢居然沒想到！」然後他解釋說，今天的事件是對蒙克頓堡的襲擊，蒙克頓堡位於地勢較低的地方，守衛着朴次茅斯港的入海口。我們似乎已經越過了海床。這時，精明的船夫已經讓船頭迎風，開始收集海上漂浮的意外的收穫。儘管船夫的手在發抖，緊張不安地環顧四周，他還是一心想着魚的事。我們隨波逐流，不久，在我們前面不遠的地方又有一顆魚雷爆炸了，見狀，船夫又激動起來，他迫切需要離開，開始把他拉緊的風帆鬆開。
亨利·歐文點燃了一支雪茄，平靜地抽幾口。顯然，他對這一情況採取了常識意識的看法：
「我們為什麼要走呢?我覺得，這裏的魚雷已經被點燃，現在這裏才是暫時安全的地方。我們又不知道其他的在哪裏，如果我們貿然離開，無論朝哪個方向，我們都可能會遇到另一次爆炸。現在還是先呆在這兒等着吧。」
後來，當海軍的行動進一步開展時，海水翻滾，耳邊的轟鳴響徹，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感覺好像下一次爆炸就近在咫尺。
在那些日子裏，探照燈是罕見的新發明。格拉頓號和蒙克頓堡都裝備得很好，在它們行動期間，整個海洋、天空和海岸都永遠沐浴在強烈的陽光中。這是一場高尚的戰鬥，因為當時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新型科學武器的實際用途，所以它既有教育意義，也很吸引人。我們這些白天在外面的人，也許比不習慣戰爭的力量和恐怖的其他人更能體會到戰爭吧。
着了[ | ]
1、1881年11月，亨利·歐文和我一起經歷了一場大火。我們在愛丁堡演出，住在斯科特紀念堂對面的愛丁堡飯店——當然，現在這房子已被拆除很久了。這家旅館是由幾幢樓房組成的，都是搖搖欲墜的，它很容易被點燃，如果火燒起來，就沒有什麼能救得了。亨利·歐文和我，還有洛夫蒂先生，在他二樓的起居室里共進宵夜，晚飯後我們一起抽煙。當時的時間已經很晚了，將近一點鐘。我們坐着的時候，聽到外面過道里傳來奇怪的咆哮聲和噼里啪啦的聲音。
「聽起來像着火了!」
我說着，跑出去看能不能幫上忙。這時，出現了奇怪的景象：後面牆上有個女傭的壁櫥，裏面點着燈；火焰在咆哮；夜班員工收拾靴子的時候看見了，現在正想把它撲滅。他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表現得非常勇敢。我跑到我頭頂上的房間，拿了兩大壺放在盥洗架上的水。我下樓時，看到一個高個子先生正站在壁櫥旁邊，非常生氣地對值班員工說話，這哥們穿着一件長長的白色睡衣，光着腳。
那個陌生人一點也不幫忙，只是不停地罵那個正在幹活的員工。考慮到很有可能幾分鐘後整個旅館就會着火，畢竟結局誰也無法預料，這着實是一種奇怪的行為。因為這時我們都在匆忙地盡我們所能，我不得不嘲笑這荒謬的局面和這個陌生人不合時宜的責備，噫！
亨利·歐文、洛夫迪先生和我都在努力幫忙滅火，但收效甚微。值班員工正試圖打開消防用的水龍頭，他終於成功了，當一股水噴進那狹窄的壁櫥時，火勢很快就被控制住。我們站了一會兒，欣賞着這個生氣的陌生人，還在不停地「嘮叨」看門人，看門人根本就沒注意到他。
這時，其他的客人都嚇了一跳，從他們的房間裏跑出來，穿着不同的睡衣和不合身的衣服。當我們回到房間去時，把他們都留在那裏。那個白睡衣的陌生人也在他們中間，仍然是一副對禮節漠不關心的神氣，他在大聲地談論着值班員工走掉的事，他似乎不認識什麼人，也不被什麼人認識。
在房間裏，亨利·歐文一邊切着一支新雪茄的煙頭，一邊譏誚:「我希望我能擁有那個陌生人的自負，甚至他的一點點自負。有了它，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2、1882年12月6日，看完戲，一起在蘭心劇院吃過晚飯，我們回去得相當早。正從伯利街的那扇小門出去，當我們穿過行人路走向車廂時，前面突然閃過一道紅光。在那些日子裏，他總是用四輪馬車，一直到十二三年以後才有了一輛有棚馬車——他租了一輛。
「哇哦！」亨利·歐文說，「着火了！看起來並不是很遠，我覺得你得離開。」
他經常拿我開玩笑，說只要在近處發生火災，我就會突然着急。我跑回辦公室去換鞋，因為附近有火災，消防隊會噴水，可能導致地面上到處都是濕的，在這種時候穿晚裝皮鞋不合適。我正穿上它們，突然一輛車急匆匆地停在門口，接着是一聲很大的敲門聲，亨利·歐文回來了。
快來，」他說，不要等着換衣服，阿爾罕布拉着火了！」
我們跳上出租馬車，拼命地走着。當我們進入萊斯特廣場時，警察正在清理現場並設置警戒線。鮑街所有的人都認識我們倆，他們急忙把我們帶到一個門口，就在帝國音樂廳現在所在的地方。
火已經燒得很旺了，當我們到達的時候，整個建築似乎都在燃燒，火焰從窗戶里噴了出來。消防隊迅速行動起來，但是當這麼大的建築完全燒起來時，就沒有必要去內部檢查。要想阻止損失，唯一能做的就是設法阻止它的蔓延。似乎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裏，屋頂開始冒出火花和火焰，然後一下子似乎萎縮，推出更熾熱的火焰和火花，以及濃煙和灰燼，幾秒鐘後如同雨一般落下。接着是一聲可怕的撞擊聲，還有更多的，跳躍着的高聳的火焰。然後屋頂塌了下來。
這是一個壯觀的景象，儘管代價不菲。幸運的是，沒有人死亡，甚至沒有人受傷。有人告訴我，一個消防隊員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屋頂上。而且，正是由於救援行動的延誤，消防大隊接到警報比本來可能的時間晚了一些。
我們等了一個小時左右才能走開。
3、在下一場火災中，我倆沒有緊緊挨在一起。亨利·歐文站在紐約星光劇院的舞台上，而我恰好站在鑲嵌地板的後面。所有美國劇院的過道都與管弦樂隊池直接相連。這是亨利·歐文在紐約演出哈姆雷特的第一個晚上，整座劇院裏的人都擠得水泄不通。這齣戲演得很好，順帶說一句，我可以說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切都很順利，直到「遊戲場景」。舞台的燈光應該是由兩邊手持火把的工作人員提供的。這些火炬是有可控的，因此能發出跳躍的火焰，這些火焰看起來很美，似乎能發出很好的光，儘管實際上它們的照明質量很低。
在這一幕開始的時候，其中一支火把燒得太熱了，火焰從上面跑過，點燃了舞台上的一塊幕布。超級大師馬里恩在現場「表演」，他立刻跑過去，扯下幕布，把它踩熄滅。在這整個過程中，亨利·歐文從未猶豫，也從未動搖。他繼續他的演講，沒有人能從動作、表情或語調中看出有什麼值得擔心。
劇院裏的火災仍然有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一有火焰的跡象，許多人就急忙從座位上站起來，好像要衝出去似的。整個劇院裏都響起了一聲急促而安靜的低語
「坐下!」
只有一個例外。一個瘦長、油光滿面、肩膀鼓起的年輕人，蒼白的臉上帶着恐懼，衝進過道。踩踏事件正是這樣的人在這種情況下造成的。有那麼一刻，恐慌可以避免，但一旦恐慌開始，什麼也無法阻止它。啊，人類最自私、最軟弱的本能。我擔心這個人會引起恐慌，當他衝上來時，我走了出來，掐住他的喉嚨，把他撂倒在地。在這樣一個時刻，人們不應考慮後果，為了防止踩踏出現，這種簡單粗暴的方法是有效的。其他人沒有什麼大的動靜。我抓住那個跌倒的人，把他拖了起來。
「回到你的座位上去，先生！」我嚴厲地說，「你這樣的懦夫會害死無助的女士們的！」
他嚇呆了，甚至連一句反駁的話也沒有說，而是膽怯地回到座位上。在路上，他不得不從一個站在我前面不遠的哥們身邊經過。這貨走過去的時候，那哥們伸出手來，用手指和拇指抓住年輕人的衣襟，把他拉近。然後，他低聲說道：
「你跟一道閃電似的！」
然後這哥們突然鬆開手，把目光轉向舞台。我想這是我見過的最輕蔑的表情，給我留下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沒有人需要擔心美國人民的勇氣與克制精神。
機智的斯托克[ | ]
1896年2月1日，星期六晚上，我們在新奧爾良整了一場戲，因為我們周一要在孟菲斯演戲，所以這場演出的特殊之處是，我們在演出結束後得儘快離開。我們都已準備好迅速出發，就這方面來說，已經裝好行李，準備在規定的時間也就是一點鐘就出發。 不過，我們沒有按時動身;因為電話出了問題。
兩點鐘的時候，我們聽說我們必須走另一條路，位於山谷段，因為我們要走的路線上有一段「洪水」。在新奧爾良，此時酷熱難耐，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上游還下過可怕的暴雨。 到達特雷塞爾橋的時候，洪水已經退了，整個山谷冒出了一條奔騰的河流，黃色渾濁的河水洶湧而過，在一些地方打着漩渦。水位已經高出橋面約四英尺，所以誰也說不準這條鐵軌是還在，還是已經被沖走。我們的火車司機和當地的工程師開了一個簡短而匆忙的會議，他們決定「冒這個險」。於是我們開始了。 這段路程必須走得很慢，因為洪水的衝擊削弱了任何支撐物，重型火車的運動和振動可能會使地面結構發生震動。
此外，水位幾乎和車廂的地面一樣高。任何波浪，不管多麼小，都可能讓蒸汽機熄滅。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旅行：整個寬闊的河面上佈滿了各種各樣的殘骸，草垛、圓木、籬笆、樹根部分翹在空中的樹，有時是穀倉的屋頂或類似的木質棚屋，還有好幾次，浮在水面上的是一群蛇！
我們自己的小團體，亨利·歐文、埃倫·泰瑞、洛夫迪先生和我平靜地接受了這次經歷。的確，我們試圖喜歡它的新奇。當然，事情可能會變得非常糟糕。我們有可能隨時發現那座橋已經被沖走，但沒有任何跡象可以警告我們。或者我們的火車的通過可能會導致橋面崩潰。無論哪種情況，我們的發動機都會頭朝下俯衝，爆炸的衝擊波會把火車的其餘部分扔進洪水泛濫的河口。
亨利·歐文一直靜靜地坐在那裏抽煙，看着窗外的兩邊，我能察覺，一些有趣的事情「潛入了他的內心」。 在其他車廂里，卻沒有同樣的平靜。公司里有很多員工都充滿了恐懼。他們是如此的害怕，正如我後來被告知的，他們變得魯莽，在恐慌中懺悔。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些懺悔的細節，我也不想聽。從他們當中更強壯的成員所持的態度來看，我認為他們的悔恨要麼是減少了，要麼是被平均了，否則，他們的表情就會因適當的謹慎或禮貌而有所收斂。 無論如何，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他們有什麼嚴重的過失或不幸。
我們終於安全地渡過皮埃爾河口，繼續趕路。順便說一下，直到洪水過去，我們的火車是渡過河口的最後一班。第二天，我們聽說離河岸很近的橋，在我們過了十分鐘後塌了一段。這段時間對前線的鐵路職員來說是一段焦慮的時期。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從兩處河岸不停地向我們的司機發信號，司機也在回信號。
對我們來說，唯一真正糟糕的結果是，我們到達孟菲斯時太晚了，沒有東西吃。在那些日子裏，西南地區旅館的營業時間規定非常固定，尤其是在星期天。直到九點鐘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食物，但是九點以後，飯店關了，錢也不能使他們開門。
亨利·歐文和埃倫·泰瑞當然已經各自點了晚餐，問題這些是冷的，但是，非常飢餓的我，想要吃點不一樣的。
因此，我試着跟跟我一起來的那個服務員小伙子商量對策。他是個身材高大的黑人，長着一張和善的臉，臉上綻放出十二英寸的微笑。
我說:「你叫什麼名字呀？」
「喬治·華盛頓！」小伙子回答。
「喬治！」我邊說邊遞給他五十美分，「喬治，你真是個不一般的帥小伙！」
「是滴！是滴！」喬治作出荷馬式的哈哈大笑，然後他說:「我能為你做什麼，先森！」
「喬治，這裏的廚師是個胖姑娘，是嗎?」
「是滴，先森，她非常結實，像木桶一樣寬，是滴，是滴，是滴！」
「沒錯,喬治。現在我要你走到她面前，緊緊地擁抱她，給她一個大大的吻!」
「夭壽啦！先森，要是我這樣做，她會灰常聰明地把我滴腦袋打開花。」
「不，喬治！像你這樣的帥小伙，不會有事的。」
「然後呢，先森?」
「然後，喬治，你告訴她，這兒有個陌生人渴望得到一些食物。他很抱歉打擾這麼漂亮的一個女人，他被告知那姑娘是孟菲斯出名的美女，並且已經迫不及待了。跟她解釋清楚，好不好，就像個老夥計一樣？你就說這個陌生人看起來又高又瘦，像個貴族，有一張蒼白瘦削的臉，顴骨上各有一個興奮的斑點，一雙黑色的、甜美的、渴望的眼睛，還有一撮濃密的黑鬍子——別忘了鬍子。問問她，她是否願意以她的仁慈打破管理這所旅店的鐵律，給那位陌生人送些食物，任何最不麻煩的東西。切幾片冷肉，最好能來一些麵包和一罐牛奶，如果她有任何的冷蔬菜還有調味瓶那就更好啦，我可以做沙拉吃！」
喬治狂笑着跑了出去。我能聽到他的狂笑消失在長長的過道里。不一會兒，我聽見他走近時腳步聲。沉重的腳步聲越來越近，門被踢開了，就像旅館裏別的黑人侍者那樣，在餐室門的底部嵌有一塊鐵板或銅板。
小伙子喬治·華盛頓端着一個巨大的盤子，攤開的手掌搭在肩上。當他把它放下來時，它的重量使桌子搖晃。 盤子上面放着各種各樣的食物，足夠十來個人吃:牛肉、火腿、牛舌、火雞、麵包和黃油、幾種餡餅、牛奶、一個沙拉碗和許多不同的冷蔬菜，還有麵包條。
我的計劃成功了！大家都來到我的房間，和我共進晚餐。 那件差事對喬治來說值整整一美元。我想，是跟那個胖姑娘廚師五五分成的，因為他的腦袋沒有「被打開花」。
此後，我們在美國剩下的日子裏，當機會像影子一樣出現時，這小伙子總是跟着我。一個非常實在的影子，真是個影子般的莫高更人！
火車歷險[ | ]
根據粗略的計算，亨利·歐文乘火車的行程超過5萬英里，是赤道的兩倍多。旅行幾乎總是乘坐各種時間運行的特別列車，而且幾乎總是在一年中天氣不好的時候。因此，按照一定比例，發生事故是不足為奇的。令人驚奇的是，其中一些事故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有幾次火車着火了，甚至曾經嚴重到非常危險的地步，因為在我們的火車進站時被人發現火焰燃燒，整列火車才沒有完全損毀。事實上，保險公司不得不賠償我們的貨物500英鎊的損失。
有三次是火車蒸汽機的螺栓頭爆炸，一次造成了6個小時的延誤，直到找到另一個發動機，還得找到另一個熟悉道路和發動機的司機。1900年2月，在我們從印第安納波利斯到路易斯維爾的路上，發生了一起爆炸事故，似乎讓整個蒸汽機報廢，索幸沒有人受傷。
1904年1月21日，我們從匹茲堡去往布法羅。天氣很冷，山上積積雪得有十英尺厚，沿着蜿蜒的山谷行進的時候，火車的驅動輪磨壞了，飛出來撞粉碎。幸運的是，我們停在一片平地上。山谷里、河岸上，到處都是火車的殘骸。我們的蒸汽機是一個非常強大的蒸汽機，一個偉大的賓夕法尼亞製品，一個大馬力的貨運機器。這個大輪子太厚了，我都無法從地上搬動它的一小塊碎片。
就在這件事發生的一個星期之內，1月24日，星期天，從奧爾巴尼到蒙特利爾的旅途上，我們遇到了另一起事故。由於我們害怕欠一件是，一台好蒸汽機因此必須，紐約中央車站的代理人給了我們備用蒸汽機，以備紐約和芝加哥「飛行者」號的需要。天又冷了，雪比以前更厚。在昂迪隆達克山的高處，風呼嘯着翻山越嶺，穿過山谷，積雪高高得堆起來。那是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天，鐵路運輸變得無比艱難。火車爬到了一個山坳的頂上，正穩穩地向前行進，突然，劇烈的爆炸聲傳來，僅僅幾秒鐘，火車一個急剎車。我們的沙龍在火車的尾部，所以得花了一點時間才能到達蒸汽機那邊，畢竟我要的是爬出去的而不是穿過火車。
這條路就在堤岸上，鐵軌被除雪犁打掃乾淨，只留下路邊的積雪。要想從火車旁邊通過是很困難的——因為積雪漫過雙腿。在傾斜的堤岸上，積雪堆了好幾英尺深，因為這整個地方都處於暴風雪的急流交叉處，所以在雪堆上，有許多像洞穴一樣的窟窿。其他的人也非常擔心地從車廂里連滾帶爬地出來。我們遇到了特別匆忙的火車乘務員，他們告訴我們司機和司爐竟然都失蹤了，工作人員擔心他們被吹進了水道的一個窟窿。在這種情況下，在我們找到他們之前，他們中的任何一為或者兩位都可能凍死，因為這些洞穴畢竟隱秘的，它們是在雪毯下呈蜂窩狀分佈。
很快我們就找到了司爐。爆炸發生時，他正在蒸汽機外面，被衝擊波推倒到雪堆上。當他被帶出去時，他幾乎快悶死了。但是沒有司機的蹤影，搜尋工作仍在繼續。事故發生後，跟車工立即跑回鐵軌，打出信號表示「危險」，以免有其他火車向我們開來。在這種情況下，這屬於強制性規則。當他完成這項任務後，跟車工沿着一條小路向回跑了大約一英里，趕到後一個車站，並帶來幫助。
我又回到了大約四分之一英里外的線上，這時一輛滿載着人的火車飛快地開了過來。當它走近時，人們開始叫了起來。
「他找到人了嗎?」我晃了晃腦袋。
火車快到這兒的時候，他們停了下來，從車廂里上跳下來的人，沿着路堤的斜坡分散，開始有系統地搜索。不久，火車上的一個乘務員從深深的雪地里跳了過來，喊道司機找到了，已經上了車。我們沖回去，發現司機在那裏處理燒傷，原來爆炸使他的衣服着了火，但他並沒有失去理智。他等着把機器關了，然後一頭扎進了厚厚的雪裏，接着在雪裏滾來滾去，直到把火撲滅。當司機設法爬出雪坑時，其他乘務員看到駕駛室空了，就到處跑去找他。司機卻不知道有人找他，又悄悄地爬回他的駕駛室。
亨利·歐文聽說了火車司機的英勇行為，他得知司機先生在所有機器都着火的時候及時剎車，司機先生捨己為人地關掉了蒸汽機。亨利·歐文本人很願意酬謝司機先生，但亨利·歐文也認為我們公司願意而且應該參加這項捐助。所以亨利·歐文領頭，我們舉行了一個小募捐。我們給受傷的司機一個六十一美元的小錢包。他們宣稱，他們願意用一半的錢或四分之一的善意，在任何時候把他們所受的傷再治療一遍。
當我們被火車的小事故耽擱時，蒸汽管道爛了，蒸汽剎車凍上了，下雪了，發大水了，橋斷了，這些都是沒完沒了的事情。其中有許多並不是什麼大問題，但都是拖延的原因，而在旅途中，延誤往往是災難性的。
風暴[ | ]
亨利·歐文有18次橫渡大西洋，其中一次是在1886年暑期的旅行。當然也有很多次天氣不好的時候，但在1899年的某次橫渡中，我們遭遇了一場恐怖的風暴。當時的海浪比我在同一年2月渡過日耳曼海峽時所見過的任何海浪都要大得多，那一周的天氣是有記錄以來最最糟糕的。
在那一次，我們乘坐的是大西洋運輸船「馬凱特」號。從我們離開倫敦以來，一連三天都風平浪靜。但在第四天的下午，10月18日，我們撞見了颶風的軌跡。我們越走越遠，海浪變得越來越大，最後變得山一般高。當我們在漩渦里時，海浪似乎高過我們的桅杆。風猛烈地刮動，得有一百英里時速，然而沒有下雨。月亮早早就出來了，一輪燦爛的明月高懸於天空，所以當夜幕降臨的時候，場面如此的莊嚴宏偉。只要我們能堅持多久就得堅持多久，但是當巨浪掠過我們的時候，螺旋槳猛烈地轉動着，我們不得不在旁邊停了六個小時。繼續航行下去變得不安全，因為這艘船可能會崩掉螺旋槳固件。
在那可怕的海里，整艘船的顛簸實在太厲害。船上的大多數人都嚇壞了，亨利·歐文也出來了一會兒，他死死地抓着欄杆不放，因為整艘船搖晃得像地震一樣。他似乎真的很喜歡眼前月光下洶湧的大海，因此呆了一會兒，直到開始感到冷了才回去。
埃倫·泰瑞是和我一起出來的，她被海面上的景象迷住了，在那裏呆了好幾個小時。我得把幫她靠住欄杆，因為有時我們會被風吹得打轉，這樣我們的腳就會在甲板上打滑。我教她如何在沒有感覺的情況下觀察風，如果你在船橋上，或船離橋只有幾英寸遠，就讓視線越過舷牆，風從你的下方吹過，在你的頭頂可以形成一個清晰的圓圈，讓你保持着穩。於是我跟她開始測試風力，我讓她伸出手來，手掌向外伸出，看看能不能扛得住，但她一刻也扛不住。我也不能，我的手往後一縮，就跟被錘子打了一下似的。
在馬凱特號的艙梯上， 放着幾隻大箱子，大得連鄰近的客艙都放不下。它們被小心地綁在扶手上，但在那片蠻橫的大海上，波浪造成的顛簸讓箱子使勁扯着繩索從地上拋起，就像一條拴着鏈子的狗用後腿站起來時所做的那樣。其中一隻箱子是亨利·歐文的，是一隻很大的皮箱，裏面裝滿了書和文件，用皮帶綑紮得牢牢的。
一路上，幾乎所有的乘客都聚集在一起，擠成一團尋求安慰，尤其是那些驚慌失措的女人。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力氣不夠大的女人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安慰就是緊緊抓住身邊的男人。
而我恰好是個大塊頭，因此在這種壓力的情況下更受歡迎。我坐在艙梯的行李箱的另一邊，離亨利·歐文的行李箱很遠，周圍都是各種各樣的女人，只要能抓住我就行。
我在女人堆里擠來擠去，但剎那間，我忽然走得不穩。箱子的一角猛地撞向我的小腿，幸運的是沒傷到骨頭，要是再往前半英寸，我可能得失去一條腿。
我被抬進了附近的音樂沙龍，褲腿被割開。我們船上有三名美國球員，他們立刻開始給我按摩受傷的肌肉，這是最好的處理方法。似乎船上的每個人，無論男人、女人還是孩子，都有一瓶治療肌肉拉傷的搽劑，這些都是同時生產和使用的。
不到一分鐘，傷口的皮膚就被擦塗過了，周圍幾英寸的地方也被擦塗。我的小腿疼痛難忍，但我想藥膏對我有好處。早晨我的腳還是發黑，但漸漸地開始好轉。我一瘸一拐地走了一兩個星期，等淤傷慢慢康復。
那天晚上，女人們過得很痛苦，幾乎所有的人都堅決拒絕回到她們的船艙去，她們拿着毯子和枕頭，在甲板上的音樂廳里安坐下來。
1898，蘭心大劇院倉庫大火[ | ]
1898年2月1日，星期五清晨5點10分，在切爾西，我家附近的某個地方有人在不停地敲門，把給我吵醒了。我很快意識到被敲的其實是我家大門。於是我下樓去開門，看到一位裹着頭巾的出租車司機，將手裏拿的一封信遞給我。這是來自鮑街警察局的消息，位於薩瑟克區貝爾巷的蘭心倉庫——蘭心大劇院的倉庫，失火了。四輪馬車在街上等我，我馬上收拾好以最快的速度趕路。那是一個陰沉潮濕的早晨，冷風刺骨。我趕到那裏時，發現貝爾巷一片混亂。狹窄的道路被消防車堵得水泄不通。
火勢太猛烈了。倉庫里又有那麼多東西，在火熄滅之前，幾乎什麼也幹不了。消防隊員所能做的就是阻止火勢蔓延。這些前提值得特別指出，因為它們在許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將被看到的。
管理倫敦劇院的一個真正的巨大困難是存儲。一個「運行中」的劇院必須總是創作新的戲劇，偶爾重複舊的。事實上，對一個劇院經理來說，他的作品是他的存貨的主要組成部分。現在，除了劇場管理人員與極少數工作人員，沒有人知道大部分戲劇是什麼。
出於亨利·歐文爵士的需要，倉庫真的很大，它的體積幾乎和整個蘭心大劇院一樣大。找到這樣的倉庫其實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首先就是租金的問題——由於需求的空間非常大，無論租用哪裏的建築——都要付一筆可觀的租金。其次，倉庫與蘭心大劇院的距離不能太遠，因為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來回的運輸費用加上工人們的時薪，將會是一筆巨大的開支。第三，儲存劇院佈景的地方，必須容易到達。佈景很長，處理起來不方便。在蘭心大劇院，那些被用以將背景布卷上的板條，足足有四十二英尺的長度；至於有框的佈景，高度為三十英尺，在摺疊板上有六英尺寬。在亨利·歐文爵士管理蘭心大劇院的前十個年頭裏，我們不得不把佈景保存在各種各樣的地方，連劇院裏可用的空間也被塞得滿滿當當。
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好用的倉庫，終於我們聽說這一個。這處建築由查塔姆和多佛鐵路下的兩座高大的拱橋組成，然後被租出東南部。這裏位於薩瑟克區，地勢很低，鐵路架線很高，所以有足夠的高度容納巨大的劇院佈景。前面還有個大院子。我們租了這處建築，租期很長，有條不紊開始裝修工作，使它更好地適用與作為一個劇院倉庫。拱橋的後面被用磚堵住，巨大的腳手架柱子被牢牢地固定，以便在它們的周圍堆砌佈景。讓人難以置信的是，一大堆佈景能產生巨大的側向壓力。我們使用這個倉庫還不到一年，一根杆子就斷了，佈景朝拱橋背後的新牆沉去，將它壓塌。我們不得不支付修復受傷臨棟建築的費用並附加賠償。我們還把前院的整個院子都蓋上屋頂，運來被小心翼翼保護着的瓦斯與水，使這處倉庫成為已知的最好用的倉庫。多年的經驗造就了它。
我們不得不在簽訂租賃協議時加上一條條款，這種理由，對任何一個不受租賃之苦的人來說，都是一種無法消解的幽默。當我去看拱橋的時候，我發現那裏到處抹得都是泥漿，舊泥漿一直沾到頂部，這些泥漿起先是濕的，經過一段時間的乾燥，變成了就像龐貝古城發掘現場的那種稠度。關於這些泥漿的「歷史」，鐵路產業辦公室的經理人是這樣告訴我的。幾年前，拱橋被張貼出租，在適當的時候，來了一位申請人。他說他對租金非常滿意，於是拱橋很順利的被租了出去。鐵路上的人很高興能把這麼大的一塊地方騰出來，不用再費事。直到半年的租賃到期，他們向承租人提出了歸還申請，但沒有得到答覆。於是他們派人到那裏去調查。那兒一個人也沒有，他們更得不到有關承租人的任何消息。
然而，他們確實發現拱橋內填滿了泥漿，並在詢問後發現，承租方已經簽下了清除道路垃圾的合同。在市政帳目中，這是一個莊重的項目，因為，如果把這些垃圾運出倫敦，不論是通過公路、駁船還是鐵路，都要支付高昂的費用。然而，這哥們在拱橋里傾倒了半年收集的所有東西，成千上萬的負載。之後，他把從市政當局掙來的錢取出來。付房租的日子快到了，這貨怕被發現，於是溜之大吉，還拖欠了所有參與者一大筆薪水，連負責包車的人也是。鐵路公司只能耗費好幾個月的時間，用大量的人力、大車和馬匹才把堆積如山的東西運走。
由於這地方在我們所能想到的所有方面都很安全，所以我們以為它會相對來說不容易受火災的影響。更何況沒有人住在裏面。這地方都是磚、石、石板，就像保險單上說的那樣。建築前後完全孤立，牆的兩邊是堅固的磚砌成的壁壘。起初，在亨利·歐文爵士的同意下，我為裏面的東西投了1萬英鎊的保險，但就在那一年，當保險續期時，他覺得這有點浪費錢，因為實踐證明這個地方很安全，沒必要投保超過6000英鎊。
（譯註：由於亨利·歐文爵士的次子勞倫斯·S·布羅德里布在事業上的巨大失敗，連帶着亨利·歐文爵士的財務狀況也面臨更大的困境，不得不儘量縮減開支。勞倫斯·S·布羅德里布也是一名劇作家，出生於1871年，其母為爵士的前妻奧卡菈涵。）
倉庫里一共儲藏了四十四部戲劇的佈景，亨利·歐文爵士本人沒有參演過的有十部。其中，有二十二部偉大作品的佈景，它們是: 《哈姆雷特》、《無事生非》、《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奧賽羅》、《麥克白》、……《浮士德》、《堂吉訶德》、《奧利維亞》、《辛白林》……
這些戲劇有二百六十多個佈景，其中許多場面都是精心製作的。事實上，每一個佈景，即使只是在後面繪有羽翼與邊框裝飾的一塊布，也佔據了相當大的空間。總共有兩千多幅佈景畫，以及數不清的舞台道具。萬幸的是舞台盔甲和順手的道具都存放在劇院裏。
被火災損毀的財物估計價值超過三萬英鎊。但成本價格是損失的最小部分，沒有什麼能報答製作這些佈景與道具所花費的時間、勞動和藝術經驗。就算讓英格蘭所有的佈景畫師工作整整一年，也不會將其恢復。再加上，對於亨利·歐文爵士來說，這是他管理「保留劇目」方面的失敗。
倘若給予任何一個劇院這些資產，並且認認真真研究和排練過，那麼很容易把它們中的任何一部上演幾個晚上。在上演一出宏大戲劇的偉大事業中，花錢的只是運輸以及人工掛上佈景，以及一般為其餘瑣事小事準備的額外開支。
它們已經出演了很長一段時間，雖然偶爾重複幾次也不錯，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很難預料到這種事在大生意上是不是可靠。它們其中的一些被推遲到下回，這其中的好事本來是可以預料到的。例如，《麥克白》在另一季中表現不錯。然而因為是在暑期，劇團還在做大生意，所以取消了。《雷文斯伍德》只上演了一陣子，就像我說的，《巴林》的失敗迫使它暫停演出。《亞瑟王》、《貝克特》和《浮士德》都很有吸引力。在後來的幾年裏，當需要這幾個劇目上演時，重做《路易十四》、《查理一世》、《鍾》、《奧利維亞》、《浮士德》和《貝克特》的道具與佈景，總共花了一萬一千多英鎊。
這場大火對亨利·歐文爵士的影響不僅是巨大的財產損失，還剝奪了他所積累的一切。要不是發生了這件事，他本可以繼續出演他的全部劇目很多年，而且永遠不必再做新的道具。
大火是如此猛烈，它實際上在鐵路拱橋的建築上燒了足足三磚深，並把頂部的石頭燒得炸成粉末。因此，鐵路公司不僅規定，在任何情況下，劇院的佈景都不能存放在他們的場地，而且實際上拒絕讓我們在他們的租期內恢復繼續使用。他們甚至準備為此展開一場戰鬥，但由於所有的佈景都被燒毀，我們現在沒有必要再使用這麼大的儲藏室，於是我們妥協了。
關於亨利·歐文的財務[ | ]
從亨利·歐文爵士開始成功，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以及之後的任何時候，關於他的財務問題都有很多錯誤的說法，因此，我認為現在最好是坦率地談談此事。的確，我沒有理由不將它公之於眾。在他的一生中，由於他的商業活動是大規模進行的，所以，純粹出於保護的原因，我們保持着某種非常嚴格的沉默。我們必須記住，劇院，尤其是受歡迎的劇院，是人們好奇心的中心。每個人都想知道關於它的一切，如果他們發現不了事實，好奇心就會趨勢他們製造出來一些觀點。據我所知，唯一可能的保障是在總部保持嚴格的沉默，這種帳目制度的制訂使得較低級的工作人員所知不可能多於他們自己的工作部門所需。為此目的，我們在蘭心大劇院的所有賬簿都被計劃與保存。
除了我以外，劇院裏沒有任何一個工作人員知道全部的收入和支出。有些人知道其中一部分，有些人知道另一部分;甚至那個被指定為「財務主管」的工作任務也不知道這項事業的高級財務。票房管理員把每天的收入記在本票上，並檢查每一晚的報賬單，以確保自己的工作準確無誤;但他對正廳後排的觀眾或旁聽席的收入一無所知，因為那裏都是現金付賬。會計把我給他的貯存交給了銀行。每個星期五，他都按我給他的名單向演員和工作人員支付庫金，每個星期二，他都按我給他的名單支付以現金結算的帳目和我自己開出的支票。但他並不負責所有的薪水，也不認識大家。其中有一些是我自己負責交付，而這些並不是小額的。他沒有支付所有的往來賬目，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更大額度。各部門主管的周帳，包括木匠、物業、衣櫃、煤氣、電力、晚餐、合唱隊、管弦樂隊等，會在辦公室經過徹底的檢查，並得到舞台經理的擔保，然後才被大量支付給各部門主管，由他們分發款項，並將已收款項連同憑單退還給我。事實上，各收支部門的小帳本實際上只有一個方面。這些官員要麼收到錢交給我，要麼支付給他們用於這個目的的錢，他們不會同時做這兩件事。
這樣一來，我們會對自己的事足夠守口如瓶。即使在免費許可這樣的事情上，除了「辦公室」里的人之外，也沒有人知道。它們根本沒有經過售票處，而是在我的指導下，在每一個單獨的盒子裏發出去。就連那些在櫥窗里展示「雙冠」或「對開」大小的小商人所收到的匯票，也沒有按照通常的方式通過票據檢查員進行分發，而是由辦事員以適當的信封寄出。劇院的賬簿是我一個人保管的，並且嚴格保存在一個大保險箱裏，只有我一個人有鑰匙。保險柜放在亨利·歐文、我和洛夫迪先生共用的辦公室里，這樣，當亨利·歐文需要賬簿的時候，就可以隨時拿出來用。這些賬目是由特許會計師仔細審計的，他們這些工作人員每月對細節進行核對。每到賽季末，審計工作就由會計師們自己完成，他們直接用密封的信封回復亨利·歐文。
因此，我可以說，從我1878年加入亨利·歐文的事業開始，直到我按照他的遺囑要求，把我所關心的事情交給他的遺囑執行人為止，在他的遺囑被發現之後，在他的葬禮之前，除了亨利·歐文本人、我和特許會計師(他們從事審計工作，入職時就已經宣誓為客戶保密)，沒有人詳細了解亨利·歐文的財務狀況。因此，我是特別的，因為，我們作為一項策略所採取的和作為一種規章所追求的緘默，正是一種明智的保護。當然，伴隨而來可能是某種嚴格緘默的習慣。在我們長期的情誼與事業中，沒有一次，在沒有亨利·歐文的特別許可下，我向任何人透露過他生意上的任何一丁點細節。直到1904年，我應《曼徹斯特衛報》編輯的要求，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關於亨利·歐文在離開桑德蘭市近50年後重返故里的，我們甚至近似知道了他在經營期間的大額收入。我在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一些數據，在亨利·歐文的同意下，以時興的形式被報紙稱為「賞析」。然後我從德比郡回到到倫敦——我們當時正在德比郡演出，來檢驗這些數字。我們在安排這件事的時候，我提醒他，除非他要求，否則我多年來從來沒有使用過他的任何數據。
於是他說:「但是你總是可以自由地使用那些數據和任何你想用的東西。我親愛的男孩，你知道我對你的謹慎是多麼有信心。你在這件事上是完全自由的，現在是，永遠是！」
有了這個許可，因此我就可以放心地公開處理多年來我一向對此保持沉默的問題。我現在和那些人打交道，因為我認為對亨利·歐文來說，他們很好，畢竟那是他比生命更珍惜的記憶。當歐文從貝特曼女士手中接管蘭心大劇院時，他還沒有積累任何財富。直到科羅內爾·貝特曼去世前，亨利·歐文也只領到一份薪水。從各方面來看，也考慮到預期的利潤分成，他的工資是極其微薄的，在當時並不算什麼大額。實際上，在1878年秋季，他所擁有的是如此之少，與其說是資產，不如說只能維持收支平衡。當然，在他的巡迴演出中，他賺了不少錢，而且是以現金的形式出現的，但是，他在重新整理和裝修蘭心大劇院這件事上所花費的費用，遠遠超過了他那時的收入。當我來到倫敦接管他的金融事務時，倫敦郡銀行已經為他安排了一筆巨額透支，得有大約一萬二千英鎊，他把賬單交給了銀行。這筆債務和在蘭心大劇院長期經營的準備工作中而欠下的所有其他債務都得到了適當的償還。在他的整個管理生涯中，他的基礎薪水是一英鎊二十先令，當然要加上利息，只要是到期或可能的。
1878年秋，當他第一次自助到外省旅行時，他的朋友漢娜·布朗太太——伯德特·庫茨男爵夫人一生的閨蜜，借給了他一千五百英鎊。她希望他接受一筆更大的資助，但他把金額限制在這個數目之內。的確，他完全是為了討她的歡心才這樣做的，對於他打算從事的這種龐大的事業，這樣的金額只是杯水車薪。不幸的是，在他準備妥當，開始在屬於自己的劇院出演劇目之前，布朗太太就去世了。她借給她的那筆錢，在適當的時候，已經被償還給了她指定的遺囑執行人。因為，當他認識她的時候，布朗太太已經老態龍鍾。她被他的力量深深地打動，在大多數人的面前，她甚至已經可以預料到他可能面臨的命運。在老太太幾乎完全失明的時候，亨利·歐文常常去斯特拉頓街的那所房子裏，或她們住的其他地方，看望她和男爵夫人。當然，這一切都是別人告訴我的，因為布朗太太就在我來到倫敦之前去世了。伯德特·庫茨夫人告訴我，布朗太太對這位聰明的亨利·歐文懷有深厚的感情，她非常欽佩他的天才，在她老邁之時，他的友誼給她帶來了莫大的快樂。亨利·歐文去世後不久，我與伯德特·庫茨共進晚餐時，她說: 「我想，在老太太晚年，亨利·歐文走過這所房子的時候，從來沒有一次不去看望她的，哪怕只有一會兒也好！」
別人，也包括老朋友，會對我說，心疼布朗太太不知道節約，亨利·歐文也這麼跟我說過。伯德特·庫茨夫人過去常常去蘭心大劇院看戲。在《哈姆雷特》的長期演出中，她看了大約三十遍。為了讓布朗太太高興，伯德特·庫茨夫人從蘭心大劇院的管理處租了一個包廂。這並不是唯一的包廂，因為她已經在德魯里巷劇院有一個包廂，在女王歌劇院也有一個包廂。我聽說了這樣的故事，在老太太臨死的時候——我相信她當時已是耄耋之年，她還惦記着亨利·歐文和他的未來，提及他為:「我可憐的勇敢的孩子！」當時亨利·歐文已過而立之年，但對一個滿心希望他可以成功的慈祥老太太來說，他仍然是一個「孩子」。
布朗太太自己有相當可觀的財產，她在遺囑里給亨利·歐文的贈與是五千英鎊。這是在老太太的事情最終了結時交給他的，說來也怪，是現金而非支票。那天晚上，亨利·歐文到達劇院時，把這件事告訴了我。當他說起這件事的時候，我打開保險柜的門，心想他該不會打算把鈔票安全地放在那裏，直到第二天早上把它們存入銀行。當他告訴我，他把錢沒有帶在身上的時候，我非常吃驚。他微笑着對我說:「我不敢把它帶在身上，我這輩子，身邊從來沒有這麼多錢！」
「那你怎麼辦的呢？」
「我把它放在住處的房間裏了！」
「放好了嗎？」我又問道。
「噢，是的！」
我覺得不太安全，就繼續問:「放在哪兒呢？」
他笑了，回答說:「在我的帽盒裏！」
我覺得這是個好點子。
「你把它鎖上了吧？我希望是這樣的。」
他又一次微笑着說:「那有什麼用呢？如果我把什麼東西都鎖起來，只會引起別人的注意罷了。帽盒和以前一樣，只是半掩着蓋子擱在那裏。哪怕是過了一千年，也不會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我認為，這以一種非凡的方式說明了亨利·歐文性格中的微妙之處，以及他判斷他人的方法。他「通過自己的頭腦」檢驗了各種可能性，對自己的知識非常滿意，並且有運氣作為支撐。後來有個小子從他的房間裏拿走了東西。然而，那小子很快被發現，財產當然也被找回，除了埃德溫·福勒斯特的手錶——被熔掉了。
據我所知，那五千英鎊的鈔票，是亨利·歐文在多年的辛苦工作中，所得到的唯一一筆意外之財。我現在特別提到這一點的原因是，莫名其妙冒出來一個不友善的人，假定這貨對事實的無知，同樣也是別人的無知，這貨在亨利·歐文逝世以後，發表聲明說，亨利·歐文爵士得到了某種「資助」。雖然是，沒必要刻意反駁這種本不該說出來的輕率言論，但是，最好的是能讓大家知道確切的事實。無論是生者的還是逝者，作為最好盾牌的，就是簡單、誠實的真理。
劇院的客流量非常大，一開始幾乎勢不可擋。在我第一次接管對這種商業劇院經營的責任時，我開始廣泛獲得經驗，即所謂「拉着魔鬼的尾巴」。當亨利·歐文拿到蘭心大劇院時，它的全部容納能力是228座。有時候，因為人氣旺盛，連可以落腳的每一寸地方都被擠滿了，我們就不得不讓大家擠一擠，但在前兩季我們只有一次覆蓋250人次。這是亨利·歐文的「利益」，當時是這麼說的。1881年秋季，我們致力擴建和裝修這座劇院，在這方面的造價超過12000英鎊，用來再容納100人。從那以後，我們對座位進行了各種改進，並對觀眾席作了一定的調整，使它的容納達到了420左右，不過，如果是一些非常特殊的場合，觀眾還是得設法擠得更緊一些。在亨利·歐文的工作中，有些想法，可能是由裝修改造蘭心大劇院的巨大花費而形成的，當我說在劇院裏，他花費了我們所說的「房子的花費」足足有60000英鎊。在我任職經理期間，「建造賬戶」接近20萬英鎊。從1878年12月30日開始，到1905年10月30日他逝世，這段時間裏劇院的進賬總計達到了驚人的200多萬英鎊。
只有那些在大劇院有過工作經驗的人，才會知道維持戲劇成功所必需的巨額開支。一齣戲可能是成功的，也可能是失敗的，它的生命必須有一個自然而然的終結。但是，對一座劇院來說，無論在順境還是逆境裏，都必須在幾乎相同的壓力和耗費之下，繼續運營下去。對管理部門而言，他們有必要積蓄大量的力量，以便在需要時使用。這意味着無休止的花費，其中一部分是永遠無法償還的，因為涉及它的戲劇必須被放棄。對一個人來說，既要考慮到將來的策略，又要把它付諸實施，這實在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同時他又得作為一個藝術家登台。沒有任何金錢上的回報能補償這樣的勞動，只有夢想與志氣才能給人動力。因此，在戲劇界，運行的規則是這樣構成的，以至於有抱負的藝術家，也必須是他自己事業的經理人。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既能成為藝術家又能成為商人的強者才能獲得成功。更何況，在一個對藝術家的補貼並沒有成為慣例的國家，任何一個努力試圖維持嚴肅戲劇的人，都必須永遠承擔永無止境的債務壓力。
將來，國家或市政府可能會發現有責任以公共目的考量的緣故支持這種努力。否則，藝術家必須用短暫的生命來為他崇高的努力付出代價。一般來說，輕鬆的演出可能會成功，但認真演出的好作品，哪怕對冒險家來說，也總是有很大的風險。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裏，亨利·歐文為英格蘭所做的一切——如果在其他國家，都是由國家推動的，他的蘭心大劇院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和尊敬。這不僅款待了那些外國藝術家，而且，許許多多被他的事業的名聲所吸引、急於見到這位如此著名的人物的陌生人，也被款待。亨利·歐文從未逃避過這個責任，他對任何陌生人都能伸出援助之手，在他長期履行慷慨大方職責的過程中，實際上，他盡了一己之力，幫助英格蘭在世界各地贏得聲望。這樣的人是真正的和平大使，對英格蘭是一種恩惠。對慷慨好客和慈善事業的重視是擴大對這些要求的一個因素。當責任召喚亨利·歐文的時候，人們從來沒有發現到，他在這方面或其他方面有什麼不足。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記住的是，如果他花的錢越多，他就必須越努力地工作，才能掙到所需用的錢。當我第一次去找他的時候，每周有六場重磅戲劇表演，被認為有力的足夠工作。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會越加越多。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裏，每周有固定的七場演出。如果是輕鬆、有趣或非情緒化的戲劇，這還不算太多，因為每當一場演出開始的時候，通常的排練工作就會被暫停。
但是，對於正劇來說，這就太多了。然而，什麼是一個為生命中的重大風險而戰的人該做的呢？無論在體力上、精神上還是靈魂上，都必須不斷努力來鞏固已經取得的成就。亨利·歐文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為他的藝術夢想而竭盡全力，為戲劇工作的完善，為了他自己的榮譽。為了這些目的，他獻出了自己、工作和財產。他放棄了許多普通的生活樂趣，不斷地工作，沒有偏離他所追求的事業。他為這一事業慷慨地投入了他迅速獲得的財產。只有在經歷了種種不幸的打擊，以及即將到來的晚年壓力，他無法籌集到未來發展所需的大筆資金時，他才不得不暫停未來的發展。銀行家們必然是嚴厲的人，除非有人能以某種形式給出補償，否則他們在預付款方面，會表現得相當頑固。因此，這是時不時的，儘管他靠戲劇事業掙了一大筆錢，不過有時候還是偶爾要得到預付款。幸運的是，有一些朋友很自豪也很高興地幫助他。朋友們的友善從不會失去，他和這些朋友之間的感情越來越深厚，越來越成熟。提到那些朋友是誰，其實是令人犯嘀咕的。畢竟，有些人可能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在這本書里提及，所以「剩下的就是沉默。」沒有多少情況必須採取這種措施。我現在只稍微說一點，免得那些朋友中有誰會認為我忘了提這件事，倘若我沒有提過亨利·歐文有一些忠實的、友愛的朋友，這樣一來，這本回憶里就變得不完整了。他們盡力為他提供幫助，他們同樣高興和自豪地幫助他完成他所做的輝煌的工作。作為亨利·歐文唯一的代言人，現在只有我一個人認識所有這些朋友。讓我替亨利·歐文表達：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感謝他們的同情、信任和及時的幫助，還有就是，他們對他的信任，給他帶來了多麼大的自信啊。
在1898年至1899年，亨利·歐文開始健康不佳，並且陷入長期的病痛，當時成立的蘭心戲劇公司，向亨利·歐文提出，他是否可以出售他在蘭心大劇院的權益，提議的條款如下:
他要把他的租約，以及劇院裏所有的道具和設備，轉交給劇團，這租約還有大約十八年才到期。在五年之內，他每年要在蘭心大劇院演出至少一百場，按條件提及的收益在10%到25%之間，比在任何其他劇院慣常演出的收益還要低。他將把自己在其他地方演出所得利潤的四分之一交給公司，並保證每年至少有四個月的巡迴演出。他要讓公司免費使用他自己不用的佈景和資產。第一年，他要支付戲劇製作的全部費用，其餘年份，他要支付60%的費用。在第一個極度，他會向公司保證，他們在每場戲劇中所佔的份額至少為100。他還要支付所有的舞台費用和一半的廣告費用。為此，該公司將向他支付26500英鎊現金和12500股按兩類股票的比例全額支付的股份，即100000股6%的優先股和70000股普通股。
（譯註：急匆匆出讓權益的原因，關鍵還有，爵士的次子非常能敗家。）
我向亨利·歐文抗議這些條款。我已經根據現有的數據計算出了這個合同可能會造成的結果收益，也計算出了另一種合同模板的結果收益，以備他或許忽然想放棄或改變我們已經決定的計劃。不同之處在於，根據另一種方案，等到五年以後，除了公司方案可實現的利潤總額之外，他仍然會擁有劇院、佈景和各種資產。
事實證明，我的想法是正確的，這被印證在公司不愉快的運營結果上。除了亨利·歐文參演的那幾季，這家公司幾乎一直在虧損。我相信唯一的例外是，當威廉·吉列扮演夏洛克·福爾摩斯時，亨利·歐文建議編導們接受這一角色。我看了它在紐約的頭一次演出，立刻意識到它有朝一日在倫敦上演的可能。從1899年初，一直到1902年底，在這不到四年的時間裏，歐文的表演為公司積累的現金總額約為2.9萬英鎊。在估計這筆錢的時候，設定了一個基礎，這個基礎是公司在我們的時間裏運營劇院時的花費，包括有亨利·歐文在公司工作的季度，得是數周時間。這使得該項目和由我們自己管理一樣自由，只是由我們自己管理的話，規模要大上許多。當然，我只排除了租金這一項目，在該公司自己擁有場地的情況下，它將以生產資本來表示。上述金額的總量，大致來說，相當於在整個4年內每年支付6%的股息，並且是優先股股東支付的，對於普通股而言，要支付超過11%的股息。剩下的7個月時間，當然不包括暑假，會被用於支付4%的股息，這屬於12萬份抵押貸款債券，還要增加普通股的股息。
從上述數據分析可以看出，亨利·歐文和蘭心公司簽訂的合同，對他其實並沒有任何好處，但是對公司來說，卻是一件獲益的事。
我特別不願詳細說明這些數字，因為在該公司的一些會議上，董事會一如既往地，對虧損問題發出氣憤的追責，更有一些人冒出來，宣稱亨利·歐文應該為這個結果負某種程度的責任。但我有必要說明，在1903年的會議上，這樣的誤解必須得阻止，並且還要提供粗略的數據證明他在合同存續期的表現，我的做出的報告甚至贏得了失望的股東們持續不斷的歡呼聲，這是我在公司會議上聽到的僅有的歡呼聲。我由衷地相信，在這個房間裏，沒有一個人不真誠地感到發自內心地高興，因為他們從像我這樣權威的消息來源，得到了對亨利·歐文在公司中地位的保證。亨利·歐文和蘭心戲劇公司之間的合同之所以被取消，絕對不是因為他出現了任何過錯或違約。而是因為，真正取消這是必要的，僅僅因為該公司無法履行其應有的職責。根據一些新出台的規定，倫敦郡的議會要求劇團對劇院進行某些結構調整。於是，導演們說，由於他們的資金已經耗盡，他們無法製作這些戲劇，因此劇院不得不繼續關閉。那個時候，亨利·歐文已經在《但丁》這齣戲劇上承擔了巨大的責任，為此他與佈景畫家和道具服裝商簽訂了合同，並聘請了藝術顧問。所以說，必要的是，他一定得有一個劇院，並且在那裏演出。因此，除了廢除合同以外沒有其他選擇。哪怕是這樣的結果，他還是不得不獨自承擔他加入股份公司的巨大成本。
總之，亨利·歐文與該公司的交易可以這樣總結。他的租約、商標、固定設施、道具、風景和資產的使用，以及他應得的四分之一的利潤，總共收入39000英鎊，支付方式如下:現金26500英鎊，股票12500股。他還以29000英鎊的現金作為薪水。事實證明，他得到的股票毫無價值。也就是說，他無償地捐出了他的財產和2500英鎊，還不幸的失去了兩年的職業生涯。
由於我是亨利·歐文爵士的業務經理，在此我謹代表我自己，並且出於自我保護，從始至終，我在蘭心戲劇公司的組建、上市或運營中，始終沒有任何參與。就連我所知道的，也僅限於他們和亨利·歐文的合同中所涉及的事情。從一開始，我就沒有獲得任何關於它的運營目的、運營範圍或運營模式的信息，除了上述。我一點股票也沒拿，直到它開始顯得前途未卜，於是我從一個朋友那裏買了五股，之後立刻按面值賣掉。我這樣做是為了取得參加股東會議的門票。後來，在1903年，當他們的股票以各種各樣的價格出售時，我在公開市場上買了一些。當然這只是一種投機行為，因為我認為倫敦蘭心的自由產權，將會是一種很有價值的財產，它最終可能會實現某種價格預期，使我在當時的價格上的投資，獲得一個好的收益。我在公司清盤和重組時，保留了這些股票，估值為面值的25%。但是，最後，看到新公司即將開始運作的情況，我還是像往常一樣，通過我的經紀人把它們賣掉了。
事實上，當亨利·歐文出讓財產時，我在美國出差。當我回到家時，這個協會已經併入了蘭心劇院公司，該公司已上市，連全部資本都已被認購。在那之後的將近一年時間裏，我甚至沒有看到任何該公司的招股書。
亨利·歐文最後的歲月[ | ]
我寫出這些文字，不僅僅是一種歌頌，這不是故意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對亨利·歐文爵士的愛與仰慕是如此之深，以至於任何我能告訴別人的事情，任何我能回憶起的事情，都不能削弱他的價值。我只希望，只要我做到這一點，別人在現在或者將來，可以用我的眼睛看看他。因為我明確地知道，他們若這樣做的話，對他的紀念就不會缺少。他是一個男人，擁有男人所有的弱點和多變，以及男人的堅強品質。如果他在天性里不具備一切自然的品質，那麼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中，他又怎麼可能在如此一長串忠於人類本性的戲劇人物身上，體現出如此普遍和獨特的力量？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亨利·歐文的內心生活越為人所知，他就必將在所有與他的名字、工作和名聲有關的人的頭腦與內心中，佔據更好的位置。
……
但是，物質上的成功並不能減輕某種失望的感覺。鈔票這種東西，除了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從來沒有吸引過亨利·歐文。後來我們才知道，他當時內心的痛苦，在大約三年的時間裏減輕了一些，主要是由於他的健康切切實實在衰退。對他來說，任何形式的久病都是新鮮事物。在此之前，他一直非常強壯。直到他六十歲以後，他才知道牙痛的輕微，我想他此前根本不知道頭痛是什麼樣子的。對於這樣一個人，特別是對於一個習慣發揮自己的努力到最大限度的人，努力遭到任何原因的限制，都會給他帶來一種自卑感。就我所能估計的，畢竟他從來沒有暗示過什麼，更不用說用語言表達了，亨利·歐文之所以感到辛酸，是一種對命運的抗議。
隨着他的健康越來越糟，內心的痛苦反倒開始消失，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裏，他的性情變得越來越柔和，這是一種新的溫柔。
1905年春天又安排了一次郡級巡演。演出預定從一月二十三日在樸茨茅夫開始，一直持續到四月八日，最後在維岡結束。但是由於亨利·歐文爵士嚴重的突發疾病，在第五周的時候，這段進程被嚴重影響。穿越南部和西部的旅程非常艱難，因為除了每周七場演出和多次旅行之外，他還受到了一些公眾的熱情款待。周三在普利茅斯，他與海軍上將愛德華·西摩爵士共進午餐，周四，他跟市長韋科特斯以及普利茅斯俱樂部的其他成員會面，下周三在埃克塞特，市政廳舉辦了公開演講和招待會。兩天後，在一場揭幕儀式上，他與市長約翰在市政廳共進市民午餐。再下一個禮拜二，二月二日，在市長伯靈頓先生的主持下，亨利·歐文將在伍爾弗漢普頓市政廳發表公開講話。但此時亨利·歐文已經病得非常嚴重，我們真的很擔心。二月三日在博斯科姆演出之後，他的病情愈發嚴重，身體極度虛弱，儘管他表現得跟平時沒什麼區別，觀眾們也都不知道他的真實健康狀況。我那天的日記里，是這樣寫的：
「H.I.的狀況可怕極了，幾乎不能上台。最終崩潰，差點沒法動彈，也沒法呼吸。」
然而，他那依託於意志力的奇妙恢復能力卻使他再度堅強。第二天，他上午演一出《威尼斯商人》，晚上又是《滑鐵盧》與《鍾》。當時的情況非常讓人難以忍受，天氣冰冷刺骨，他卻脫帽站在街上，對着一大群人演講。這真的需要非常大的意志力，並且帶來了驚人的景象，街道上不僅擠滿了人，而且每扇窗戶都是滿的，聽眾像一群蜜蜂聚集起來。
我們在下個禮拜天的旅行是從巴斯到伍爾弗漢普頓。大雪紛飛，結起厚厚的霜凌，火車的前進是如此的困難，以至於三個多小時的路程晚點足足四十五分鐘。
在那趟旅行中，亨利·歐文打了個寒顫，不過他的體力很快開始恢復。星期一晚上，還是《滑鐵盧》與《鍾》。
我在便條上記下這樣的話語，「H.I.很虛弱，但挺過來了。」但是那天晚上，當他走進旅館的時候，他經歷了有生以來的頭一次暈厥。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告訴他，他才知道自己暈厥了。
他的病情愈發嚴重，我們決定必須放棄這次巡演。
醫生的建議是「從今天起，亨利·歐文爵士至少在兩個月內不得勞碌奔波，這是絕對必要的。」
三月十七日，我在伍爾弗漢普頓拜訪了休養中的亨利·歐文，他看上去好多了，午飯前我們還開車兜風。兩位醫生又進行了一次會診，決定亨利·歐文不可以按照原定的計劃在第二年秋天前往美國。舞台監督洛夫迪先生乘晚些時候的火車到達，我和他，還有亨利·歐文商量以後的安排。第二天我們回到倫敦，幾天後歐文離開伍爾弗漢普頓前往托基城，他在那裏一直休息到四月一日。與此同時，我與查爾斯·弗羅曼會面，把我們的美國之行往後推遲一年再說。
之後，已經為杜里巷安排了一個為期六周的短期演出季。這始於四月二日，《貝克特》上演了三個禮拜，《威尼斯商人》則是兩個禮拜。一個禮拜中，有三個晚上是《滑鐵盧》和《貝克特》，《路易十一》有另外三個晚上。在這六個禮拜中，一切都很順利。所選的劇本是亨利·歐文爵士的全部劇目中最不繁重的，他的努力並沒有使情況惡化。1905年六月十日是這個演出季的最後一個夜晚，任何曾經到場的人，都不可能忘記這個夜晚。觀眾仿佛出現了一些預感，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看到亨利·歐文的演出。劇院裏到處都擠滿了觀眾，這是亨利·歐文在倫敦演出過的最盛大的一場，充滿了熱情與狂熱。觀眾是多麼鼓舞人心！亨利·歐文感覺到了這一點，他扮演了《路易十一》，如此的輝煌！他一生中從未演得這麼好過。他一上場，觀眾就發出了熱烈的歡呼，歡呼的時間延長到了異乎尋常的程度，每一幕結束時也是如此。最後，觀眾簡直發瘋了，這是一輩子裏難得出現的情景，歡呼迴環往復，一次又一次，帷幕必須升起，迎接同樣激烈的歡呼。觀眾的力量如此持久，真是讓人感覺不可思議。那天晚上，在演出結束時，已經安排好整個大英帝國所有的劇院代表，都要獻上一個紀念杯。各劇院的代表在適當的時候集合，大概得有幾百人。由於還要有幾場演講，所以必須得安靜一會兒。我們試着把劇院的燈光調弱，因為觀眾們的歡呼從未停止過，那曾經聽到過的、持久的、堅持有力的、一波蓋過一波的音符，將在大家的記憶中擁有一席之地。過了一會兒，我們做了一件我從未見過的事，那件事把燈徹底關掉，然而觀眾們仍舊在黑暗的屋子裏歡呼。亨利·歐文以他一貫的洞察力和禮貌風度，意識到了該做的事情。他命令幕布再一次升起，又走到舞台前面，開腔說，只要永無止境的歡呼安靜下來，就可以——
「女士們、先生們，今晚我們將在舞台上舉行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小儀式。不過，我想，台上所有的朋友都認為，大家都應該參加我們的小儀式。所以，只要你允許，我們就繼續進行下去。」
又是一陣短暫的歡呼，然後是突然的寂靜。
於是，障礙消失，觀眾們的歡呼聲終於停息。
對於一位偉人一生所鍾愛的藝術作品而言，這是個圓滿的結局。
這是亨利·歐文在倫敦的最後一場常規演出，除了六月十五日在倫敦皇家劇院為老朋友萊昂內爾·布羅表演《滑鐵盧》之外，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在倫敦露面。
1905年的秋季巡演，於十月二日在謝菲爾德開始，為期是十周半。這趟旅行開始得很順利，儘管那天還在舉辦音樂節，但還是有很多不錯的演出。星期二也就是三號，謝菲爾德的市長約瑟夫·喬納斯爵士在市政廳為亨利·歐文爵士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午宴。亨利·歐文的狀態還是不錯的，說話也比較利索。他在這個禮拜中的演出和健康狀況，都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禮拜六晚上有一座大劇院以及熱情高漲的人群。亨利·歐文在跟大家告別時，似乎很感動。離開謝菲爾德，我們又去了布拉德福德，禮拜一二晚上在這個地方可以說一切順利。亨利·歐文看上去沒什麼病痛，也沒有感覺虛弱到極點。除了他站在舞台上的時候，我們甚至已經開始習慣他身體上的某些虛弱。禮拜三的時候，市長普里斯特利先生也是在市政廳為亨利·歐文爵士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午宴，還在午宴上公開致辭。下午一點鐘剛過不久，我就去往他住的旅館找他，我們一塊去市政廳。
那天早上，他一副虛弱的樣子，當我們慢慢走上陡峭的台階時，他有好幾次停頓，還喘了口氣。這種場合下，他已經開始善於掩飾自己真正的健康狀況。他會裝作特別關照當地的某個地方或路過的有趣的地方，打聽幾句，以便在得到答案的時候，獲得稍微的歇息。大約有五十個紳士參加了這場聚會，這些人都是朋友，一個一個熱情洋溢，討人喜歡。亨利·歐文的演講十分出色，但看上去虛弱得可憐。
那天晚上我們演了一出《路易十一》。亨利·歐文很順利地完成了他的戲份，但在演出之後卻筋疲力盡。至於第二天晚上的節目單，那是我們最害怕的——《鍾》。
那天早上，我陪着他，在旅館呆了一個小時，我們一起完成日常工作。他看上去很虛弱，但沒有抱怨。那天晚上有一座很棒的劇院。亨利·歐文到達時，雖然沒有病懨懨的，但看上去那麼虛弱。在他的化妝室里，我注意到，他做出了一件我以前從未見過的事：他無精打采地坐下來，遲遲不開始為他即將扮演的角色穿上戲服。他似乎累了，累了啊，累了不是一個小時而是一輩子。然而，他還是像往常一樣演出，他在舞台上的勁頭絲毫沒有減弱。但在戲演完之後，他徹底筋疲力盡。當他換衣服的時候，我走過去陪他坐在一起，之前我已經對道具師傅要求，把《鍾》相關的道具送回倫敦。當我把所做的一切告訴亨利·歐文時，他竟然默認了，仿佛鬆了一口氣。他演出了《鍾》，反對舞台監督洛夫迪先生還有我的強烈抗議。雖然我了解他，但我得出來這樣的結論，他這樣做是為了證明自己。他感到無力，但不想在這種懷疑下屈服，他想知道。
讀者們可能會感到奇怪，甚至會發問，為什麼亨利·歐文會被允許演出戲劇，畢竟他當時的健康狀況不佳。
首先，亨利·歐文是他自己的主人，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來做事。他天生有駕馭力，願意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全部責任。他當然會聽取那些他信任的人的建議，或者學習這樣。問題是，在可能的範圍里，他是對於自身問題的最後仲裁，在這樣的問題上他擁有任何選擇權。強大的自然力必定要被整個兒接受，正是由於一顆堅韌不拔的決心，以及堅持不懈的精神，他才得以不顧痛苦和疲倦，正是這種精神，促使他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他晚年的生活是被強烈的意志掌控的，跟他早年的生活一樣。而且，他是不能有所停頓的，如果這樣做的話，結果是迎來最終的毀滅。他事業就是如此，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為了他人的利益，必須得在有生之年堅持到底。如果他的告別巡演的目的得到實現，那麼就意味着一筆財富同樣得到實現，倘若沒有這些，他將會在困頓中度過毫無作品的晚年。很多年以來，他已經習慣了用自己才有的方式去達成自己的心願，做出自己下決心要做的事，幫助他的朋友們與同好們。假設在這種事情上無能為力，於他而言，將帶來一種無盡的懊惱之痛。所有這一切，自然超乎他所謂的家庭的紐帶，還有他個人的需求。
這麼說，他是一個驕傲的傢伙，但是他的驕傲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比死還嚴重的打擊，特別是他可以通過個人奮鬥來消除這樣的打擊的時候，他是不顧這種個人奮鬥會有多麼艱苦的。非常熟悉他的我們，都知道這種描述意味着什麼。我們能做的事，不過也是提出我們自己的忠告，盡我們各自的努力來幫他。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十月三十日，我在中午十二點半的時候去拜訪了亨利·歐文爵士。跟安排一致的是，舞台監督洛夫迪先生在一點半的時候也到了。我們三個人就開始充分討論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問題。
討論決定，下周在伯明翰演出時，在節目單上進行些改動。亨利·歐文的反應似乎很平靜，在這種情況下，他顯得非常高興。他贊成前一天晚上作出的決定，也就是在巡迴演出的剩餘時間裏不再演《鍾》，他似乎很滿意現在不用演這齣戲。然後，我們得決定作出其餘的必要安排。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亨利·歐文說:
「當然，這種時候去美國巡演，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個計劃將不得不被放棄，但是，因此也有充足的時間，我們以後再處理這件事就好。」
那天白天的時候，他無疑虛弱不堪。他不同尋常地樂於接受對計劃的改動，所以，當我們往回走的時候，我對洛夫迪先生說：「他默許這件事太容易啦，我在以前，從未見到他有這麼溫順過。我不喜歡!」
那天晚上，當亨利·歐文來到劇院時，看上去他的狀態似乎好多了，稍微健康了點，也比以前更高興。他表演得很好，雖然他有點疲倦，但卻比昨天晚上好很多。那天晚上沒有演講，所以他在舞台上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貝克特這個角色在這齣戲劇說的最後一句話:「我把自己交到你手裏，上帝啊，交到你手裏！」
他換下戲服時，我就坐在他的房間裏。他顯得很高興，我們又可以無拘無束地聊天。我以為他已經渡過難關，帶着他那不可思議的復原能力，重新踏上那條恢復健康的道路。我對他表示，現在似乎不必擔心要去演出《鍾》了，更何況他很快就會恢復正常的。
我是這樣說的：「在休養四個月以後，你又重新開始工作了，想想這其實是你一生當中時間最長的一次休息。現在你又邁進了原來的步伐，工作就會輕鬆許多！」
他想了一會兒，平靜地說:
「我的確是這樣認為的」
然後他似乎變得挺愉快。
接下來的安排，是讓珀西·伯頓負責我們的先期事宜，為了把我們未來可能的改變有一個充分地了解，伯頓先生特地回從伯明翰回了電報給我，說要和我一起吃頓宵夜，然後再坐車趕回伯明翰。我問亨利·歐文是否想跟伯頓先生說一說話，亨利·歐文回答說他不知道，因為伯頓先生完全知道應該做的是什麼。然後，出於總是為別人着想的心態，他又說:
「但是如果伯頓先生要乘一點鐘的火車去，你就不能在這兒等了。因為他需要時間吃宵夜。」
我站起來要離開，亨利·歐文伸出手跟我道晚安。後來，我是帶着感激之情來回憶那次深情的舉動，因為這並不常見。當人們每天早晚都能見面時，握手並不是生活常規的一部分。在我走出去時，亨利·歐文對我說:
「裹好圍巾，老夥計。今晚冷得厲害，你又感冒了。照顧好自己！晚安！上帝保佑你！」
那是我聽到亨利·歐文說的最後一句話！
伯頓先生和我正在吃宵夜的時候，一輛馬車疾馳而至。這可能是來找我的，我立即跑去打開了門。門外站着的謝潑德先生是我的助手之一，他總是處理爵士的一些私人事務。
「亨利爵士病了！他在大廳里突然昏倒，就像在伍爾弗漢普頓那時候一樣。醫生過來的時候，我就跑出去找你！」
我們趕忙跳上馬車，以最快的速度趕往旅館。大廳里大約得有二十個人圍在亨利·歐文身邊，只見他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當時在場的有三位醫生，其中一位小聲告訴我，爵士已經去世了，他兩分鐘前剛剛去世。大廳里的鐘面上顯示，當時的時間是晚上十一點五十二分，所以他是在十一點五十分的時候去世的。
他睜着眼睛躺在那裏，仿佛不願意相信自己真的已經死去。
我跪倒在他身邊，觸摸他的心臟部位，想親自確定他是不是真的逝去了。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的寂靜。他的身體還是暖的。
他忠實的僕人沃爾特·科林森坐在他旁邊的地板上哭泣，他嗚咽着對我說:「爵士死在我的臂彎里。」
亨利·歐文就這樣躺在那裏，挺起胸膛，頭向後仰着，他的臉看上去很瘦，五官也很銳利，但是沒有通常死亡的不雅之感。他那長長的鐵灰色頭髮向後梳攏，顯出他飽滿的前額的高度，他的鼻樑也又尖又高。我伸出手給他合眼，但是，由於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能悄悄問身邊的一位醫生，醫生和藹地用靈巧的手指將眼瞼拉直。
然後我們把爵士抬到樓上，他自己的房間，將他放在床上。我不得不立即發了許多電報通知他的家人，還有新聞界。因為他去世的突然，還沒有消息在本地流出。我們把爵士抱回他的房間之後，洛夫迪先生也趕到了旅館，他真的非常痛苦和悲傷。
導致亨利·歐文逝去的真正原因是身體虛弱，他失去了呼吸，連恢復它的力氣都沒有。
謝潑德先生告訴我，當亨利·歐文離開劇院時，他對他說，最好跟他一起去旅館，這有時是謝潑德先生作為助理的職責。
於是亨利·歐文爬上馬車，背對着前進方向坐下，這是他避免暈車的慣常位置。在短短的旅途中，他沉默不語。當他從馬車裏出來的時候，他顯得異常虛弱，當他走過旅館外廳的時候，他明顯開始腳步不穩，甚至稍稍絆了一下，多虧謝潑德先生把他扶了起來。
然後，當亨利·歐文走到旅館內廳時，他坐在一張長凳上歇息了一會兒。
這是致命的一瞬間。在去年二月，在伍爾弗漢普頓，當他遭受了類似的虛弱打擊時，他倒下了。在這種情況下，大自然給了他一次機會，他的肺部處於最容易呼吸的位置，使他能夠機械地呼吸。而現在他處於坐着的姿勢，並沒有這樣的機會了，暈厥加重，他滑到在地，但為時已晚。醫生匆匆到來的時候，只是隔了幾分鐘，而他已經進入了一個黑暗的世界，任何人類或科學的努力都無法把他呼喚回來。他的心跳微弱，越來越微弱，然後，什麼都結束了。
這個早晨是灰濛濛的，在離開旅館之前，我又走進了臥室。看到我親愛的老朋友靜靜地躺在那兒，將會永遠冰冷而蒼白。我的心裏那麼難受，這一切都是那麼的淒涼和孤獨，就像他生命的大部分時光一樣。我是如此的孤獨，以致於沉浸在我自己才有的悲傷中，我只會為一件事而寬慰：他現在終於有了平靜與安息。我在七點半時又回到旅館，九點三十五分在大北方車站去接他的長子H·B·歐文，他及時收到我發的電報，乘送報紙的火車到達這裏。
他的另一個兒子勞倫斯悉尼和兒媳梅寶，在當天晚些時候到達，我發給這兩位的電報沒能及時送到，以至於無法趕上早班火車。
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在早上九點鐘就來了，在亨利·歐文的兒子們到達之前，他們就對他進行了防腐處理。
那天下午，所有的人，包括工人也是，都來悼念他。這是一個非常感人又痛苦的時刻，因為他是被每個人都愛戴着的。
晚上七點鐘，爵士被裝進鉛制的棺材裏。我和殯儀館的人單獨呆在一起，看見鉛制的棺材密封嚴實，然後被放進一個大橡木棺材裏。街道上擠滿了等待的人群，所以，在一個鐘頭以後，為了不讓旁人看見，這副棺材就從米德蘭旅館的院子裏，偷偷地搬到大北方車站去了。在布拉德福德，星期六的半天時間裏，很多人都在他鄉。亨利·歐文上次來訪時，曾經在市政廳得到過前市長盧普頓先生的熱情招待，爵士還和藹地和警察局長商定，街上的一切都應該井然有序。
整個城市在一整天裏都降半旗致哀，四周一片寂靜，似乎所有的教堂都在鳴鐘，發出悲哀的鐘聲。
九點半我們離開旅館，駕車去往火車站。
我永遠不會忘記，也不想忘記，那時候街道的模樣與人群的舉止。到處人山人海，當我們慢慢地駕着車時，所有人都脫帽致敬，顯得愈發醒目。一條又一條擠滿人的街道是沉默的，在人群當中，溢滿了悲傷和尊敬。人們幾乎沒有意識到完完整整的寂靜，直到時不時地一陣嗚咽打破了它。
令人心酸的悲苦壓倒了一切，說它在移動，只能傳達出對人群態度的一種拙劣的印象。人群在沉默中後退，在沉默中，沒有任何匆忙也沒有任何推搡，更沒有任何形式的壓迫感，我們被緊緊圍住，然後繼續前進。在火車站也是一樣，到處都是靜默的人群，恭恭敬敬地後退，露出空隙讓我們通過。
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當我和亨利·歐文一起旅行時，我已經習慣了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歡呼着、揮舞着帽子與頭巾，一齊向我們涌過來；看到人群里伸出許多隻搖晃的手，向前推擠；聽到歡呼的人群發出巨大的轟鳴聲，一直持續到火車開動，然後這轟鳴聲就逐漸遠離我們的耳朵，不是停止，而僅僅是越來越遠。現在則是一片寂靜！與偉大的人群集體沉默相比，再沒有什麼足以作為更崇高、更深情的頌詞，用來紀念一位逝者。如果我是一名約克郡人的話，我會為布拉德福德這座城感到驕傲。就算是在現在，回憶起這番場景，也給予我一種奇異的感動。
（H·B·歐文，生母為爵士的前妻奧卡菈涵，H·B·歐文是一位演員，也是著名犯罪心理學家，曾與亞瑟·柯南道爾一同創建「謀殺俱樂部」，據說是福爾摩斯的參考原型之一。其妻為著名導演、女權先驅多蘿西婭·貝爾德。）
勞倫斯·悉尼·歐文，生母為爵士的前妻奧卡菈涵，勞倫斯·悉尼·歐文是一位演員，也是劇作家，因為其在戲劇事業上的失敗，導致晚年的亨利·歐文爵士不得不賣掉苦心經營多年的蘭心大劇院、因此跟斯托克發生一些爭執，以及不得不繼續拼命工作。）
柯南·道爾的戲劇，亨利·歐文的演出[ | ]
1892年，3月初的某一天，當時我們正在排練丁尼生的戲劇《伐木者》，亨利·歐文爵士匆匆走進辦公室，實際上他遲到了一會兒。他、舞台監督洛夫迪和我總是在同一間辦公室里工作，因為我們發現它為我們永無止境的磋商提供了便利。亨利·歐文從舞台上匆匆走下來，戴上他常用的柔軟的棕色寬邊氈帽，換下他排練時用的大禮帽。他停在我的寫字枱旁邊，丟下一個包裹，「我希望在排練期間能看幾眼這本書，它是今天早上送來的。等我下來的時候，你可以告訴我想法！」
我拿起包裹，展開了幾張比手寫紙稍微長一點的打印稿。我饒有興趣地讀了這部書，我的心被它的幽默和傷感深深打動。
它很短，在亨利·歐文再次出現之前，我又讀了一遍。
他進來的時候，擺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
「順便問一下，你看完了那出戲沒？」
「看完啦！」」
「你覺得怎麼樣？『
「我想」，我回答，「那出戲永遠不會離開蘭心大劇院，你必須不惜任何代價擁有它，因為它是為你而作的。」
「我也這麼想！」他熱忱地說，「你最好今天寫信給作者，詢問關於要我們寄什麼支票給他。我們最好買下全部改編權。」
「作者是誰？」
「柯南·道爾！」
戲劇作者立即答覆，支票在適當的時候寄出。這齣戲後來被命名為《A Straggler of '75》。亨利·歐文改寫了《一個滑鐵盧》的故事，當時劇本正在製作中，後來標題被簡化為滑鐵盧。亨利·歐文喜愛他扮演的角色，並立即開始研究它。他唯一所做的改變就是讓亞瑟爵士「醫生」或「先生」柯南·道爾將前幾頁的內容濃縮成得更短。展開以後的內容則完全照本宣讀。然而，在此後近兩年的時間裏，他並沒有得到扮演這齣戲的機會。在工作表上找個地方演出一小時的短劇是件很困難的事。直到1893年中，《李爾王》、《亨利八世》和《貝克特》才登上了蘭心大劇院的舞台。然後，他去美國進行巡演，一直持續到1894年3月底。在短暫的倫敦演出季里，展出的是事先安排好的《浮士德》複製品。
從9月到聖誕節，他進行了一次省際旅行，在這趟途中發現了機會。《鍾》是一部短劇，篇幅有限，可作為補充。1894年9月21日，在布里斯托王子劇院的第一周演出中，人們得知了《滑鐵盧》的故事。這件事對於戲劇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亨利·歐文不僅要演一部新作品，而且那是柯南·道爾第一次的戲劇嘗試。
對於倫敦和一些較大的省會城市的主要報紙而言，他們希望派代表出席這次演出，美國新聞界也希望派遣其關鍵的團隊。因此，我們安排了一列專列來運送新聞界人士。約翰·桑德斯先生是亨利·歐文當的一位老朋友，當時住在布里斯托，聽說他的許多倫敦記者朋友都要來，就在自由黨俱樂部里安排了一場宴會，邀請他們和許多當地大人物一塊參加。
即使對亨利·歐文來說，這齣戲着實獲得了非凡的成功。觀眾聚精會神地盯着劇情，現場情緒隨着劇情的變化而變化。在我那一天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簡短的回憶：
「新劇大獲成功。H.I.愉快又厲害。大家又笑又哭。對衰老的奇妙研究。一共呼喚了八次。」
不幸的是，戲劇作者從未出席分享這一勝利，這對他來說將是一段愉快的回憶。他當時在美國旅行，「因此有一個故事」，專門從倫敦來的關注中有科爾薩特先生，他是《芝加哥時報先驅報》的老闆和編輯，亨利·歐文和我的一位比較近而有價值的朋友，他預定第二天去美國。當戲劇演完落幕之後，他匆匆離去，剛好趕上開往南安普敦的火車，發往美國的客輪早上就從南安普敦出發了。他一路順風。下個星期六，他抵達紐約，剛好趕上「飛行者」號，這是紐約中央線開往芝加哥的特快列車。周日晚上，柯南·道爾整了一出公眾晚宴，科爾薩特當然也受邀參加。但是他去晚了，沒趕上吃飯的時間，他在火車上換好禮服，在宴會剛剛結束，演講還沒開始之前就趕到了旅館。他坐在柯南·道爾身邊，對他說:
「我很高興地告訴你，你的戲劇在布里斯托市的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我被告知，」柯南·道爾謙虛地說，「電纜是卓越的。」
「還不到一半！」科爾薩特回答說，上星期他一直在火車上看報紙。
「確實！聽到這消息我很高興。」柯南·道爾有些懷疑地說。「請問您是得到了什麼特別報道嗎？」
「我不需要任何特別報道，我親眼看到了！」
「哦，得了吧！」柯南·道爾說，他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被戲弄了，「這是不可能的！」
「對我可不行！我是美洲大陸上當時唯一在演出現場的人了！」這時，心滿意足的科爾薩特才一邊聽着，一邊對演出及其後的情景作了詳盡的描述。
話又說回來，在我看來，《滑鐵盧》作為一部戲劇是完美的，而亨利·歐文在其中的表演更是戲劇藝術的巔峰。在人類感情的全部範圍內，沒有任何缺少。這就像一個浮雕，在那分層的精細貝殼之上，有着熟練的手工製作技巧。它似乎總是觸動所有人的心。當戲劇里那位垂死的老兵從椅子上跳起來向他的老團長行禮時，全場觀眾會同時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在隨後的國內和美國的演出中，這常常會產生影響。
聖誕夜，與「科西嘉兄弟」[ | ]
1、在亨利·歐文爵士經營蘭心大劇院的整個過程中，對於如何度過聖誕節這件事，在工作人員與管理人員方面，都是以一種家長式的風格。在平安夜當天或平安夜的前一天晚上，劇院的員工們——每個男人和女人都會得到一個籃子，裏面裝着一隻鵝，以及作為配料的鼠尾草、洋蔥和蘋果，還有一瓶杜松子酒。孩子們每人也是一隻鵝，用一塊蛋糕代替杜松子酒。他們大約有四五百人，當他們漸漸遠去時，你可以通過散發出的香味在遙遠的街道上找到他們。在大多數聖誕節的前夕，供應給劇院的飲料和蛋糕，都放在綠色房間裏。這裏的酒碗很大，隨時都可以再斟滿。我們有時會在那個碗裏放一桶五加侖的陳年威士忌，因為總是得給舞台工作人員留下大量的供應。
1882年的一個聖誕前夜，亨利·歐文在舊的牛排屋裏舉辦了一場宴會。參與者都是埃倫·泰瑞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舞台監督洛夫迪的好朋友，還有其他人，一共二十幾個。我們吃了一頓真正的聖誕晚餐：帶香料的牛肉、烤牛肉、火雞、李子布丁等等。一切都很完美，宴會結束後，一張輪盤賭桌出現在我們面前。然後，令人驚訝的事情發生了。
每個人都被放置一個帆布包，裏面裝着不同面值的嶄新錢幣，價值五英鎊。每個人都可以問心無愧地賭錢，因為這樣只是玩一玩，並沒有侵蝕自身積累財富的風險。
兩年後的聖誕節，我們都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亨利·歐文安排了一個「暫停」的聖誕夜，邀請了100多號人到他住的蒙洪阿希拉宅邸共進晚餐。我們像往常一樣，真摯地舉杯祝酒，最後合唱了一首歌，在這首歌里，劇團里的每個成員都表現出了迄今為止聞所未聞的歌舞能力。他們這是進行了一件黑人一般的娛樂活動，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接受的。那天晚上大家喝了非常多的酒，因為威士忌是裝在像臉盆那麼大的大罐子裏的，我負責用巨大酒碗調酒，所以我知道。
2、關於《科西嘉兄弟》這齣戲，另一個重點是替身演員。在由一位演員分飾兩角的戲劇中，通常至少會有一個場景，在這個場景里這兩個角色必須同時出現。為此，必須得找一個替身。在《科西嘉兄弟》中，如果劇里的雙胞胎中其中一個看到旁人在看他的兄弟，就需要有不止一個替身。在蘭心大劇院裏，亨利·歐文的主要替身演員是之前的阿瑟·馬提森，他雖然體格上比亨利·歐文小隻得多，但在面部表情上有點像亨利·歐文。他堅信自己是亨利·歐文的替身，沒有人能區分他們。這種信念是無窮無盡的玩笑的來源。
劇院裏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參加過各種各樣的活動。對亨利·歐文來說，觀看甚至挑起這樣的玩笑，是一種無窮無盡的樂趣。甚至亨利·歐文的兒子們，那時還都是小朋友，在精心的訓練之後，也會走到馬提森先生面前，握住他的手，喊他「爸爸」。在歡樂的舞台上，他們有二十來個體型和身份各不相同的替身，大隻的、小隻的、瘦的和胖的。在場景的最後，他們一起歡呼，這確實很有趣。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發生在這齣戲演出的過程中。劇中在蒙吉隆男爵家裏舉行的晚宴，應該是一件非常「高貴」的事情，劇中的男客人是巴黎上流社會的紳士，女客人是上流社會的淑女，如果對現實中的這兩類人來說，一頓「豐盛」的飯菜並不是什麼稀罕事。然而，由於大多數客人都是臨時找的群眾演員，很難抑制他們對食物的熱情。
在劇中，當「僕人們」推開餐室的門，宣佈「開飯啦！」的時候，「紳士們與淑女們」會像飢餓的土狼一樣瘋狂地沖向桌子。為了使他們愉快，麵包與海綿蛋糕帶來一種雕塑般的外觀，或者誘惑的。香檳酒倒得很多，的確特別多，樣子也挺逼真，整座房子裏的都有劇院使用過的酒杯，人們對品牌與酒的猜測也不斷湧現。
確實，媒體上流傳着這樣的謠言，說每晚的香檳花費數額巨大。實際上，提供的香檳是專門放在香檳酒瓶子裏的檸檬水，並經過一番處理，讓它看起來確實像香檳，擰開瓶塞就噴出泡沫。狂歡在夜間愈演愈烈，直到幾個星期以後，劇中「法國的優雅貴族」表現出一種純粹聖日耳曼郊區一般的飢餓。亨利·歐文仔細考慮了一下這件事，於是有一天他下令提供特製的食物，一部分用灰泥糊的，一部分則用紙漿做成。他吩咐道具管理員對件事保密，當然這番吩咐幾乎是無必要的。
在劇院裏，玩笑是一件非常神聖的事情，從高管到低級工作人員，沒有一個人不用自己的方式去開玩笑。那天晚上，「法國的削瘦貴族」向他們的獵物衝去，他們全都突然中止，「客人們」發出許許多多驚訝和失望的叫聲，舞台兩側的工作人員則強忍住笑聲，這些參與了這場密謀的人們都在偷偷地從側翼觀望。那天晚上以後，扮演客人的群眾演員們的餐桌禮儀有了顯著的改善，所有的人都慢條斯理地拿起食物，以挑剔的眼光審視。於是多汁的海綿蛋糕又出現在適當的時候，畢竟，沒有理由再上一堂反對貪婪的課。
我們與音樂家們的故事[ | ]
1、1893年6月13日，當我們在上演《貝克特》的時候，阿里格·博伊托來到了蘭心大劇院。我去了他的包廂，又在皇家包廂的小客廳里同他談話。後來他來到舞台上看望亨利·歐文。《貝克特》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對我說，亨利·歐文是「他所見過的最偉大的藝術家」。兩個晚上後，也就是6月15日，他來到牛排屋吃晚飯。
2、 帕代雷夫斯基的演奏和他本人都很有意思。一天晚上，他來到牛排屋吃晚飯，亨利·歐文見過他幾次，很喜歡他的作品。他主動提出為亨利·歐文可能正在創作的劇本進行一些音樂創作。1891年、1892年和1895年，我私下裏見過他很多次，還聽過他在海德公園平台的戈茨太太家演奏。在那些場合，他演奏了巴赫的《半音幻想曲》，莫扎特的一首插曲，蕭邦的一首插曲和一首華爾茲。
這確實是一種令人愉快的場合。我記得有一件非常罕見的事，帕代雷夫斯基組成了其中一部分。當我們的劇團在紐約演出的時候，霍爾·凱恩也來到了紐約，他之前一直呆在加拿大，試圖解決那地方的版權問題。1895年11月，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跟他出去散步，我們的目的地是第五大道，那時候第五大道是一個很不錯的周日散步場所。霍爾·凱恩很快就被路人認出來了，開始有人說他「很像他的肖像」，由於他在美國極其暢銷，就有路人開始在離他不遠的地方跟隨他的腳步。這是人群的天性，他們會越聚越多，過了一會兒，我回頭看了看，只見整條街上的人都跟在我們後面，人群越來越擁擠。我們就加快腳步，打算離開，但是尾隨的人群保持着同樣的速度。在第42街和第40街之間，我們遇到另一堆人沿着大路走過來，他們跟在帕代雷夫斯基後面，帕代雷夫斯基正和一位朋友一塊散步。我們停下來開始交談，於是，兩撥人都擠了過來，因為這是一個不能錯過的有趣場合，可以同時看到兩個非凡的人。
費了好大的，我們才擠進一家旅館，又從另一邊離開，終於設法逃了出來。
對於公眾而言，看到一群受歡迎的人總是有趣的事。在我自己的經驗里，我遇到過許多次這樣的例子，這是自然的，因為我在偉大的藝術家中間生活了25年以上。我還清楚地記得另一個場合：1887年6月初，一個可愛的周日下午，歐文在奧特蘭茲公園舉辦了一個馬車派對，我們在這地方跟他一塊用餐。從倫敦出來的整條路都擠滿了人，就像布希公園裏的栗子一樣滿滿當當。馬車的車廂里坐着亨利·歐文、圖爾與科迪將軍(當時是上校)，科迪的暱稱是「野牛比爾」，這位科里奧蘭納斯式的人物在那年春天「像彗星一樣」襲擊了倫敦。當然，這群人激發出公眾的興趣，我們一路總是被不絕的讚嘆伴隨，有時也帶着歡呼。
【註：野牛比爾·科迪是《德古拉》中昆西·莫里斯先生的原型】
3、1886年4月14日，李斯特神甫來蘭心大劇院觀看《浮士德》，並在牛排屋吃用晚餐。那時他作為利特爾頓先生的客人，住在對方位於西德納姆的宅邸。那時，倫敦音樂界向老先生表現出狂熱，所以當他來看戲時，絕對有必要守衛他。實際上，年輕一代中所有的真正音樂迷都想見到他，因為他們以前沒有過機會，以後也不太可能再有。那時李斯特已經75歲了，幾乎已經不再演奏，畢竟他演奏只是為了讓自己或朋友開心起來。那天晚上，利特爾頓先生和太太，還有利特爾頓家的兒子與兒媳們陪着李斯特來看戲。
所以，有必要把所有可能打擾到他的狂熱者都屏蔽掉——記者、怪人、簽名收集癖、想在他的包廂里被人看到的私生飯——我們為他準備了一個堡壘。在頂層的皇家包廂旁邊的另一個包廂，由一道板子隔開，其中一部分可以拆卸。這個包廂在舞台前部裝置之外。我們把這個包廂的門擰緊了，只有從隔壁的包廂才能進去。只有李斯特和其他幾個人坐在這裏，這是毋庸置喙的，因為利特爾頓一家中的某一位拿着另一個包廂的鑰匙，如果未經允許，任何人都不能進去。
晚餐時，在牛排屋舉行了一場有意思的宴會，在他們當中，此外還有戲劇派對，接下來是：埃倫·泰瑞、麥克斯·米勒教授、威克里夫勳爵和夫人、亞歷山大爵士和麥肯齊夫人、阿爾弗雷德·庫柏爵士、沃爾特·巴赫和巴赫小姐、莫雷爾·麥肯齊爵士、阿爾弗雷德·利特爾頓先生和夫人、奧古斯都·利特爾頓先生和夫人、威廉·貝蒂·金斯頓先生和夫人以及卡塞拉小姐。
艾倫·泰瑞面對亨利·歐文，而李斯特坐在艾倫·泰瑞的右手邊。從我坐的桌子盡頭的位置上，我不禁觀察到到那兩個人的側影尤其相似。晚飯後，亨利·歐文走過去坐在李斯特旁邊，這種相似讓在場的所有人議論紛紛。亨利·歐文當時48歲，但他看上去仍然是個年輕人，頭髮烏黑，臉上沒有一絲皺紋，那時他的脖子上也沒有留下歲月的痕跡。而另一面，李斯特看起來比他的實際年齡要老一些，他佝僂的雙肩與長長的白髮使他看起來像一個家長制時代的人。儘管這樣，兩人之間的相似還是值得注意的。斯塔芬哈根彈了鋼琴，但是大家都覺得，經歷了漫長的一天的李斯特一定太累了，儘管都很願意聽他演奏，但是並沒有開門見山。聚會持續到凌晨四點才結束。
我在日記上寫道：「李斯特那張優美的臉——獅子般的面容——幾個大疙瘩——老先生突出的下巴——肩頭長長的白髮——都喊他「大師」——年輕時一定非常強壯。非常甜蜜和簡單的習慣。H. I.和他長得挺像——就像老朋友一樣，他們精力旺盛地交談着，雖然只能聽懂彼此語言中的幾個單詞——卻用了很多表情和手勢來表達。非常有趣。」
翌日，亨利·歐文、弗洛倫斯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斯特拉頓街與安吉拉·庫茨男爵夫人共進午餐，與李斯特會面。在午飯後，一大群朋友應邀去見李斯特。庫茨男爵夫人若有所思地讓人把鋼琴從客廳里搬走了，免得李斯特一看到鋼琴就以為要彈琴似的。過了一會兒，李斯特注意到鋼琴不在，便對女主人說:
「我看到你的房間裏沒有鋼琴！」
她坦率地回答說，她已經把它搬走了，這樣他就不會被它引誘，除非他真的想彈琴。
「不過我想來點音樂！」李斯特說，並且繼續，「毫無疑問，房子裏是有一架鋼琴的，而且很容易就可以搬過來！」
不一會兒，僕人們把一架大鋼琴搬進會客廳，這架鋼琴甚至值得李斯特的雙手。接着，安托瓦內特·斯特林以她自己令人愉快的方式，唱了幾首直擊心靈的女低音歌謠。
「現在我要演奏了！」李斯特如此說。於是他彈琴，這音樂那麼宏偉，讓人無法忘懷。
4、據我所知，法國作曲家查理·弗朗索瓦·古諾先生只來過一次蘭心大劇院。那是在1882年9月6日，《羅密歐與朱麗葉》第二個演出季的第一個星期。第三幕結束時，他拜訪亨利·歐文的化妝室，在等待的時間裏，他一直坐在那裏聊天。古諾是個似乎能滔滔不絕地說出成形想法的傢伙，他的話語一點也不顯得拘謹或者是有預先準備的。看上去他都是在說心裏話，但他有着很好的的習慣或條理，以致於讓他的話具有準確傳達思想的能力。古諾說的每句話都能夠用速記的形式記錄下來，如果要進行復刻的話，是不需要任何修改的，因為話語的形式、結構和用詞都完完整整。聊了一會兒，亨利·歐文不願意讓他離開。當報幕員宣佈第四幕開始時，亨利·歐文沒有參與，他要跟古諾繼續他說話。在第五幕的開頭也是如此。當他不得不離開的時候，也就是要上舞台上出演關於藥劑師的那場戲的時候，他要我招待古諾先生，直到他回來。我一直呆在化妝室里，亨利·歐文不在的時候，古諾可以和我聊天。
古諾先生說的幾句話，我一直銘記在心。那時他正在談論某個「偉人」，突然就停頓了，稍稍停頓那麼一下，說道:「但畢竟沒有真正的『偉人』！他們是說出偉大事情的人！」
我問他，在他看來，他所作曲的，最好的歌詞是什麼。他幾乎可以說毫不猶豫地回答說:「啊，我們兩個都可以！我從來沒有不帶感情地想起這句話！怎麼能不這樣呢?」
他念了這幾句歌詞，屬於《聖者的悲劇》的最後一節:「
「在我們的巢穴里，在教堂墓地草皮上
我們的軀體，安息在寧靜的大地的胸膛
靈魂與上帝同在。」
當他說話的時候，似乎越來越被那種情緒控制。講到最後一行時，眼淚順着他的面頰流了下來。古諾先生講話非常專注和強調，很難相信他不是在唱歌，因為他口中說出的話語，和查爾斯·金斯利那首歌的效果是一樣的，他的演講就像音樂一般。
後來我問古諾先生，他認為誰是最好的作曲家。
「當然，活着的人除外！」我補充道。
他笑了，並且想了一會兒，回答說:
「孟德爾遜！孟德爾遜是最棒的！」接着，他又停頓了一小會兒，說道:「但只有一個莫扎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