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詞語都對惡之圈有所知曉》

　　「你帶上手帕了嗎？」

　　每天早晨，在我出門上街之前，我的母親都會站在家門口這樣問我。我並沒有帶手帕。因為我沒有帶，我需要回到屋裏拿一塊手帕。也正因為我始終在等我的母親這樣問我，我從來沒有主動帶過手帕。手帕是一個證明，它證明着我的母親在早上一直疼愛着我；而在這一天剩下的時間我只能靠自己。

　　「你帶上手帕了嗎」這一問是感情的一種委婉展示。任何更直接的表示都會使人尷尬，我們這些鄉下人也不習慣。母愛就掩飾在這一問里；這是說出它的唯一方式：如此的煞有介事，那種語調就像發出一道命令，或是為工作作出某項決策。語音的突兀生硬甚至強化了這種親情。

　　每天早上，我都兩次走過家門：第一次沒帶手帕，第二次則帶了一塊手帕。只有這樣，我才走上街頭，好像帶上手帕就意味着母親也在我的身邊。

　　二十年後，我已經在城市裏獨自生活了很長時間，在一家製造廠里當翻譯員。我早上五點就起床，六點半就上班。每天早上，喇叭都對着工廠大院瘋狂播放着國歌，到午飯時則是「工人大合唱」。然而廠子裏的工人們只是坐下來俯身吃飯，眼神如錫鐵皮般空虛而呆滯，雙手抹滿了油。他們的食物都裹在報紙里，吃一口豬背肉之前就得先一步把報紙從豬皮上刮掉。兩年就按這個老樣子過去，日復一日。

　　到了第三年，這種沉悶的生活結束了。一位訪客一周里連續三次早早地出現在我的辦公室里：一個高大兇惡、骨節粗壯的男子，藍眼珠目光熠熠——一個來自國家安全衛隊的龐然大物。

　　第一次，他站在那裏，罵了我幾句，然後離開。

　　第二次，他脫下他的風衣，把它掛在插在櫥柜上的鑰匙上面，坐了下來。那天早上，我從家裏帶了些鬱金香，把它們插在花瓶里。那個男人看着我，誇我對人品性的判斷是如此敏銳。他說話的腔調油滑，讓我很不舒服。我反駁了他的奉承，並正告他：我只看得懂鬱金香，但看不透其他的什麼人。於是他惡狠狠地對我說，他對我這個人的了解比我對鬱金香的了解還要多得多，然後他把他的風衣拽到他的胳膊上就走了。

　　第三次，他坐着，我卻一直站着，因為他把他的公文包放到了我的椅子上。我不敢把公文包移到地板上。他稱我是蠢貨，說我是懶骨頭，是賤人，就像街邊的野雞那樣墮落。他把鬱金香狠勁推到靠近桌子的邊緣，然後拿出一張白紙和一支筆放到桌子中間。他向我吼道：寫！我沒有坐下來，就按照他口述的寫下——我的姓名，生日，地址。接下來的，是那些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事情，即使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和親屬，那些我……然後就是那個可怕的字眼：「colaborez」 ——我要去合作。在這個關節，我停下筆來。

　　我放下筆，走到窗前，視線落在那條灰頭土臉的、未鋪路面而滿是坑窪的街道上，以及後面所有駝着背的房屋。另外，這條街叫Strada Gloriei——光榮街。在光榮街上，一隻貓坐在光禿禿的桑樹上。它是工廠里那隻少了耳朵的貓。在貓的上面，早晨的太陽正在照耀，如同一面黃黃的鼓。我說：N-am caracterul——我沒有做這種事的品性。對着外面的街道，我說出這番話。

　　「品性」這個詞使那個秘密警察歇斯底里起來。他撕碎了那張紙，把碎片甩到地板上。接着也許是他意識到他需要向上級證明他曾經嘗試過招募我，因而他又俯下身來把碎片一一拾起，胡亂扔進公文包里。之後他深嘆一口氣，接着好像受挫了之後泄憤似的，把花瓶連帶着鬱金香狠狠擲向牆壁。花瓶破碎時發出了刺耳的聲響，好象空氣在磨牙。他把公文包夾在腋下，靜靜地說：你會後悔的，我們會把你淹死在河裏。我則自語似地回答：如果我簽了名，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這一切的後果必須由我自己承擔。所以無論你怎樣做好了。而這時，辦公室的門正開着，他已經走了。在外面，光榮街上的那隻工廠里的貓已經從樹上跳到房頂上，一根樹枝彈跳着，就像彈床一樣。

　　第二天拉鋸戰就開始了。他們想開除我。每天早晨六點半我都要向主任報道，工會主席和黨委書記也在他的辦公室里。就像我的母親曾經問的「你帶上手帕了嗎」一樣，每天早上，主任在這時都會問道：你找到其他工作了嗎？每天早上，我都給予同樣的回答：我沒去找，因為我喜歡留在廠里，我願意留下來，直到退休。

　　一天早上我來工作時，我發現我那些厚厚的辭典躺在我辦公室外大堂的地板上。我打開門；一個工程師正坐在我的辦公桌旁邊。他說：你進門前應該敲門。這是我的地方，這兒沒有你的事兒。我不能回家；任何未經許可的曠工都會給他們提供解僱我的藉口。我沒有了辦公室，所以我更是必須保證來上班；無論如何都要來。

　　我有一個好友，當我們沿着那條可憐的光榮街回家時，我把這一切遭遇都告訴了她。起先，她將自己的桌子清出一角給我用。但有一天早上她站在她的辦公室外面對我說：我不能讓你進來。大家都說你是告密者。騷擾仍在持續；流言蜚語開始在我的同事間傳播。真是糟糕透了。面對攻擊，你可以保衛自己；但面對誹謗，你卻無能為力。每天我都準備好迎接任何可能的結果，包括死亡。但我就是受不了這種背信棄義。無論做什麼準備都無法承受的背信棄義。誹謗把污穢填滿你的身體；你無法自衛，就在這污穢中窒息。在我的同事眼中，我恰恰是我拒絕成為的那種人，如果我真的答應去監視他們，他們反而會毫不猶豫地相信我。本質上，他們是在懲罰我，因為我饒恕了他們。

　　既然我必須保證來上班，但我又沒有辦公室，而朋友也不會讓我用她的，我只好站在樓梯井裏，也不知道該做什麼。我沿着樓梯爬上爬下幾次，突然間我又成了母親的孩子了，因為我帶上了一塊手帕。我把它放在二樓與三樓間的一級台階上，小心翼翼地把它捋平之後坐了下來。我把我那些厚厚的辭典安置在我的膝蓋上，來翻譯各型液壓機的說明書。我這個樓梯間的才女呵，把自己的辦公室建在手帕上！到午飯時，我的朋友就到樓梯這裏來找我，我們在一起吃飯，一如先前在她的辦公室，或是更早在我的辦公室那樣。從院子裏的喇叭飄出的「工人大合唱」還在歌頌着人民的幸福生活。我的好友吃着吃着就替我哭了起來。我沒哭。我必須堅強地留下來。很長時間都必須這樣。直到度過那幾個似乎無窮無盡的星期，直到我被解僱。

　　在我身為樓梯間才女的日子裏，我曾在詞典里查閱「樓梯」這個詞：樓梯的第一踏步作為起始踏步或卷形踏步，常設計為牛鼻型外圓角。每一級水平踏步的兩邊都要與樓梯的臉頰相配。盤旋着的踏步間的空隙，甚至被稱作樓梯之眼。我已經知道有那麼多美麗的詞彙與液壓機的潤滑系統有關：鴿尾榫，鵝頸管，橡子螺帽，眼形螺栓。此刻，我同樣為樓梯各部分那詩意的名稱，為行話的美而震驚。樓梯有臉頰，樓梯有眼睛——那麼樓梯也是有軀體的了！無論是木材還是石塊，水泥還是鋼鐵，當人類與它們打交道時，為什麼堅持把自己的面貌強加到哪怕是世界上最難以駕馭的事物上，為什麼他們用自身的軀體來命名這些無機物質，將它們人格化為身體的一部分呢？對那些技師而言，這種深藏不露的柔情必然會使他們嚴峻艱苦的工作令人好受一些嗎？難道，每一種領域的每一種工作，都要遵循這樣的原則，就像我的母親問我帶沒帶手帕那樣？

　　在我小的時候，家裏有個裝手帕的抽屜，裏面的手帕總是分成兩排，每排各有三疊：

　　左側是男人們用的手帕，給我的爸爸和爺爺的。

　　右側是女人們用的手帕，給我的媽媽和奶奶的。

　　中間的兒童手帕是給我的。

　　抽屜里的手帕組成了一幅全家福。男人們的手帕是最大的，手帕邊緣有棕、灰或棗紅色的暗色條紋。女人們的手帕要小巧些，邊緣是藍、紅或綠色。兒童手帕最小了：未縫邊的白色方格上畫着鮮花與動物。三種手帕都這樣劃分：日常用的，放在前面；星期天用的，放在後面。到了星期天，你的手帕顏色必須與衣服顏色相配，即使別人看不到也要這樣。

　　就算把我們自己也算在內，家裏的所有物件都沒有這手帕重要。它的用途可真是包羅萬象：擤鼻子；擦鼻血；捂蓋手、胳膊或膝蓋上的傷口；掩面哭泣或咬住它來忍住哭泣。用一塊清冷濕潤的手帕抑制頭痛，或系住手帕四角用來遮陽擋雨。如果你一定要記住什麼事，可以在手帕上打個結來提醒記憶。搬重物時，你就把它纏在手上。火車離開站台時，你揮舞着手帕喊再見。因為我們巴納特方言裏「淚」聽起來就像羅馬尼亞語裏的「火車」，在我聽來車輛在軌道上滑車發出的吱吱叫聲就像哭泣一樣。在村子裏，要是有誰在家裏死了，大家馬上系一塊手帕圍住他的下巴，這樣屍體僵硬時他的嘴巴能保持閉合。在城裏，要是有人倒臥在街邊，過路人也常常會拿一塊手帕蓋住他的臉，這樣這方手帕就成了死者的第一個安息之所。

　　在炎熱的夏日裏，家長們有時會在很晚的時候打發孩子們去墓園給花澆水。我們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儘快地給一塊又一塊墓地澆水。然後我們就在禮拜堂的階梯上擠成一團，看着縷縷白霧從某些墓地上升騰而起。這些霧剛飄了一點點路就消散在黑夜中。對我們來說，這些霧都是死者的靈魂：有動物形狀的，玻璃器皿形狀的，還有的像瓶瓶杯杯，像手套和長筒襪。四處都有白手帕一般的白霧出現，看起來就像是被黑夜鑲了邊。

　　後來，當我遇見奧斯卡·帕斯提奧爾，準備描寫他被流放到蘇聯勞動營里的經歷的時候，他告訴我一位年長的俄國母親曾經送給他一塊細亞麻布織就的白手帕。希望你們都能走運，那個俄羅斯女人說，這樣你能快些回家，我的孩子也能快些回家。她的兒子和奧斯卡·帕斯提奧爾一樣大，離家鄉一樣遙遠，只是在相反的方向，她說，在一所懲戒營里。那時奧斯卡·帕斯提奧爾正敲着她家的門，作為一個半飢半飽的乞丐，指望着用一塊煤換一小口飯吃。她讓他進門，並給了他幾口熱湯喝。當她看見他的鼻涕都滴進碗裏的時候，她給了他那塊從沒人用過的白色細亞麻手帕。對這個乞丐來說，這塊手帕是這樣一件美物，它帶着蕾絲花邊，絲線把叢叢莖幹和玫瑰精確地縫在上面。它接納了他，又傷害了他。那是這樣一種混合體：一面是用細亞麻布織成的安慰，另一面他的衰老又被絲織的莖幹度量出來。而對那個女人來說，奧斯卡·帕斯提奧爾也是一種混合體：他既是她屋子裏的一個不諳世故的乞丐，又是這世界中一個迷途的孩子。通過一個婦女的姿態，他可以感受到這兩種角色都令人欣喜，也使人不知所措；而這個婦女在他眼中又同樣有着兩副相貌：一個不知名姓的俄國女人，同時也是一位焦急的母親，正問着那個問題：「你帶上手帕了嗎？」

　　自從我聽了這個故事之後，我心底就浮現出一個問題：「你帶上手帕了嗎」是不是到哪裏都有效果？在它行進的半路上，它越過了那個冰雪晶瑩，凍融不止的世界嗎？它是否穿過了山巒與草原，越過了每一道邊界；它能一路直達這個撒滿了勞動營與懲戒營的龐大帝國嗎？「你帶上手帕了嗎」這一問是不是無法擺脫，哪怕是面臨錘子與鐮刀們的威脅，哪怕是在所有的勞動營里都受過一次斯大林主義的再教育？

　　雖然我已經說了幾十年的羅馬尼亞語，但只有當我與奧斯卡·帕斯提奧爾談話時，我才意識到羅馬尼亞語裏手帕叫batistă。能證明羅馬尼亞的語言有多偏向感覺的另一個例子是，它的詞彙都被毫不留情的驅動着，直指事物的中心。不用繞什麼彎子，某種材料用來做一塊手帕，一塊BATISTĂ，本身就是現成的。好像所有的手帕都是這樣，無論何時何地，都是用細亞麻布做的。

　　奧斯卡·帕斯提奧爾把那塊手帕留在行李箱裏，把它當作一個遺骨箱，屬於一位帶着一個有雙重身份的母親，以及一個同樣有着雙重身份的兒子。經過五年的勞動營生活他終於帶着它回了家。這全是因為他把他那塊白色的細亞麻布手帕作為自己希望與恐懼的象徵。在那裏，一旦你從希望與恐懼中解脫出來，你就死了。

　　經過這次有關白手帕的談話，我花了大半夜在一張白卡片上為奧斯卡·帕斯提奧爾剪貼出一幅滿是詞語的拼帖畫：

　　　　在這裏按舞步來說Bea

　　　　來跳進一高腳杯的牛奶里

　　　　亞麻布在變得灰綠的白鋅皮桶里

　　　　幾乎所有的材料

　　　　都與交付時一致

　　　　聽我講

　　　　我是列車，是

　　　　放在肥皂碟里的櫻桃

　　　　永遠別和陌生的人們交談

　　　　或在電話總機上講話

　　這周晚些時候我去見他，給了他那幅拼帖畫，他說：你一定要把致奧斯卡這幾個字也貼上去。我說：反正我給了你，就是你的東西了。他說：你一定要貼上去，因為卡片可不知道那些啊。於是我把它帶回家貼上：致奧斯卡。然後到下周我把卡片給了他，此刻就像我離開家門時第一次沒帶手帕，而要回家在第二次帶一塊手帕那樣。

　　還有一個故事也是以一塊手帕結尾的：

　　我的祖父母有個兒子叫邁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被送到蒂米什瓦拉去讀商科，以便他能接手家族的穀物貿易和雜貨店。學校里有不少來自第三帝國的教師，都是貨真價實的納粹。他本來應該被訓練成一名商人，實際卻基本上被教成了一名納粹——按計劃洗腦的成果。等他畢了業，邁茨已經成了一個狂熱的納粹，整個人都變了。他整日呼喊着反猶的口號，像白痴一樣令人嫌棄。我的祖父訓斥過他好幾次：他的全部身家都仰仗於在猶太商業夥伴那裏積攢下來的商業信用。當這些話無濟於事時，他還打了邁茨幾個耳光。但年輕人的理性早就被抹得一乾二淨了。他儼然成了村子裏的大思想家，欺侮那些逃避上前線的人。邁茨本在羅馬尼亞軍中有一份文案工作。然而他感受到了內心把理論付諸實踐的強大衝動，於是他志願加入黨衛軍並要求被派到最前線。幾個月後他回鄉結婚。也許他在前線耳聞目睹的無數暴行讓他清醒了些，他借着一條從古至今都有效的神奇規定從戰場上逃離了幾天。這條神奇規定就是婚假。

　　我的祖母老早就在一隻抽屜里保留着他兒子邁茨的兩張照片：一張是結婚照，一張是遺照。結婚照里，新娘全身潔白，比他要高一拳，顯得瘦削而莊重—— 如同一尊石膏聖母像。她頭上頂着一圈蠟質的花環，就像是積雪的樹葉。邁茨穿着他的納粹制服緊挨着她，不像丈夫，而像士兵；不像新郎，而像侍衛。他回到前線沒多久，遺照就寄了過來。裏面只是一個可憐的士兵被一顆地雷所撕成的碎片。遺照有巴掌大小：一片黑色的田野中間是由人的殘骸聚起來的灰色的一小堆，看起來都放置在一塊白布上。與黑色的田野相對，那塊白布看起來就像兒童手帕那樣小，如同一個中間印着奇怪圖案的白色小方塊。對我的祖母來說，這張照片也是一個混合體：白手帕上那個死掉的納粹，在她記憶中還是那個活着的兒子。終其一生，我的祖母都把這幅有雙重含義的照片夾在祈禱書里。她每天都祈禱，祈禱文也幾乎肯定有着雙重的含義。自從認識到親愛的兒子突然蛻變為狂熱的納粹後，這些祈禱文大約是在向上帝祈求，讓她在愛兒子和寬恕納粹的不同行動里作出平衡。

　　我的祖父在一戰時當過兵。他常常痛心地談論有關兒子邁茨的事情，這時候他很清楚他在說些什麼。他說：哎呀，當旗子開始飄動的時候，人們的理智都不知不覺地滑到喇叭裏面去啦。這一警告，在接下來的極權統治中仍然應驗，我對此深有體會。每一天你都能看見，那些投機者們，不論大小，他們的理智都不知不覺地滑到喇叭裏面去了。這喇叭，我才不會去吹他。

　　不過，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被喊去學手風琴——而這違反了我的意志。因為我們家裏的那台紅色手風琴原先是屬於死去的邁茨的。手風琴的帶子對我來說也實在太長了。為了防止這些帶子從我肩上滑下來，手風琴老師用一塊手帕在我背後把它們系了起來。

　　我們能否說，正好是這些最微不足道的物體——或是喇叭，手風琴，或是手帕——把生活里最不相干的事物聯繫在了一起？這些物體看似各安其位，但它們自身的偏差卻揭示出生活中一個不斷重複的模式——一個惡之圈，或者我們用德語來說，一個屬於魔鬼的圈子。我們可以相信它的存在，卻不會把它說出來。儘管如此，說不出來的東西還是可以寫下來。因為寫作是一種沉默的行動，一種由腦至手的勞作。嘴巴則被略過了。在極權制度下我說了很多，主要是因為我拒絕吹喇叭。這些言論常常帶來使我飽受折磨的結果。但寫作卻在沉默中開始，在樓梯上萌發，在那裏我必須做出比我以往所說的更多的東西。具體的情形演講里我不再陳述。因為那至多是浮於淺表的附屬品，並不是事件自身的全貌。這一全貌，我能在自己的腦海里講清楚，悄然無聲地講清楚，縱使在我落筆之時又陷入到由詞語構成的惡之圈中去。我帶着對生的渴望，對死一般的恐懼作出了反應。那是對詞語的饑渴。只有詞語的旋渦才能掌控我的狀態。它把用嘴說不出的東西說的清清楚楚。我在事件後面追逐，在詞語間和詞語構成的惡之圈裏把它們捉住，直到某件我以前從未知曉的事情浮現出來。與現實一樣，由詞語構成的啞劇上演之時，根本無視任何現實的法則，把重點遮遮掩掩卻擴充起那些次要的細節。在它瘋狂向前運行的時候，這個由詞語構成的惡之圈又用一種惡毒的邏輯去蠱惑那些還活着的人。它們的形態動作狂暴殘忍，令人焦慮不安，總是在一陣癲狂後卻又即刻精疲力竭。極權統治下的主旋律必須一直進行下去，因為自從我們被剝奪了幾乎所有做任何理所當然之事的資格之後，除它之外再也不會有什麼理所當然的事情了。而主旋律隱藏在某處時，那些詞語就直接把我佔據。它們隨心所欲地使用着主旋律。於是，什麼都可以是對的，什麼都可以是真的。

　　當我身為樓梯間才女的時候，我就像先前童年裏在河谷放牛時那樣孤獨。那時我曾吃過樹葉與花瓣以期待成為它們中的一員，因為它們知道怎樣生活，而我不懂。我通過命名來與它們談話：牛奶薊可能是因為這株有刺植物的莖稈里的乳液而得名。但它不願意聽牛奶薊這個名字。於是，我就試着自創既不帶牛奶也不帶薊這兩個字眼的名字：肋骨荊棘，針頸草。這些生造的名字揭開了我與植物間的一道鴻溝，而這道鴻溝又通向這樣一個深淵：一種恥辱，因為我事實上只是在和自己交談，而不是植物。但這種恥辱對我也有益處。我照料着牛群，而詞語的聲音照料着我。我想：

　　　　你臉上的每個詞語，

　　　　都對那惡之圈有所知曉

　　　　卻不說出來

　　詞語的聲音知道，除欺騙之外別無他法。因為物體會通過它們的材質來欺騙，感覺會通過它們的姿態來誤導。詞語之聲，連帶着用這聲音虛構的真相，居住在當物體與姿態的謊言匯合在一起時二者的交界地帶。在寫作中，這已與信任無關，而完全是對誠實的欺騙。

　　回到工廠時代，當我身為樓梯間才女，把手帕作為自己的辦公室的時候，我也查過一個優美的詞叫TREPPENZINS或遞增利率，就是像爬樓梯一樣把貸款利率遞增。（德語裏管這個叫「梯級利率」）這些不斷增加的利率，構成了一個人的支出和另一個人的收入。在寫作時，當我把文本鑽研得越來越深的時候，二者就匯合在一起了。我依據自身寫得越多，從我生活經驗中丟失的東西就越清楚地展現出來。詞語不能未卜先知，但只有它們能作出這一發現。在如何出其不意地抓取生活經驗的方面，它們有着最恰當的反應。到最後，它們是如此的引人注目，以至於生活經驗必須依附於它們才不會解體。

　　在我看來，物體並不了解它們的材質，姿態並不知曉它們所反映的感覺，而詞語也並不明白嘴巴把它們說出來的用意。但為了確保我們自身的存在，我們仍然需要這些物體，這些姿態，這些詞語。畢竟，我們能去掌握越多的詞語，我們就越自由。即使我們的口被封住，我們還能試着通過姿態甚至物體來堅持我們自己的權利。對審查者而言，它們更加難以解讀，要花費不少時間才會引起他們的警覺。而通過引起警覺前的大量時間，它們把我們受到的羞辱轉化為另一種形式的尊嚴。

　　在我從羅馬尼亞移居出來之前不久的一個早上，一個鄉村警察來找我的母親。她都已經走到門邊了，卻突然想到：「你帶上手帕了嗎」。她沒帶。雖然那個警察很不耐煩，她還是回去拿了一塊手帕。在派出所里，警察對我母親大發雷霆。我母親對羅馬尼亞語所知極為有限，根本聽不懂他在咆哮些什麼。於是他離開辦公室，在外面把門鎖上。我母親就坐在那裏被關了一整天。開始的幾個小時她坐在警察的辦公桌上哭泣。後來她就開始在屋子裏走來走去，並開始用那塊沾滿她的淚水的手帕擦拭屋裏各個設備上的灰塵。做完這些，她又從牆角拿來水桶，從牆上的掛鈎拿下毛巾，跪下來擦地。我驚恐地聽着她對我講的這一切。你怎麼能那樣，為他打掃辦公室？我質問她。她毫不難為情地回答道：我只是在找些活來消磨時間罷了。再說那辦公室也太髒。好在我帶的是一塊大老爺們用的手帕。

　　直到那時，我才通過這種額外而又自願的羞辱明白，她在拘留中為自己創造出了些許尊嚴。我試着為這件事找些詞語組成一幅拼貼畫：

　　　　我想到在我心底茁壯成長的玫瑰

　　　　想到像篩子般沒有靈魂的人

　　　　而掌權的人卻問：

　　　　誰能成功控制你們

　　　　我說：把皮救下來

　　　　他喊道：那皮

　　　　不過是一片破布，一片被蹂躪的細亞麻布

　　　　它可沒有心

　　直到當下，也包括當下，我希望我能為所有那些每一天都被各種極權統治剝奪了尊嚴的人們說一句話——就一句，或許，還包括手帕這個詞。要不然還是那個問題好了：你帶上手帕了嗎？

　　這個提到了手帕的問題，是不是根本就與手帕沒有一點關係，而恰恰是關於人類那尖銳而強烈的孤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