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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头巾ちゃん気をつけて

小红帽当心

庄司薫

by yumemisun



1

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全世界的电话机都摆在妈妈这位女性的膝头或附近呢?尤其是要打电话给女性朋友时,不知何故,接电话的总是“妈妈”。当然,我并没做什么亏心事(且无意怪罪妈妈们),对接电话的妈妈们也没什么歹意。反倒是她们对我的好感溢于言表(虽不至于塞奶糖给我吃),一听是我便乐得不知所措,就像打开一大瓶香槟似的,弄得我满头是泡。最近,这一情况愈演愈烈。自打东大取消了入学考试[1],全国上下对于我这类高三学生或者说原东大考生(?)达成了一致的看法——大家觉得我们“非常可怜”。就连在安田要塞中奋战的反代代木派[2]斗士们都说:“我们也觉得很对不起各位考生。”这可了不得。于是乎,我们就像红羽毛[3]的募捐箱和救世军的慈善锅似的,沐浴在了周围人同情的目光之中。不仅如此,人们还会对我们实施问卷调查,除了“今后怎么打算”、“会去京都吗”这类关乎前途的问题,还有“你怎么看武斗的学生”、“三派和民青比较喜欢哪一方[4]”之类的问题,实在让人觉得“哎呀,烦透了”。有一个情况我说晚了,我的高中乃是那所“臭名昭著”的日比谷高中[5]。大约因为这点,不论是同情还是取笑,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极好的对象。

回到电话的话题,我得先打个电话给一位女性朋友,向她取消一起打网球的约定,以这郁闷的请求开启今天这个运势不佳的一天(那个医生笑着说我“倒了大霉”,我还跟着陪了笑脸了呢)。要问这是为什么,正如没有窍门就变不成魔术一样,没有脚趾甲也打不了网球啊。我(仔细想了想,近段时间确实很倒霉)先是时隔十年再次罹患感冒(时下流行的香港流感),又搞丢了爱用的钢笔,就连东大入学考试也泡了汤,真叫祸不单行。倒霉的还不只这些,昨天,我养了十二年的狗撒手归西,左脚大拇指的指甲还整个翻了。我又要岔开一下话题——没有大脚趾甲的痛苦真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明白。这种痛苦就是如此具有决定性!说得最没脑子一点,没了脚趾甲,首先人会没法正常行走。据说人类诞生的决定性条件正是使用双脚直立行走。若以此为衡量标准,我现在这样应是极度缺乏“人样儿”吧。另外,没了脚趾甲后,内心一直处于“会不会撞到”的不安状态也不可小觑。去年末,我朋友用白绒面革做了一件运动衫,一天穿下来肩头袖口一片漆黑。他看着弄脏的地方深有感触地说:“这人生在世,还真是磕碰不断呀。”现在换做大脚趾,我已经疼得连发表感触的心思都没有了。总之,不论你干什么,做什么打扮,脚趾总会撞上一些东西。大脚趾长的位置就是如此绝妙,生来就有撞上东西的宿命。前阵子我的确运势不佳,也曾感到过“祸不单行”。可今天,我是真心诚意地希望命运能放我一马。这就是今晨醒来,看到左脚被船帆一样洁白的绷带包扎着的时候,我由衷发出的感叹。

再说回电话,果然还是“妈妈”接的,于是话题又进入了老套路。由美的妈妈其实挺为人着想的,只因与她通话的人是我,所以对话内容不由分说地转向了固定模式。

“哎,小薰,你最近可好呀?”她的嗓音柔软得让人感动。我明明没有脚趾甲,还不够格做人类,却依旧用略自暴自弃的口吻答道:“挺好的。”(我似是有种爱往好了答话的癖好。照这样下去,就算哪天垂死在床,若有人问我“你还好吗?”,我说不准还真就能答他一句“挺好的”。)

“有什么事吗?这阵子真是苦了你了。”

“哎,是啊。”

“真可惜,之后打算怎么办?去京都吗?”

“不。”

“是嘛……也是,怪远的。”

“是啊。”

“京都现在也不太平吧,听说也武斗。”

“对。”

“要是京都和别的地方全闹起来,都不能考倒也公平了。”

“哈哈哈哈。”(我自认为自己笑得非常爽朗,无忧无虑。)

“不过小薰,太好了,听着你挺精神的。”

“其实也不算很精神吧。”

“是吗?听起来心态很平和呀。”

“是这样吗?我烦恼的根源大概就是看起来太平静了吧。”

“哎哟哟,这话真逗。这倒也是,你明明可以好好愤愤不平一番,虽说这么讲有点不妥。”

“要不我也像孙悟空那样抡起武斗棒大闹一场吧。”

“哎,小薰也是挥棒子那派的吗?”

“咦?不,现在还不是。”

“对吧,别吓我。但真是太可惜了。有人说大学又不止东大一家,可这话说得有点不着重点。”

“嗯。”

“真是的,该怎么说好呢。总之一句话,小薰,打起精神来。下次有机会,大家再一起出去玩。”

“好。”

“呀,对不起。你要找由美吧,我马上叫她来接。”

“好。”

我可以肯定地说,以上对话是至今与我聊过大学问题的妈妈们之中最体谅人的范例。不仅不纠缠,还挺有品味。以至于我都开始觉得,过去我老和由美见面却有意无意躲着阿姨真有点对不住她。话说回来,听了方才的对话大家也多少看出来了吧,我有时讲礼貌得让自己吃惊,忍耐力也很强,总之就是这么个性子。用我那些艺术派呀革命派的朋友的话来讲,我这种温和待人的地方正是“俗不可耐的伪善”与“难以容忍的势利”之表现。我本人基本赞同这种观点,可这也是难以改变的地方。说句实话,面对这种年长和善的PTA[6](?)型人,我似乎天生就不擅长高傲地戏弄他们,或大快人心地当面让他们难堪。或许,我真是个除了讲礼貌其他一无是处的平庸少年吧。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除了讲礼貌外就一无是处。而我确信这点,还是在进了日比谷高中之后。我们学校除了普通的“成绩优异”的秀才学生,个性鲜明的天才式怪人更是成群。我管这些人叫艺术派,暗暗惧之三分。与他们相比,我这18年都不知干了些什么。举个例子,刚入学时,我和一个艺术派同学聊了一会文学,当时我说自己喜欢莎士比亚和歌德——光是这样就被他们瞧不起。后来才知道,原来在那一瞬间,我已被贴上了“古典派”的标签,被丢出他们的圈子之外了。更糟的是,不明所以的我接着说自己对《茶花女》感动不已,简直无法挽回。至此,我连“古典派”都够不上,完全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家伙。最让人烦恼的是(这些都是秘密),我现在依旧十分喜欢莎士比亚和歌德(当然我也小有进步,现在还爱读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若是再读《茶花女》肯定还会情不自禁地感动落泪。现在,那些艺术派正把在赤坂附见车站、歌舞厅相识的女孩和年长女性同自己发生的故事写成反浪漫主义式的文章。有朝一日他们成了大作家,定会将品行端正、努力学习、看似毫无烦恼、每天像公鸡一样7点准时起床上学、爱读《茶花女》的我(虽说伤脑筋,可上述都是事实)视为顽固不化的俗人代表,说得一文不值吧,唉唉。

说回电话,由美(忘了说,她就是我打电话要找的那个女性朋友)声音格外温柔,接起来说了一句“早啊”,我暗暗松了口气。我和她幼儿园时就认识(不,应该更早,我们还在学步时就认识了),她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点都没变,是个脾气古怪、爱耍小性子的人。她心思极其细腻,我只要稍不留心,她便会闹着要咬舌自尽。要对这么一个女孩提出取消一起打网球这种类似约会的约定,且取消原因是我的脚趾甲翻了——将此事爽快愉悦又若无其事地说清楚简直比登天还难吧。即我得告诉她,在当时这么个情况下,我左脚撞在随手摆在走廊的滑雪杖上,那尖头精准地插进了我的脚趾甲与皮肉之间。若这么同她说,她一定会吓得惊叫起来(或脸色苍白沉默不语),此后十年都不会想再见我了吧。其实,我自己想起这事也觉得后背发凉呢。

不过她毫不在意(因为还不知情嘛),兴致颇高地连声道“快听我说”,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呐,你知道恩培多克勒的拖鞋的故事吗?”

“哎,什么?”

“恩培多克勒啊,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因为纯粹形而上的烦恼而自杀的人。”

“是嘛……”

“他是跳维苏威火山死的,死后留下一双拖鞋,那双拖鞋摆得整整齐齐的。”

“这样啊……”

“真棒啊,恩培多克勒。“

“嗯(?)”

“他脱了拖鞋摆放整齐,真好!”

“嗯——”

“呐,不觉得这件事非常了不起吗?”

事后回想,此时我应该说“真的吗”、“真了不起啊”等话来表现自己的兴趣,或因感触很深直接默不作声也好。但这番话来得太突然,这对摆放整齐的拖鞋让我不知所措。我抱着“为理解她的意图争取时间”这一模糊的意识,随意开口接了话茬。这下可坏事了。

“那什么,恩培多克勒就是伊奥尼亚派的那个吧。”

“伊奥尼亚派?”她的口气一下子冷淡起来,这不怪她。

“嗯,就是主张万物由火、风、水、土组成,靠爱与恨的力量聚合或分离的那派,是火、风、水、土。”

我用尽可能爽朗的口气述说,可她还是如一块冰似的冷了下来,完了。

“哎,你知道的可真不少。”

“我是高考生嘛,就和在菜场卖菜没两样。”

“真是什么都知道。”

“尽是些没趣的事。”

“你是在耍我玩吗?”

“不是!我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你听出来了吧。”

“是吗,”她干巴巴地应了一句,然后用十分断定的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那你都明白了吧。”

一听这话,我也有些恼火了。

“明白什么?不就是拖鞋整齐地摆在那儿嘛?”

“对,在维苏威火山口。”

“不就是世界上最早因纯粹形而上的烦恼自杀嘛?”

我很清楚地感到,她在电话那头深吸了一口气,接着她用毫无抑扬的声音说道:“你听好,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昨天听过这个故事,我一直想着今天与你见面时要讲给你听。”

“……”

“可要我说现在的感受,我真想咬断舌头一了百了!”

我沉默地僵在原地。至今为止,我不知与她拌过多少次嘴,一旦她说出想要咬舌自尽,那不论我如何挽回都只会将事情越搅越糟。仔细想想,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可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她先说了拖鞋嘛。虽说我是文明礼貌、善待他人的“好脾气小薰”,可有时我也有自己绝对不能退让的底线——比方为了哄女孩子开心,故意说”真让人感动”、“我震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什么的。这种事我可做不出来,尤其对由美。

“那我挂了。”在一阵猛烈的沉默后,她说。

“好啊。”我回答。

听到她放下听筒,我才慢慢放下了紧紧攥在左手中的听筒。如此一来,怎么也得与她绝交两个礼拜吧。不过我可不在乎,早就习惯了。回想一下,我从小与她在一块儿,一百回里有九十九回都是她把我气回家的。其中五十回,我甚至气得再也不想见她。可问题就在这剩下的一回上。她长相平平,并没有漂亮到能带出去向朋友炫耀的低于;与胸部丰满引人注目的女孩相反,她的胸部清瘦平坦;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她都是让人不悦而归的女孩。但就是有那么一回,能让人感到她难以言表的奇妙魅力,这才让人头疼。不过,再怎么说也就是百分之一而已。

我离开电话边(打电话时总把电话挪到了客厅一角),小心避开客厅的沙发、桌角和棕榈竹钵,走到院子里。今年冬天天气特别坏,尤其二月学校开始放假以来(日比谷高中的高三学生从二月开始放春假),每天都阴沉沉的。大约因为气温高吧,梅花已经开了。院子南边的山茶树上零星开着几朵大花。在山茶树边,我小学五年级暑假做的手工粗糙的狗屋“冬的小窝”就这么随意摆在一边。狗屋的前主人冬是条黑色杂交公狗,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养它。它温顺亲人,爱在杜鹃花和罗汉柏丛边撒尿,爱把院子里穿的木屐和拖鞋叼进自己的小窝里。要说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大概就是我外出长期旅行时,它会绝食而变得消瘦吧。冬就是这么一条让人省心的好狗。

“小薰,冬的狗屋就这么留着吗?”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身边问。

“也是啊,怎么办好呢。”我站在她身边,一起望着“冬的小窝”怔怔地说。


[1] 1969年因为学生运动全共斗的影响,东京大学取消了入学考试。

[2] 日本新左翼势力,因反对被称为代代木派的日本共产党而得名。

[3] 日本慈善基金会之一。

[4] 三派和民青分别为“三派全学连”和“民主青年同盟”的简称,均为学生运动的派阀。

[5] 该校以东京大学的高入学率闻名。

[6]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的缩写,日本的家长教师联合会,是促进家长和教师相互学习、促进教育发展的社会教育团体。

2

那之后,我足足呆望“冬的小窝”有半个小时。这期间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联想。冬很喜欢抱着院子里穿的拖鞋睡觉,这让我想到由美昨晚是不是也将恩培多克勒的拖鞋抱在胸前一直想着要将他的故事告诉我呢(当然,这个联想要是让她知道了,她一定又想咬舌自尽了)。谁叫我是喜欢读《茶花女》的人呢,一旦产生了这一联想,刚才的那些个愤愤不平立马一笔勾销。我很快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且刚才也忘记说不去打网球的事,其实我都准备好合适的推脱之词了)。

可第二个电话还是妈妈接的,她说由美已经出门去网球场了!我愣了一下就乐了,随便客套了几句挂断电话,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球场。有什么办法呢,那个绝世小性子的女孩在与我激烈大吵后,还遵守约定去了球场!我们约在九点半,她已等了十分钟。她偶尔是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我大约花了十秒钟,绞尽自己灰色的脑细胞,好不容易想出了一个最佳方案:套上旧长筒橡胶套鞋骑自行车去球场。这天,我正好穿着黑毛衣和黑牛仔裤,又急匆匆地穿上黑皮夹克,再穿上长筒套鞋,怎么看怎么像聚集在河边捕鱼的年轻渔民,都不用扎上头巾!在我家帮忙的年轻保姆阿悠虽然从看我推车出门,到小心翼翼地跨上车为止都憋住了,不过我敢打包票,待我一瘸一拐地出门后,她一定躲在门背后笑得捶胸顿足呢。

也真亏我能想到穿套鞋,可即便这么穿,每踩一下脚踏,不,应该说是每次左脚踏抬起时,拇指就会靠住套鞋的内壁。这相当疼。但我心情极好,有节奏地踩着自行车去了球场(一般跑过去大概要花5分钟)。我很爱看电视里播的言情剧。那些电视剧中,常有恋爱中的年轻人奔跑的镜头。这时的我不也在做着类似的事吗(请不要在意我的穿着和奇怪的姿态)。现在回头想想,难免会百感交集,发出如此感慨。各位大概已经察觉到了吧,我的上述这些催人泪下的热血行为,不过都是自己剃头挑子一头热而已。

虽说周日天气异常,是个暖冬天,可二月初上午九点半的球场还是十分冷清(有几个球场因下霜暂停使用)。我毫不费力地看到,本应消沉地在球场等我的那位可爱女性朋友并不在这里,球场里只有面目可憎的宿敌——她正用大幅度动作与邻居家的女孩练习击球对打。她打网球时总会用亮黄色的头带绑住刘海。半途中头一个能看到球场的地方,我已看到那可恶的黄色头带在右手边第一个球场上如蝴蝶般轻舞了。说真的,再没比这更气人的事情了。而更致命的是,通往网球俱乐部的路不知道为什么是用鹅卵石铺成的。本来我没指甲的脚趾就已在长筒套鞋中岌岌可危,现在拜这卵石路所赐,别说潇洒地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了,就连笔直前行都十分困难。我深陷这一窘境,简直惨不忍睹(真是的,为什么非要在这儿铺这种大颗又圆润的卵石呢)。

当时我也没有退路(就算现在夹起尾巴落跑,也不可能逃过她的法眼),索性心一横,就当什么也没看见,一脚一脚(?)踩着自行车径直骑走。稍后,只听见从背后传来了与由美打球的纪久子(她小我们一届,是个和善可亲的女孩)“小薰学长”的大声呼唤,我当然装作没听见继续往前骑行,经过一番苦战(我可绝对不想让她察觉到脚受伤的事),终于骑到了球场里面的备用停车场,在那儿调转了车头。那时,我已是满头大汗,可没有办法还得原路返回,继续往卵石路上骑。

骑到半路,只见纪久子跑到分隔球场与小道的金属网边,眉头微颦,有些吃惊地望着我(这完全可以理解)。而我该怎么形容好呢,已完全自暴自弃,估计是像用力踩减肥单车的中年妇女那样,只能对她不理不睬,将这伟大的前行坚持到底。现在的行为完全符合 “胜也好,败也罢,别为这些喧哗”与“输赢之外的态度才最重要”。事实上,这事说来有些滑稽——我在那时不知为什么,想起了自己的心头好,水前寺清子的《怎样怎样哪儿的歌》[1]来,合着那歌的节拍踩起了脚踏。因为这首歌的拍子一放慢,正好合上我踩脚踏的节奏。

我只顾紧盯着前面一米左右的可恶卵石路骑车,余光里看到纪久子挥着球拍向我打招呼。之后她突然停了下来,当我满头大汗一脚一脚踩着自行车通过她面前时,只听她用格外甜美的声音小声喊道“小薰学长”,我怔了一下继续踩自行车装作没听见。可接下来,她却用十分清亮的女高音(正好是深吸一口气,一、二、三的节奏)大喊一声“庄司薰学长”。这可要人命,我就像条好不容易挣脱狗链溜出去散步的狗,在大马路上被喊了名字那样,犹豫片刻,仿佛只用没了脚趾甲的左脚拇指一个指头在骑车似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骑了过去(那之后我还没见过纪久子,下次见面时该怎么向她解释才好,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就在从球场快要看不见我的地方,我(说来也真是丢人)实在忍不住回头瞟了一眼,纪久子和刚刚一样扒住金属网望着我,在对面空空荡荡的后场中央,我看见由美双手将球拍抱在胸前,眼看脚下,正用左脚尖踢着石子。果然,她都没用正眼瞧我一下。那个混蛋,咱们走着瞧!这次我一定与你绝交!

好不容易骑出卵石路上了柏油马路,立马轻松多了。可我一时无法摆脱卵石路上踩脚踏节奏,东倒西歪,如一条老河似的蛇行前进。不用说,我越想越觉得此事乃一辈子的污点。再说,要由美那家伙这么大吵一架后还乖乖去球场等我,才真会让她不惜咬舌自尽呢。我明明最清楚她是这样的人,却还傻乎乎地跑出家门,翻了脚趾甲也要硬套上长筒套鞋,一脚一脚踩着自行车赶过去。

但事已至此木已成舟,在清冷二月早晨的空气中,我感到全身的热汗在慢慢冷却。怎么说好呢,我调整了一下心态,不论做什么(做了什么?),或者更具体地来说,我现在没有脚趾甲,穿着长筒套鞋踩单车的样子,帅肯定是帅不起来了。在目前这一糟糕的情况下,首先应该将思维方式调整得乐观向上。比如可以设想一下,我现在这滑稽的样子被大家看到了会怎样。大家一定会大吃一惊吧,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打个比方,不论何时都沉着冷静、深谋远虑,应对任何情况都能迅速妥当地做出判断并行动,那种男人简直像戴高乐将军呀、电视剧里演的FBI小分队和秘密特工似的(怎么我举的例子都这么怪呢),帅得让人生恨。可不知道为何,以之前的那位PTA妈妈为代表,我身边的人似乎认为我也是这种男人(应该说是将来会成为那样子吧)的典型(有些难以置信,可这千真万确)。不止PTA,那些个艺术派的朋友们也是如此。且对于我的这种评价,往往还伴随着之前提及的“讲礼貌却没能耐的无聊之人”,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反正你就是进法学部,再进大藏省[2]之类的地方,并以此过完无聊一生的人”这一类贬义评价。

事到如今,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讲一遍了,事实上我的性格特点实在与沉着冷静、深谋远虑不搭边。特别是在快速做出判断,妥善采取行动方面,我还真想好好学学那些能做到的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单是问我酒井和歌子和內藤洋子[3]里更喜欢谁,坐手划船去千鸟之渊好还是弁庆桥好,更有甚者,问我想吃荞麦面还是拉面就能让我不知怎么回答好,自个儿纠结好一阵子。我举的上述例子多少有些选哪个也无所谓之感(这么说有点对不住酒井小姐和内藤小姐),可头疼就头疼在这世上还有很多问题不能随便选答案。比方我们学校也有些激进的革命派,他们在走廊遇到我劈头就问“你怎么看美帝(美帝当然是美帝国主义的那个美帝,可听起来总感觉像是某个特殊用语)”。这种时候就非常伤脑筋,因为在我看来,要认真回答这个问题,在那儿站着说一定说不完。可革命派一见我迟疑了三秒钟,便如艺术派因莎士比亚和歌德嫌弃我一般,马上认定我是个“俗不可耐的体制下精英后备军”,对我嗤之以鼻。实际上,我是切·格瓦拉的忠实支持者,对毛泽东钦佩得直想高呼 “万岁毛主席”,对胡志明则怀有如老虎乐队[4]女粉丝一般的感慨。而对马克思,要说我是发自内心地爱着他也不为过。有一次——其实这事我挺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我坐地铁时脑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场面:马克思与妻子、小女儿还有朋友们一起悠然散步,空中金凤花纷飞,大家唱着德国民谣回家。当时我莫名地感动不已(为什么是金凤花,我也不太明白,总之就是飘着金凤花)。所以说(如此总结其实也有些奇怪),不管怎么说,只要革命派乐意,我大概可以与他们聊上几天几夜。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让我头疼。即我其实并非完全没有决断力和行动力,只是谨小慎微老老实实罢了。面对刚才提到的那种“更喜欢哪个”的画圈画叉问题,若是内容太过无所谓,我会在楞一下后草率地随便选择。另外,就像现在跌跌撞撞地去追由美这样,有时我不瞻前顾后到让自己都厌烦。回过头来想想,我其实时不时就会干出些傻事来。不过,我虽常常手忙脚乱,迷惘后悔,却不知为何无法将这些事告诉别人。要是让我刻意对别人说,其实我也很迷惘,常常闹笑话,倒不是有意借由美的话——我也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咬断舌头一了百了算了。大概正因如此,所以我才被人们认为是个沉着冷静、考虑周详、不好亲近、没有年轻人应有的一大堆缺点(其实我都有)的无聊的人吧。可即便我知道这些,也对此无可奈何。

骑到能看到马路对面自家大门的地方,忽然感到左脚拇指一阵肿胀的钝痛。我吃惊于这不详的钝痛,马上从自行车上下来,在干燥的人行道地砖上推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走。长筒套鞋拖着地面,发出单调烦闷的声响,好不容易走到家门口。从下车的地方到大门口,一共二百三十八块地砖的距离——这是我边走边数得出的数据。到了门前一抬头,看到偶尔会在散步时遇到的太太正一脸惊恐地紧抱着一条斯皮茨犬,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您好!”我向她打招呼。

她松了一口气,忽然俏皮地歪歪脑袋,嗤嗤地笑了,紧接着将抱在怀中的那条漂亮的白色斯皮茨犬放了下来。

“我刚刚去清了一下水沟。”我今年第一次对人撒谎。


[1] 水前寺清子为日本著名女歌手、演员,《怎样怎样哪儿的歌(どうどうどっこの唄)》是她1967年8月发行的单曲。

[2] 大藏省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到2000年期间设置的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的政府机关。

[3] 两位都是女演员。

[4] The Tigers是日本著名的Group Sounds乐队,对日本乐队文化及偶像文化有极大的影响,1967年发行首张单曲后开始立刻大受欢迎。

3

我把自行车靠放在门边,冲进家门,立马小心脱去左脚的长筒套鞋。本以为绷带会被血染得一片鲜红,可出乎我的意料,绷带仅沾满了灰尘,并无血迹。有灰是自然的,谁叫我翻出闲置已久的旧套鞋一下就穿上了呢。问题在于,我将左脚从黑色长筒套鞋这一防护壁中抽出的刹那,原本局限于左脚拇指的奇妙钝痛以西部片中常见的印第安人敲打太鼓的节奏瞬间传遍了全身。

这让我有些束手无策,陷入了窘境。我天生身体健康,运动神经好得让自己都佩服。就算再胡闹逞强,这辈子顶多也只受过擦伤和扭伤。我爸常说我是“能安全跑到终点的好马”。这话要往坏了解释确实说得挺狠,可我一直平安无事也是事实。说句奇怪的,这回算是我第一次像模像样地受伤。而这次的受伤,搞得我有一点细微的状态变化就手足无措。现在这副样子说来也真是丢人。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去找我妈(忘说了,我的四个哥哥姐姐都因结婚或其他原因各自独立生活,我爸昨天去打高尔夫球,住在外面。家里现在有点空荡)。妈妈在院子里与手持钉耙颇有风度的园丁大爷赏梅聊天。我两手插在牛仔裤袋里望了一小会儿,最后决定不去打搅他们。这么说来,今年黄莺还没来过呢,它们该不会因为灰霾天气全死了吧。我在小学游园会上演过一个剧,就叫《黄莺》。讲的是一个上了年纪卧病在床的老奶奶,在大冬天对她孙子——也就是我,反复问:“黄莺还没来吗?” 我思前想后,找来一个擅长吹口哨的朋友在窗外学黄莺叫,对奶奶说:“奶奶,黄莺来啦。”这个剧不知为什么,与我们家有很深的渊源。我的两个哥哥小时候也都演过这个“奶奶,黄莺来啦”。对了,我演的时候,那个可恶的由美演的是奶奶。那家伙一直窝在床上,戴着白发套和金边眼镜,那身打扮与她一点都不相称,还捂出了一脑门子汗。谢幕时,她连脑袋也一起埋进了被子里,好久都没出来。她哭了。

我沉沉地坐进客厅的沙发(说实话,我有点乏了),发现院中山茶花树边,冬的小窝已不见踪影了(妈妈收拾掉了吧)。眼前莫名浮现出站在网球场中央抱着球拍装作没看见我的那个臭脾气女孩(虽说她现在是敌人,可这次她干得确实漂亮)。今天的事当然让我懊恼不已,可不得不承认,说白了我根本不在乎打不打网球,只因有话想对她说,所以必须得在今天内见她一面。其实我想告诉她,冬死了(而我因此在慌乱中翻了脚趾甲),更想告诉她我好好考虑了一番,决定不上大学了。我想着一定要在今天内,也就是二月九日把这些事告诉她。因为下定这一决心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毕竟我是考生嘛)。此事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的,不想待事情尘埃落定后再告诉她(国立大学的考试报名到十日截止)。

另外,我大概是觉得她(我们是老相识了)一定会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我的这份决心。我很清楚,若将自己决定不考大学的事告诉她以外的人,他们定会立刻轻描淡写地说“啊,你果然非东大不考呢”。这种说法让我头疼就头疼在,我有些不知如何向他们解释好。没错,我是下定决心要考东大法律系,大家对我的这一决定大多抱着“啊,是嘛(果然如此)”的态度。可我却觉得这种认识有些许偏差。虽说不知如何解释好,比方我两个哥哥都是东大法律系的,他们的朋友我也认识不少,可我却无法将他们轻率地一概而论为“啊,就是那个(这里的“那个”可以随意替换上各种令人生厌的诸如“权利精英”、“想出人头地”等词)”。高二时,我曾问过自己格外敬爱的小哥哥,“臭名昭著”的法律系学生到底在干点什么。那时他顿了一小会,一脸认真地对我说:“其实去哪个系都一样,都是在思考怎么才能让大家一起过上幸福的好日子。虽然不敢说全部学生都这么想。”说罢,他借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法律哲学,一本是手抄油印的思想史讲义复印本。当时,我彻底被这两本书迷住了,没日没夜地读。就在那之后没多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那位教这门令人入迷的思想史课程的教授。那是前年初夏的傍晚,我和小哥哥走在银座街头,与那位教授撞了个正着。先生和善地与我们打招呼,请我们去坐一会,喝个茶。我们越聊越投机,之后一起吃了饭又喝了酒,一直聊到半夜。当然,我基本上只是安静地听他们聊天而已。那时,我真是感慨良多,想了不少事情。怎么说好呢,在那之前,我也看了很多书,想了很多事,关注着我敬爱的小哥哥(以下这些话,希望大家仔细看,看完不要笑我),觉得所谓的理性非常自由、温润、能无限延伸,变得越来越丰富宽广,会跳跃,会膨胀,会嬉闹、突进和停滞。说到底,理性是一种胸襟宏大的温柔,也是以实现这一温柔为目标的无穷力量——我一直这样莫名地看待理性。遇到先生的那天晚上,他对我们说(其实主要是对我哥说),“像这样谈天说地真让人心情愉快”,开心地与我们聊到深夜。我确信(这真的非常狂妄)自己想的没错,只觉得眼前一亮。我深深地体会到,理性不仅会让自己,也会让他人变得自由、悠然和丰富多彩。听这位先生闲聊,让我那小小的精神之翼全力伸展,畅快翱翔。我感受到的,就是如此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愉悦。在沉醉于这份自由与闲适的同时,我燃起了斗志,决心发奋学习,一定要让这位先生大吃一惊(那天的事要细说就没完没了,在此不再多言)。那时,我的胸怀忽然变得宽广起来,法律系到底学什么,东大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学这类琐碎的问题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稍微跳一下往后讲,我应该就是在那时,以一种坦率的心情决定要考东大法律系。再跳一些说现在,我又因本质上完全相同的理由决定放弃上大学。我不太会解释,即若理性真如我想的那般自由,是无关大学与学科的东西,那在偶然之下(恐怕是出于我的幸运)决定要报考的东大取消招生一事,让我如天塌下来了一般慌乱无措岂不是很可笑?若我现在慌忙确认排在东大后面的是京大[1]还是一桥[2],那不就等于我承认了自己确实是“啊,就是那个”的东大考生了吗。我想过了很多别的可能性,到最后产生了不如在这里赌一把的念头。我觉得,这次东大取消招生对自己而言反而是一次机会,一次验证我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将自己(说得夸张一点就是将自己的理性)培养到什么水平的机会。虽说是打赌,我的勇气与那些手拿武斗棒奋勇向前的人相比,也许太过微不足道且立足于个人了。要是被人指出这一点,我只能沉默不语。

想想也是,有时怎么解释都不顶用。说实话,就算不被人理解,我也不是很在意。那些我希望能理解自己的哥哥们也好,朋友们也好,他们大多是不用我费口舌就能体谅我的人。而由美(忘了说,她初中读的是某女子大学的附属中学,并不是日比谷的学生),她虽然常常惹人生气,可在这方面却十分善解人意。因此,我很早就想把不打算上大学的事告诉她,但一直开不了口。一来这事不是什么好消息,二来事先告诉她“我不念大学”总觉得(这么说有点怪)有点多嘴多舌的感觉。所以我一直拖到今天,最终决定还是要说。这个决定说白了是我对她最大的善意。可那家伙又干了点什么呢?竟然在球场假装不认识我!行了,鬼才告诉你呢!回头到了四月等得不耐烦来问我了再说吧。就连冬死了的事我也不想告诉你!由美虽然没和冬玩过,也没有摸过它,可我知道,她其实很喜欢冬。而冬见了她也喜欢得小腿直打颤,可它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只能垂下耳朵来回打转。这些事我可不告诉她。

这时,保姆阿悠进来打扫卫生(说晚了,我家阿悠特有气派,或者说特别有职业意识。她不让人叫她阿姨,要叫她女官,挺有意思的)。我慌忙站起身,突然想起左脚来,告诉她自己得去一趟医院。

“你摔了吗?”她边问边憋着笑看着我。

“嗯,结结实实的一跤。”我答应道——这是第二次骗人。

“又是骑车摔的?”她一看就是在开玩笑。

“不,帮我把车收起来吧。”

我说着又看了她一眼,终于憋不住和她一起放声大笑起来。她是从千叶上京卖蔬菜的渔民(?)的女儿,比我还爱看电视,喜欢的明星隔三差五地换。我一和她聊天就觉得自己在演情景喜剧。不是有那种聪明能干的年轻女佣大显身手,帮助呆笨大学生少爷的电视剧吗。

她手拿扫帚和掸子跟我走到门口,笑着看我再次穿上那双完全不搭调的长筒套鞋。等送我慢腾腾地出了门,我敢打赌她肯定笑得要躺倒在地上了!不过的确,那天我从着装开始就完全不像样子。

[1] 京都大学。

[2] 一桥大学。

4

我家一直去同一家医院。用刚才说的地砖来衡量,那家医院大概距离我家七百多块地砖远。去医院途中,我没遇到人,实乃不幸中的万幸。这一带围墙多,原本行人就少,但这一路上一个人没遇到,还得归功于我这段霉运期中的小小幸运。要说为什么,我光是为了解释大学的事儿就已焦头烂额,现在还得连带说明为什么穿着夸张的长筒套鞋,这哪吃得消啊(总不能对每个人都说“去清水沟”吧)。

走到医院一看,医院正面的玻璃门上挂着一块大大的“今日休诊”的塑料牌子。在今日休诊几个字边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用小字写着“急诊患者请按左边红色门铃”。我再次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这样算不算急诊。我在门口站了两三分钟,思前想后不知如何是好,正巧玻璃门对面走来一个年轻护士,认出了我。她看到我微微一歪脑袋,马上换上木拖鞋过来帮我把门打开了(让人吃惊的是,虽然挂着“今日休诊”的牌子,可那门一拉就开了)。

“您昨天来过吧。怎么了?”她问道。

“脚有点疼。”我瞟了一眼左脚说。她不知是看到我穿的这套鞋还是想起了昨天的事,突然乐了,笑了起来(其实在昨天,我为了慎重起见,当着她的面问大夫需不需要拐杖,结果被笑话了)。

“请进屋等一下吧。”她领我进来,看我磕磕碰碰地在脱长筒套鞋,便回里面的诊室去了。我多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现在这就成急诊了),坐到玄关边的白沙发上。护士很快回来,对我笑道:“很快就轮到,您等一下。”

“好的。”我应着,突然看到她抱在胸前的周刊是《女性自身》[1],小小吃了一惊。察觉到这一点再仔细一打量,发现她的眼影很重,妆画得很浓。她走去右手边的楼梯一路小跑上了楼就看不见了。不想两三分钟后,她穿着大红超短裙,手上抱着黑皮夹克,另一手只提着黑皮靴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经过我面前时还冲我娇嗔地一笑,随后在玄关快速换上鞋子出了门。我这次受伤是除探望病人以外第一次来医院,还不习惯,一再地吃惊不已。

她走后,我又等了快十分钟,渐渐觉得冷起来,瑟瑟发抖。大概因为今天休诊吧,感觉没开暖气。我在寒意中体验着左脚从大拇指到脚踝火烫火烫,脉动一跳一跳的感觉。我有个朋友有哮喘,常常请假。他曾说,“我这叫‘一病息灾[2]’。反倒是像你这样一直身体健康的,搞不好会因为挺无聊的事一下子就没了呢”。这世上还真有人能说出如此恶毒的话来。

不久诊室的门开了,一个一看就非常生活幸福美满的富态中年妈妈搀着一个大学生摸样、同芦笋般一脸铁青的女孩走了出来。我觉得这两人好像在哪儿见过,只因我也抱有大学考不成和翻了指甲的问题,所以一直低头等二人走过,随后坐直身板等着叫我进屋。不知道为什么诊室里一点响动都没有。我足足等了五分钟,最后脱掉夹克衫(好像要去打渔似的),决定主动进门。我敲了敲门,只听里面传来一句“请进”——一个令人不快的女人的声音。我有些生气,不管不顾就这样推门进去。

诊室里热得简直像个桑拿房,在靠窗的桌子前,坐着一个年轻女医。她身穿白大褂,用左手支着脑袋,嘴里还叼着烟。我一下子没了脾气,慢慢关上门站在原地。她支着脑袋别过脸来,有点懒洋洋地看着我,突然说:“哎呀,这不是小薰吗?”

我吃了一惊,再次仔细打量起这位看起来有点不太正派却又非常迷人的女医生来(昨天给我治疗的是一个中年男医生)。她的脸像柯利狗那样细长,鼻子有点翘,形状很漂亮,睫毛很长,眼角细长,嘴唇丰满,如同一朵麝香百合一般华美。

“你是小薰吧?”她在笔盘[3]上按灭了烟头,缓缓站起身来,歪着脑袋说,“都长这么大了呀。”我这时才想起来,她应该是这家医院院长的独生女,过去常来哥哥这儿玩,那时就是个大美人,但我还不敢确信。

她从上到下缓缓打量我,最后终于看到了我光着左脚,上面缠着满是灰尘的绷带(忘记说了,我进屋就一直光着脚。因为左脚的绷带包得很厚,别说袜子了,连医院那种薄底的拖鞋都塞不进。当然右脚穿着袜子和拖鞋。这种感觉很怪,个中原因我也说不个所以然来。)

“怎么了?到这边坐吧。”她说着让我坐到桌子边诊疗用的椅子上。

“昨天把指甲翻了,今天又擦到那个地方。”我有些紧张地回答。

她说了句“哎呀哎呀”,摇了摇头,再次抬头悠悠地望着我,将长睫毛大眼睛和嘴巴温柔地一拧,粲然地笑了。她这是打算问我些什么吧,比方哥哥的事或者关于我大学的事……

可她什么都没说,垂下眼帘,就好像从椅子上滑下来似的跪到我面前,双手捧起我的左脚,放到她罩着白大褂的大腿上。我被这一意外的举动吓了一跳,但下一个瞬间我更加震惊,连呼吸都差些停止了——她那白大褂里面什么都没有穿。她的气质相比医生,更像是一个普通的温柔女性。她跪在地上慢慢帮我解绑带,从那微微前倾的白大褂胸襟里,白得令人目炫的胸口几乎一览无余(不用说,我全部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直勾勾地盯着看)。这可真是紧急事态,我才看了几眼就彻底兴奋了起来。

“很疼吗?”她低着头问。

“是。”我勉强挤出一句话,根本无心说明具体怎么个疼法。她的乳房随着解绷带的动作柔柔摇晃,坚挺的乳头如嬉戏般时而贴住白大褂时而离开。我的热血一下子冲上了脑门。当然,再此之前(这完全没有自吹自擂的意思)我因各种偶然的机会看到过女性的裸体,电影和杂志里的裸体画面就看得更多了。在去年末的歌歌舞聚会上,我也见过年轻的女孩子们脱了个精光。可眼前的这对柔软摇晃的乳房却与我至今为止的那些微不足道到经验完全无关,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的柔美,怎么说呢,散发出一种赤裸裸的诱惑气息。这对乳房(经过我猛烈的观察)右边的稍大一些,两边都成低垂的铃兰花型,那形状就好像在让我立刻去捧住它们似的。不过这些其实都不是重点。最具决定性的是,这对乳房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摇晃着,我现在就能伸手一手捧住一个。且只要我一鼓作气扯掉隔在她和我之间的这件白大褂,这柔软芬芳、充满成熟女性风韵的裸体就会无声地呈现在我面前。我可以紧紧地抱住她,或者说,我可以强奸她。

“会稍微有点疼”,她像是在喃喃自语般说着,开始拿掉染血的绷末端带和下面的纱布。她快手扯掉绷带和纱布时,我一点都没感到疼。俗话说,心无杂念,火中亦凉。事实证明,当你热血冲脑时也会如此。

她将拆下来的绷带随手一团,扔进垃圾箱,再次用两手捧起我的脚。她身体愈发往前倾斜,仔细观察起我的脚来。宽松的白大褂敞得更开了。她光洁紧致的腰身和大腿,还有那一丝不挂的下半身也映入眼帘。我怎么想都觉得,若不是她故意露给我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么一想,我不禁闭上了一直紧盯不放的双眼。因为我很清楚,再看下去自己一定会扑上去。可当前的事态却不是我闭上眼睛就能平息的。闭眼后,我反而更清楚地看到了她一丝不挂的整个裸体,还摆出了各种造型。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难以言表的气味在我闭眼的瞬间将我包裹起来。怎么说好呢,我穿着一条紧身牛仔裤坐在椅子上,她现在正好跪在我的面前。说实话,我真心希望她能够尽快发现我现在的兴奋情绪。

“没有新的伤口,肿倒是肿得很厉害。”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遥远。我睁开眼睛一看,她不知什么时候起从下往上看着我,见我睁开眼睛便歪着脑袋,再次拧了一下眼睛和嘴冲我笑。她这是什么都心知肚明地在勾引我吗?可我又干了些什么呢。我非但没有扑倒她,待我回过神来,竟发现自己像平时打招呼那样平静地对她微笑。随后,她缓缓地站起来,朝着放在窗边的玻璃橱柜走去。不用说,那让人巴不得一口吃掉的乳房也随她而去。

“大家都还好吗?”她背对着我问道。

“挺好。”我回答。她说不定是哥哥的前女友。可能因为我和哥哥长得有点神似,所以才有了刚刚的事。

她端着一个白色的长方形塑料盘子,里面盛着绷带等物,再次踱着缓慢慵懒、优雅无比的步子回来。她本来想像刚才那样跪下的,但很快放弃,对我使了个眼色让我躺去看诊用的床上,还轻轻地说了句“去那儿吧”。我像昨天那样坐上那张又窄又不稳的病床,正要把左脚搁到椅子上,她来了一句:“躺下吧”。我以屁股为中心,像磁铁那样转动身体,拼命对自己默念“冷静、冷静”,接着像做腹肌锻炼那样慢慢躺下去。记得以前,哥哥的医生朋友曾经激情澎湃地和我们说,大学医院里要是来了长得漂亮的女患者,年轻医生和医科学生就会特别兴奋,特别是盲肠手术这类小,格外受他们欢迎。这么一想也是,医院其实挺有性意味的——又有床,有时还得脱光了。要是我做了医生,说不定每天都会强奸漂亮的女病人。

“别动啊。”她说着,拿起注射器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以十分专业的动作给我消毒,在我的大脚趾腹上分三次做了注射。虽然没有昨天如同牛奶瓶般的大管药剂那么夸张,不过我的脚趾还是眼看着膨胀起来,变得硬邦邦的。

打完针,她又对我笑笑,慢慢站起来把注射器收好,从白大褂的口袋中摸出烟和打火机,走到床边叼上烟点了火。她身体微微后仰,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气,缓缓吐在窗上——那扇窗户因室内的热气结了一层水雾。这吸烟动作优美而诱惑,让人不禁叹息。我像是在劝诫自己那样,一个劲儿地想,她的魅力远不止那对乳房。其实就是想告诉自己,我克制不住地想要这个人,说不定不仅是因一时冲动,而是自己一定能真正地喜欢上她。

不久,她再次将烟头按灭在桌上的笔盘中,回到我的身边。这次,她将放着绷带的大盘子放到自己腿上,在椅子上坐好,轻轻捏了捏我的大脚趾尖开始包扎。我已看不到她那迷人的乳房了,不过现在能仔细观察她披肩的柔软长卷发和在藏在长发后的美丽侧脸。我一方面因紧身牛仔裤中高高隆起的脉动,兴奋传遍全身;另一方面她的侧脸上,额头、眉毛、眼角和嘴角上细纹投下若隐若现的温柔阴影,她的脸上因此不断浮现出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表情,我就像被勾去了魂魄似的,不知厌烦地看着她。在我面前的,毫无疑问是一位魅力动人的女性,一位让“你真美啊”、“你真漂亮”这类恭维话毫无用武之地的成熟女性。我不禁想到了朋友写的那些艺术派小说中常作为主人公登出的年长女性。这类小说,不是我们这些纯情的(?)青年失败了、搞砸了、感叹自己不幸的悲恋故事,就是一切顺风顺水“抱得美人归”的冒险物语。我觉得自己现在已经读完这样一个故事。与此同时(恐怕是不仅如此),该怎么说呢,我感到,自己被想要脱光这位女士,抱住她一丝不挂的身体与她激烈交合的疯狂念头再一次控制。这一念头正在猛烈地动摇着我的理性。她这样裸身穿白大褂,说不定真是个色情狂(这不是很棒吗),也许真是等着我也未可知。

“昨天是哪位大夫给你看的”,她冷不丁地问了我一句。我看到她终于拿起了白色的绷带准备开始包扎我的拇指。我的脑子就像生了锈似的,好不容易回忆起来,开口回答:“这里有个医生脸色很白,有点胖,声音很小很柔的吧,眼睛细细的那个。”

她没说什么,好像没听见我的话,继续给我包扎。过了一小会儿,她的肩膀微微的颤抖,没发出声音来,只是在身体里(应该是)笑了。这神秘的样子,更加刺激了我的想象力和欲望。她像是要将手中的这卷厚厚的绷带全部用完一样,一直不停地缓缓缠绕,不只是脚趾,一直给我包到了脚踝。在我脚踝上缠到第七圈半时,她终于停手了。

“好了,包完了”,她用小件金属器具固定住绷带说道。我坐起身来,可因为她坐在我膝盖附近边上的椅子上,我没办法下床,只能伸直双腿坐在病床上俯视她。她又掏出烟和打火机想要点上,我从床上再次看到了她柔软起伏的乳房。她深吸一口烟后缓缓吐出,看着我,用微拧眼睛和嘴唇的独特表情冲我微笑。我本想也对她笑,可脸僵住了没笑出来。我觉得自己明白地知道,现在有其他应该做的事情。可具体怎么做呢,是应该等她吸完了这根烟吗。

这时,她喃喃地说了一句小薰,下一个瞬间便微笑着闭上眼睛趴在了我的大腿上,脸正好蹭着我的腰。她右手搂住我的腰,脸颊正好蹭着我那高高隆起变硬的兴奋之源。我清楚地感觉到,她柔软的脸颊和嘴唇贴着我,而我脉搏激烈的兴奋也明明白白地向她传达着自己的热度和硬度。我坚持不住了。这下非得立刻将她抱上床来,热烈亲吻,紧紧拥抱。我看到她几乎没动嘴唇,再次叫了一声小薰,脑中闪过了“辜负女儿心,愧为男子汉”,不能因拒绝而害女性等等至理名言。

可直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不知为什么总之当时我就是一动不动,甚至都没有伸手抚摸她的头发。她将脸靠在我腰上,我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没有动弹。当然,可能是太紧张了,且我也没有经验。那之后——这真是无法解释,我一直没动,直到她慢慢睡着(这叫什么事儿啊)。也就是说,仔细想想这事真是太可笑了,她保持着脸靠在我腰上的姿势,不知何时坠入了梦乡。也不知是对我的不解风情太过失望,还是真的非常疲劳,总之她就是这样悄然入睡了。

那之后到底过去多长时间,我也不太清楚。我发现她最初冲着病床枕头方向伸出的左手上,香烟带着一段长长的灰冒着烟。我轻轻拿走烟头,可因为不能动,我捏着这支才吸了没几口的香烟的过滤嘴,看着它全部烧完。等烧完后(我仔细瞄准,将剩下的过滤嘴丢进了垃圾桶里),不用说,我真的手足无措了。我还是那么兴奋,好像全身刚做完猛烈的按摩,完全没法正常思考。而她的呼吸热热地蹭着我的腰,大腿上还能感到她柔软乳房的一起一伏。这真是让人无可是从。

那之后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因兴奋和无法动弹的紧张,感到全身被点燃似的,好像变得四分五裂。再后来,她终于醒过来,静静地坐起身来。因为短暂的睡眠,她脸色很好,看着我微微地笑了(不是之前那种微笑,而是孩子般腼腆的微笑),轻声说道,“不好意思”。我摇摇头,令自己也十分吃惊地自然地对她回笑。

“我很累,”她垂下眼帘,伸手理了理乱发。之后再次抬起头来,看着我,终于再次露出了微拧眼睛和嘴唇的招牌式微笑。我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还能看见她的乳房),但还是挪动彻底麻痹的下半身,有些羞涩地下了床。

“不要紧了吧?”她站起来问道。

“嗯。”我应道。我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要对她说,却无法理顺思绪。

我走到门口,她靠过来拉住我的手,叫了一声小薰。我转过头一看,她一脸认真地盯着我说,谢谢你。大概是因为害羞吧,我刷得一下觉得耳朵根都烫了,好像对她道歉似的说:“我喜欢你。”

只见她眼眸中浮现出某种难以言表的深奥表情,我慌忙说了句再见,便从屋中逃了出来。走到玄关,没有别人在,我穿上夹克衫,套上那双老土的长筒套鞋,走出了今日休诊的医院。已经快中午了吧——冬日阴天淡淡的云间可以隐约看到太阳,凉爽的风吹拂着我的身体。诊室的暖气开得很足,我又出了一身薄汗。

可这份凉爽与我莫名的喜悦,却在走出去不到十步的路途中,受到了厌烦和,说得夸张一些就是如蝗虫大军般蜂拥而至的谩骂的总攻击。我感觉自己的下半身不仅是脚,而是整个都僵硬了,腰间(这怕是只有男性才能明白)还残留着倦怠的沉闷感。这让我一下子陷入了郁闷之中。

[1] 日本的一本女性时尚杂志,其增刊派生出了《JJ》。

[2] 指小病不断的人反而长寿。

[3] 文具,用来放笔的长方形盘子。

5

袭击我的那如同蝗虫大军蜂拥而上般的谩骂,主要集中在我再次发扬了讲礼貌优等生的高风格上。即我不仅错失“睡到女人”的良机,反而还为此沾沾自喜。在“性解放”的现代,这绝对是不可原谅且让人恨得牙痒痒的优等生做派吧。讲礼貌的优等生干出了特别符合讲礼貌优等生风格的事……

我将双手插进夹克衫的口袋中,拖着那双长筒套鞋走,忽然想到没赶上电车这句话。即(这也许是最极端的说法),我这样的应该是现代最流行不起来的类型,亦或是被大家唾弃的类型吧。打个比方,像我这种讲礼貌的优等生,别说电视剧了,连小说中都很少登场。如果有这种角色,那他一定是个反派。比方两个年轻人纯真地热恋,可女方的妈妈却给她推荐了一个令人厌烦的“前途无量的精英”——优等生分到的大多是这类角色(且不知何故,女方总会先嫁给这个优等生,而后必定陷入不幸)。若作为主人公出场,那头脑聪明的男主角一定有点不太正派,不是身体虚弱,就是明显怀有艺术性苦恼等异常深刻严重的烦心事,非得让身边的人常常为他担心(只要留心观察,很快就会发现这些,此乃准到匪夷所思的规律)。所以像我这样的优等生,讲礼貌,身体健康,没有什么深刻烦恼,也不会让身边的人操心,绝对成不了电视剧和小说的主角。理由很简单,这样的人身边发生不了像样的故事。这种“发生不了像样故事”的特质放到现代,似乎成为一种欠缺服务精神的标志,一种难以容忍的存在。就拿刚才女医生对我做的怪事来说,这事若发生在单纯质朴的少年或者是被女孩子看做不良少年的人身上,还能算是个事。可发生在我身上就不行。我虽已不是东大考生,但还是被说“啊,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讲礼貌的优等生,算计好未来的安全第一主义者,没办法冒险的胆小青年,装模作样的禁欲者,无法坦诚面对自身欲望的伪善者,想做好孩子的俗人,落伍于时代的人,毫无行动力的知识分子预备军,保守反动的卫道士等等等等等……(哎呀,在说自己的坏话这点上,我真是所向披靡。)

不过我(本质上来说是个快活乐天的人)让这群“蝗虫大军”饱餐一顿后,自己也爽快了不少(其实我并不否认这些对自己的恶评)。不仅如此,我再次想起她将脸靠在我腰上像个孩子似的沉沉睡去,觉得如果现在有块石头滚到我脚边我一定会爽快地给它一脚。即便我承认对我的所有谴责,还是有些上述谴责中没有涉及、不可言状却真真切切属于我的东西残留下来。不只今天,我之前错过了相当多“睡到女孩”的机会,这么说也许很怪,可这对我而言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又十分自然之事。当然,我也不知要如何解释这样的事才好。

即我(主动说明这种事其实令人遗憾至极)不仅是对刚刚的女医生,其实经常稍受一点刺激就热血冲脑,兴奋不已。一天最少两次,会产生不管是谁都好,总之就是想强奸女孩子的冲动。不,上学坐早高峰电车时,我几乎每天都险些变身电车色狼,所以应该不止一天两次。在拥挤的电车里,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也没工夫考虑爱不爱,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恋情”在车中“熊熊燃烧染红了天空”(这是Pinky & Killers的《恋爱季节》[1]),如此想来男孩子实在令人遗憾。

和稍有些好感的女孩子约会,特别是开着从哥哥那里借来的大红色本田N360(我有轻型车驾照)出门兜风,那才叫难以把持呢。就算我再怎么是一匹“能平安跑到终点的好马”,每次约会还是惊险得千钧一发。正如看到马儿回到马厩似的,我次次都会深深感慨,“还真平安回来了”。在电车里差点变成色狼也好,赴这种险些过线的约会也罢,我总是在这类接近极限的地方,怀着还没到使劲儿的时候的想法幸存返回,仔细想想也真是近乎奇迹。

另外,说到千钧一发,还有更厉害的事。我那些念私立高中的朋友里,有几个对于男女问题就算只信他们说的一半内容已经十分激烈的人(在日比谷,虽然大家在小说和口头上说得十分热烈,不过遗憾地是没人有能耐在现实中尝试一番)。在这激烈的“这条道上的前辈”中,有一个叫松冈的人。不知为什么,他非常热情地想让我快快“长大成人”,整天拉我去参加歌歌舞派对之类的活动,还给我介绍女孩子。而这种情况下认识的女孩子,大多进度神速,就好像《平凡宾治酒》[2]中常出现的帅气女生那样,反而搞得我比较害羞。她们马上就会嗑药迷乱或是脱衣服,说出什么“我们俩一起喝早晨的咖啡吧”之类的话。而我(不知为什么说这些比坦白在电车上差点变身色狼更让人害羞)和这些女孩子在一起也会非常兴奋,很快就会出现“你还是处男吗,我能好好疼爱你吗?”“嗯。”这样不像样的对话。可就算这种时候,在即将开始前,我还是会不自觉地脱逃出来。

最狠的是去年末的那次热舞派对。当时来了十几个女孩子,除了一个人,其余的全醉得到处乱脱衣服,闹得十分厉害。我也不知为什么身体完全没反应,和唯一没脱衣服、励志成为爵士歌手的女孩子一直在聊阿斯特拉德· 吉尔伯托[3]。倒不是我矫情或有洁癖,只是怎么说好呢。那种听着R&B等音乐的强烈噪音陶醉不已,喝了酒狂舞一番然后与人一夜情的男孩女孩,细看总让人有种摆谱未遂的感觉。即(我这么说又要被蝗虫大军骂是优等生了),这些男孩和女孩一方面觉得自己做着最新潮帅气的事,可事实上他们本身也无法完全确信这点。他们这种“其实做这些一点意思都没有”的感觉,我总能莫名地伤感而清晰地感受到,一旦察觉到便彻底不行了。当然在这群人中,也不泛稍稍年长类似教祖式的人物,他们怒吼着“我们是多么地不幸啊”,宣称只有通过这样喧闹发泄“我们才能确认自己的实存,确认自己的孤独与荒废”。但我觉得这话其实也很奇怪。要我说(这么说又挺优等生的),不这样闹腾和摸女孩子的身体就没办法确认的实存,感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样喧闹和睡女孩实在有点太过简单,通过上述手段确认到的实存也好独孤也罢,难道也不会太过简单而无聊吗?再说了,这东西又不像手电筒,如果每次和女孩子搭上或分开,这些实存和独孤就会出现又消失也太扯淡了些吧?当然,这可能仅仅是一种趣味问题而已。可话说回来,这类派对真的非常有趣,我不仅是为了给邀请我的朋友们面子,(因为我好奇心旺盛)自己也常积极主动地参加。事实上,参加这类活动也真的让我想了很多。比方——这话可能有点太跳跃了——参加派对时,我会突然决定“好嘞,我要像和尚或康德那样,一辈子不碰女孩子”,感觉自己也变得有趣起来了。

当然这种时候,我不会让别人察觉到自己没有生理反应,只是在深思(这应该算是一种礼仪吧。而且我钢琴弹得挺好,在这种派对上还挺排得上用场的)。可那个“想让我长大成人”的松冈(不用说,他真是个好人)到最后还是知道了我“没出手”的事,他以为我怕染病,还好心教我如果怕染病可以怎么预防,搞得我实在有点对不住他。在去年年末的派对上,我和那个不脱衣服想做歌手的女孩子一拍即合,等大家各自开房上床去之后,我们弹了钢琴,搞了一个小小的联合演唱会。你弹我唱,从波萨诺伐唱到香颂,有唱了流行歌曲,最后把全世界的催眠曲都来了一遍。一点也没有因为没上床而不甘心,反倒玩得相当尽兴。不过松冈知道这事后着实为我担心,一脸严肃地问我,“喂,难道你是阳痿?”

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阳痿,反而更接近色情狂或者强奸魔,就算再怎么不让他失望(?),我也实在说不出“嗯,其实我是阳痿”这样(绝对)立刻就会败露的谎话。于是我便像新式的电视解说员似的对他坦白,其实自己在单恋一个女孩,为了她得守住贞操(我要是不这么说也太对不住他了)。可我这么一说,他非但没有放弃反而燃起了斗志,高兴地对我说“是什么类型的呀,早告诉我不就完了”(再重复一遍,他真的是个好人)。等大学入学考试这段忙乱期过去了,他肯定又会拉我去聚会,然后真的帮我找到当时随口胡诌的“眼睛像酒井和歌子、鼻子像内藤洋子、嘴像松原智惠子[4]、身材像玛丽莲·梦露”这样难以想象的女孩子(而且每项都很符合条件),介绍给我(要是真给我介绍了可怎么办)。

说到贞操,这话题又要跳跃一下,在这类歌歌舞派对上,我真的如“阳痿”一般没有生理反应时,我有时会想起由美来。自己并不是为了由美才守的贞操(这还用说),只是有时会突然傻傻地想,我们两人一起做和尚(我的敌人应该是做尼姑)会怎样。这怎么想都非常奇怪吧。

她本来就是个非常奇怪的女孩子(你大概已经发现了),我俩也算是半斤八两(?)。要说她怎么个奇怪法,我可以举一个发生在小学六年级春天的事做例子。有一天夜里十点多(对小学六年级的孩子来说这个时间已经是大半夜了),她来我家把我叫出来,还特意把我拉到了门的阴影里。那天她月经初潮,特意跑来告诉我这件事。当时我穿着睡衣,因为寒冷和吃惊瑟瑟发抖。她对我说,“我已经是大姑娘了,不知什么就时候会被男人强奸。要是遇到那种事,你一定会保护我吗?”我紧张得直打颤,认真地回答:“嗯!”听了我的回答,她突然紧紧地抱了上来,与其说是紧抱,不如说是像要绞杀我那样紧紧地抓住我,颤抖着薄薄的肩膀哭了好久好久。好不容易止住眼泪时,我已站得僵直得像根木棍,她温柔地亲吻了我。而后,我穿着睡衣把她送回家。返回自己家的路上,我又因兴奋和寒冷不停发抖,心想明天就去学柔道(事实上,我真的因此开始了柔道)。再多说一句,那次是我和她空前绝后的唯一一次接吻,这也非常不可思议吧。

另外,在中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妈妈、她妈妈还有我们俩四个人一起去河口湖住了半个月。一天晚上,她悄悄拉我出来,让我把小船划到湖中央。你猜她接下来干了什么?她突然解开身上穿的开衫的扣子,把开始隆起的胸脯露出来给我看。那时她的胸还很小,与其说是胸,更像是刚开始膨胀的栀子花苞。且那天晚上月色朦胧,不使劲儿瞧根本看不太出来。可我还是屏住了呼吸,一下子看呆了(你可能会笑我,但真的非常美)。稍后,好像是我说了一句“真好看”,她一脸眼看就要哭出来的表情(也许是打算对我微笑吧)说:“摸着可疼了。”我不知为什么问了一句,你冷吗。她回答,挺冷的(好像大冬天的对话似的),说完扣上了开衫的扣子。这大概是雇我做保镖的谢礼吧,说不定是她在警告我她被强奸的危险又加深了。再多说一句,(也许不用说你也猜到了,很遗憾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的裸体。

这些事,都不用我多解释,已经够奇怪了。仔细回想一下之后的发展,我们至多有时手牵手一块走路(因为有一大半时间我们都在吵架),别说接吻和胸部了,她连腰都不让我碰。而我也有我的脾气,绝对不主动去搂她的腰。这也是一件奇事,她似乎是觉得来初潮当天就告诉我,就保镖的谢礼来说,实在有点预付得太多了。仔细想想,其实我也觉得自己收的太多,有点对不起她。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就全说了吧,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俩所谓的手牵手充其量不过是指尖轻触,且仅限没别人看见时。这已经不只是奇怪了,简直让人惊得目瞪口呆。

当然关于这点,都不用拿出艺术派说事,我自己也常在想,这说不定正好说明我不自然、无法坦诚地面对欲望、没有年轻人的热血,是个令人厌烦的优等生。该怎么说好呢,总之只能信不信由你了,关于由美,大概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吧,只是偶尔碰碰指尖的拉手并没有让我产生什么不满。倒不是说她没什么性暗示。有时候我头脑发热起来,我指除了在电车中想咸猪手或者开着本田N360以外时,我也有想狠狠强上了她的时候。不过一般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我脑子不太清醒时。在我状态正常时,完全做不出这种事,身体没有反应(这得小声说)。坦白说,我有时也会想自己和由美结婚了会怎样,可总没办法想出个所以然来。话题再跳跃一下,我是眠狂四郎的粉丝(啊,这要是被艺术派的那些人知道了,他们大概会比知道我喜欢《茶花女》更加恼火吧),《周刊新潮》每期必读。去年末,这本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旧时的武士房事很少,三十多岁的汉子至多一个月行一次房事,甚至有人一年只在大年夜行一次房事了事。因为柴田炼三郎[5]常常写些编得精妙的段子,我有些怀疑这段内容的真实性,不过,读到这段时,我不禁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一年就睡一次,说不定能行。再写她可能又想咬舌自尽了我就打住吧,再说,会想这些事本身就已经挺没救的了。我确实挺在乎由美,可这种在乎似乎与喜欢她爱她不同,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保镖的心态。比方她有时——这恐怕要怪裁缝师傅——和我一块出门会穿非常夸张的超短裙。我平时在电车中看到超短裙的女性会非常兴奋,可与她在一起就不行。单我们两人时还算好,要是有其他朋友一大伙人一起时,我完全没法安下心来。而她越是在这种时候(这可能是保镖的有色眼镜作用)就越显得诱人,好像故意不留意她的超短裙似的。这时候,我不会让别人察觉到,却在心中觉得自己是个傻乎乎的保镖,甚至是个愚蠢的金刚。我又不好对由美的裁缝师傅挑刺,深深地觉得这真的是蠢透了(都不用别人说)。我想和她一块出家,肯定也有一部分因为这些。

怎么觉得好像扯了很多废话,总之综上所述,我就是这么一个每天极度接近色狼、强奸魔、色情狂就差求定积分的人。但同时,我又一再错失“睡女孩子”的良机,过着拼尽全力时不时和青梅竹马牵牵小手的生活。我想说,这不是因为我是令人厌恶的优等生(不过我也不否认这一事实),包括我想和由美出家,皆因我感受到了一些不可名状的缘故。那不是落伍于时代的卫道士或讲礼貌的优等生,而是这些话所涵盖不了的、更为具体的东西。再举一个例子,我在想着今天那家医院的女医生时,不知为什么不觉开始拼命回忆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所谓不可名状的什么,正是这一类东西。

这件事发生在我一年级的十月初,我坐地铁丸之内线从赤坂见附去银座。当时正好是下午三点多,车上很空,我随意坐下,正对面坐着一个二十四、五岁(可能有二十七、八吧)的年轻女子。她穿着剪裁漂亮的蓝白格子西装,脚蹬棕色皮靴,同色的小手袋放在膝头(我记得非常清楚),总之是一位非常时髦的女性。可不知为什么,她脸颊上挂满了泪水,一直哭个不停。她没有用手绢或手遮住脸,正对着我,手抱手袋,好像没有看到周围的人一般。眼泪不断得涌出来,脸上湿了一片。我看得十分震惊,真的是惊得合不拢嘴呆呆地看着她。我当然知道,人有时确实会痛哭流涕。而且不是为了刚才说的金凤花雨中的马克思这样有型的人物,有时被那些无聊的言情电视剧感动,我也会和我家的保姆阿悠一起哭得稀里哗啦。不过哭这件事,尤其是在别人面前哭,对时间和场合还是相当挑剔的。可这位女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大方方地,或者说感觉就像只有她一个人在她自己的世界里似的,不断地流出眼泪,静静地哭泣。除了我之外,车厢里还有几个乘客,不用说大家也都盯着她看。她毫不在意,只管淌着眼泪哭个不停。车到了国会议事堂前,又到了霞之关,之后上车的乘客也都被她吓了一跳。可她还是毫不在乎地继续哭。她让我无法下车(原本要和我妈、由美一起去看电影,我们约在西银座碰面),一直坐到本乡三丁目[6]。到了本乡三丁目,我突然觉得实在无法再看下去,便匆忙下了车。要问为什么(这么说很狂妄),有一位女士在我面前哭得如此伤心,而我彻底明白了自己无法为她做任何事情,这可叫人如何是好呢。当然,并不是说不能走去她身边问一句你怎么了,只是她的哭泣里包含着某种东西,让人觉得过去搭讪非常不负责任。若要过去询问她的情况,就得有一种不只让她停止哭泣,更能让她彻底幸福,每天都不停地放声大笑的觉悟和力量。而我(很遗憾,不用说)并不具备这种觉悟,更没有力量。我无法容忍自己的无力,觉得非常悲伤,赶紧下了车。走在通往对面站台的楼梯上,我忽然猛地下了一个决心(这肯定、不绝对会被人笑话),我决定一辈子都不把女孩子惹哭。你要笑就尽管笑吧,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而且这个决心下得十分坚定。绝对不能让女士哭泣。绝对不能惹女孩子哭,真的,绝对不行……

当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和今天发生在医院的怪事该怎么联系。总觉得它们之间很有联系,却又好像完全无关。我想说的是,我在面对今天那位女医生或是之前的各位女孩子时,总是感受着思考着,选择行动还是不行动(说得具体一点就是选择出手还是不出手,而目前为止我的结果是从未出手)。不管别人怎么看,对我而言,这些选择的结果都是上述不知如何联系的事件的、或偶然或必然的联系结果。且这不仅限于女孩子的事。我每天会遇到很多事情,通过思考感受而采取行动。旁人看来这种行动不过是在遵守无聊的约定俗成(比方讲礼貌的优等生式)。可对我自身而言,这一切都连接着我心中一个一个“薰、薰、薰、薰……”地铭刻上自己的名字、不断积累起来的我的体验、我的知识、我的记忆、我的决断、我的回忆、我的感动、我的梦想等,是与我的全部之间的不可名状的联系派生出的行为。我想要珍重这些现在还不可名状、将我的各种内心世界链接起来的联系,珍重产生出这些联系的每一个我人生中的事件。比方说不让女孩子哭泣这样的决定虽然听来可笑,可只要它是我的东西,这个决定总有一天会与我的其他东西发生联系。甚至在各种临近极限的地方,再次告诫我时机未到,帮我渡过难关。

我说得不太好,不过仔细想想,这种事本来就是对别人多说无益。一旦要对别人说明,便只能用自己也觉得狗屁不通的话磕磕巴巴地讲出来。

[1] Pinky & Killers是60年代末活跃在日本的波萨诺伐乐队,《恋爱季节》是1968年该乐队发表的热门单曲。

[2] 《平凡宾治酒(平凡パンチ)》是创刊于1964年、主要面向男性读者的周刊杂志。该杂志主要刊载针对青年男性的时尚、信息、风俗和情色照片等内容。

[3] 阿斯特拉德· 吉尔伯托(Astrud Gilberto)是出生与巴西的女歌手,以桑巴和波萨诺伐闻名。 

[4] 松原智惠子是日本的女演员。

[5] 柴田炼三郎,日本作家,直木奖获奖者。眠狂四郎是他笔下的剑豪。

[6] 坐过了4个站。

6

我穿着那双长筒塑胶套鞋,一步一拖缓慢地向家走,心里盘算着该不会就这样在路上遇到由美吧。以我过去丰富地经验来说,这样见面绝对是取消绝交的最佳形式。不知何时,我看到过这么一句说,说优秀的恋爱小说是政治学的极好教材。看到这句话时,我不禁回想起至今为止和由美之间持续发生的吵架与和好(当然我从没想过这是一部恋爱小说,至多能叫《少女与保镖》),心想原来如此——“断绝邦交”虽然容易,可“恢复邦交”却相当敏感棘手。当然就算这么说,我也没有任何的余力去想象我和她之间长达十八年的《战争与和平》(?)是国际政治的极好模型。只是比方说,前阵子举行的围绕越南和平问题的巴黎扩大会议上,看着那些人围绕会场桌子的摆法傻乎乎地持续讨论,我便觉得特别能切身体会他们的感受。这么说可能有点太过狂妄和不严肃了。

然而,走霉运时总会一霉到底。我没能偶遇由美,反而被我们家方圆一里内各位PTA太太中最值得警戒的那位逮了个正着。她把自己两个念高中的儿子都塞进了附中[1],是个对教育问题或者说孩子考大学非常有兴趣的女士。她穿着一身乳白色的外套,领口露出脖子上挂的珍珠项链,头上戴着有羽毛装饰的黑色帽子,手提黑色的亮皮手袋,脚上则是一双浅口便鞋,穿得好像要去参加小学的教务开放日。她一见我,只觉得那羽毛装饰和外套都闪了一下光,立刻就奔到了我的面前。于是乎,那老一套的“小薰,这阵子可苦了你了”又开始了,而我还得不得好好地应答她的提问。

“说真的小薰,我一直在想你今后可怎么办啊,担心得不得了呢”,她开头如是说道。大概是因为太过担心(总不会是因为遇到我太高兴了吧?),她完全没察觉到我穿着长筒套鞋,打扮得很奇怪。

“真是的,那到底算什么呀。那个安田讲堂[2],我十八、十九号整整两天都坐在电视机前,不停换频道看了。真是太过分了,对吧?我以前在女大那会儿,常走那条林荫道,也常和东大的朋友们去三四郎池散步,可现在那都算什么呀。树了红旗,扔燃烧瓶,还带上头盔拿着铁棍呢。而且那些学生几乎都不是东大的吧,听说只有十几个是东大的,在那三百七十五人里……”

她就像和同学探讨专业领域的问题一样,说得有声有色的,刹都刹不住。而我则保持一如既往的讲礼貌优等生模样陪听。说实话,这次我真是烦透了自己。这和刚才说的近乎色狼、色情狂和强奸魔的头脑发热有点不同,我其实很容易冲动,有时也想着爽快地来一句“这些话我已经听烦了,对不起”。且这位太太还真一口气说了好多让我烦躁不已的话,搞得我好几次都想要翻脸就趁现在。我一个革命派的朋友有一句口头禅,他说像这种让我们烦躁不已的大人,都是“正好挡在我们年轻人无量前途上的日常性漫画式体制型敌人”,我们年轻人“实存的第一步”就是从彻底粉碎这类拦路虎开始的。无法对这类大人翻脸的我不仅是个讲礼貌而无聊的年轻人,更是对敌人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背叛者,是破坏现代青年人团结理应被众人唾弃的混蛋。

她对学运的知识十分丰富,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把市面上带东大或者大学字样的杂志和周刊全买来研读了一遍(因为她不说三派和民青这类简称,用的称呼全是标准的反代代木系和代代木系)。她滔滔不绝地谈论大学纷争,而我看着她的脸——这个说法又有些奇怪了——觉得她的表情简直就是幸福本身,我暗暗深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事实上我想破了头皮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这种时候浮现在我脑海的,首先大多是本身就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举个最近的例子来说,我想起了“你适合工程吗”这句问话。这句话虽然过分,不过在我们这类实存式的年轻人之间还是相当有威力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念的不是理科,可我还是被问过三、四十次。那些一看就是学理科的人大概都被问过不下两百次了吧。顺便这句“你适合工程吗”是“你会考东京工大吗”的意思。所谓工程指的是工程师。其他令人烦躁的事也不仅限于和PTA式的大人接触。比方一听和女孩子去约会了,便问“你们说去钓鲤鱼,其实打啵儿了吧[3]”,这已经算客气了。去年夏天,有首狂吼“小薰、小薰、花开晚了”的歌流行起来。当时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听大家都用同一个调调喊我的名字,每次都让我想起巴普洛夫的狗[4],感觉非常奇怪。另外就是那句“你好钝,真像日光灯[5]”或者“你是日光灯吧”。这句玩笑话不知什么历史缘由,一直很受欢迎。特别是有些女孩子,你觉得她差不多会说这句时,几乎百分百能听到这句词。我恐怕已经被说过一万多次了吧。

我总觉得这类“你是日光灯吧”式的玩笑话和PTA式的大人聊天的内容多少有点类似。首先两者都没有恶意,说话的人自己也都非常高兴,同时又都会让听话的一方觉得有点烦躁。他们能不能察觉到我的这种烦恼,似乎不是说话方式的问题,而是他们个人感觉的问题。即如果我非常明显对和我说“你是日光灯吧”的女孩表现出烦躁,首先她会非常吃惊,而我又无法让她理解我烦躁的原因。这种感觉在面对PTA式的大人时也有相通之处。

不过这么说,搞得我好像很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似的,可事实上让我困扰的其实是这之后的事情。这么说您可能完全无法相信,如果哪个像由美那样的人对我说“你是日光灯吧”,我肯定不顾什么优等生形象,当场就把脸拉下来了。我觉得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句话放过去,实在有损我们之间的友情,对他们而言更是一种侮辱(虽然这么说有点怪)。而反过来也是一样,倒不是指刚刚的“伊奥尼亚派”,只是我的敌人也相当严格。我没有抱怨的意思,虽说“伊奥尼亚派”这事还有酌情的余地,不过对方是女孩,我是男孩嘛。闹成这样也算是情有可原(吧?)。

真正让我困扰的,其实是我明显挑着人发火这点,而且还专挑不好对付的。如果说我常和由美吵架是特别在意她的证据,那不就成了我瞧不起说“你是日光灯吧”的女孩和那些PTA式的的大人了吗,即表面恭敬,心中轻蔑。我不是单纯的讲礼貌优等生,也不是要对“日常性漫画式体制型敌人”阿谀拍马。这根本就是目中无人,是对基本人权的凌辱。这不正是我这个优等生的真面目、我那些令人厌恶的特质的焦点吗。可伤脑筋的是,面对现在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自民党文教部、文部省、加藤代理校长[6]和机动队的这位夫人,我实在无能为力。不仅如此,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有把这位夫人当做敌人看待,是不是对她也表面敬重内心轻蔑。一旦这种念头闪现在我的脑中,我便会愈发恭敬地倾听她的话。我到底怎么回事?当然我并非没有在这类临界线附近加油使劲儿、充满希望的借口。比方说——这肯定百分百又要被人笑话了——我一直想着绝对不能欺负弱者,只对付强者。仔细想想,这背后大概援引了《清水的次郎长》和《唐吉坷德》等作品吧,不过对我而言最重要的(这听起来十分扯淡),是我从六岁起就开始养了一条叫冬的狗,一养就是十二年。下定这一决心应该是源自我的切身体会。稍微观察一下狗就会发现,狗这种动物绝对不会欺负弱者。它们对小狗、老狗、母狗,特别是对怀孕的母狗特别温柔。而怀孕的母狗简直像制霸天下的女王一样,这绝对真实。所以我也绝对……怎么话题变得有些奇怪?总之虽说要对付强者,可目前为止我没有挑战过与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的政府公权,顶多只是和由美拌拌嘴,没做多少了不起的事。这个话题打住吧。

夫人终于说完了对大学纷争的批判,开始进入正题了。她不愧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切入的角度实在是非常犀利。

“我啊,觉得这次的考生大家都很可怜呢,尤其是日比谷的学生,特冤枉。特别是小薰你们。你们去年不是被滩高中[7]赶上了吗,虽然只超过了一个人。今年正好是要夺回入学率第一名的关键时刻,大家也都很努力吧。”

“不不,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的。”

“哎呀,你还和我装糊涂。明年就不算数了嘛,明年是学校群[8]招的学生,已经不算数了吧。”

“这得要看个人怎么想吧。”

“这是肯定了。不过我想,说白了,小薰这届不就是正牌日比谷高中的最后一届学生了吗。”

“……”

“要我说,真正可怜的就是小薰你们。要是能顺顺利利地考进东大该多好啊。下一届是学校群招生了,今年东大又不行,对不对?真是左右为难。”

“是啊,您说的确实有理。”

“要我想,世上有的孩子聪明有的孩子傻,这都是没办法的事儿。可现在非要把大家混在一块儿,这才奇怪呢。对不对?”     “……”

哎呀,说到这个学校群可真是戳中我的软肋了。她刚刚那番明白的见解,某种意义上正是事实本身。砍掉我对学校群制度的那些细枝末节的感受和思考精简一下,说不定正好就是她所说的这些。我确实是“学校群之前”日比谷的最后一届学生,是坐在特等席上目睹了学校群是如何“漂亮地”或者说彻底地改变了日比谷高中的人。这期间,我感慨良多,思绪万千。也不知道具体怎么说好,我高一刚入学的那个完全学校群以前的日比谷高中,某种意义上是天底下找不出第二所的令人厌烦至极的高中。当时的日比谷绝对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全是优等生的学校,完全不是那么可爱的地方。当时的日比谷高中在外界看来是东大入学战争的大本营,可一旦进到里面才知道,这里一年只有两次考试,还不公布成绩,优等生最关心的(?)谁成绩好谁成绩不好根本无从知晓。而上课也都是由学生轮流主讲,随便解释。学校的交响乐团规模特别大,整天搞演出,各种奇怪的杂志层出不穷,社团活动特别丰富。学生会则以人数爆棚的学生总会为中心,活动凶猛激进。简而言之,在这里,大家都是一脸完全忘记还有高考这回事的表情,全力演绎着一个如画般的战后民主教育理想型。可以说,整个学校都欺上瞒下,装模作样,令人厌烦,大家一起在演一出无可救药的骗人大戏。学生们对低年级的同学格外温柔,高年级做出榜样,大家都文明讲理,对女生客客气气(这里女生的数量是男生的三分之一,还有些没考上别的学校“流落到日比谷”来的可爱文弱的姑娘,整个学校都有点西部牛仔片的气氛),从上到下每个人都一脸绅士模样。老师也是,看到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年纪、满脸青春痘的学生一脸成熟自主的样子就把他们捧上了天,拼了命地演好这一出尊重学生主体性的戏。其中最大的杰作,是升学年那天。这一天会举行一个学生选老师的仪式,老师和学生都装模作样过了头,全都有些不太正常了。那天一早整个年级的学生在操场上集合,然后根据各自的喜好选择每一个科目自己中意的老师和自己喜欢的班主任,聚集到这个老师举着的旗子下面(而老师们则和过去的茶馆老板似的,真的竖着旗子,以快来我们店里坐坐的感觉等待学生)。当然,有的老师旗下聚集的学生多,有的老师旗下聚集的学生少。于是乎,学生们就开始权衡,大操场上开始进行“这科我让出来去别的班”的交换大会。学生们还会和玩得好的朋友们拉帮结派,这些帮派大大小小,数也数不清。期间不泛单枪匹马的孩子四处游荡,热闹极了。不过是分出九个班而已,非得要闹到太阳落山了才能尘埃落定。这期间,一会儿排这里,一会儿排那里,时不时和人交换一下,只身闯荡一下,走来走去东张西望,等到结束时大家全都累趴下了。放学时,新的班主任会对大家说“请多多关照啦”,学生们也会对老师说“我们才要请老师多多关照呢”。这场面相当烦人吧?这就是在美其名曰尊重学生主体性的大义下做戏的一个典型场面。而且还是学生和老师一起,从早演到晚,一直到大家都精疲力竭为止。可真是装到了极点,让人厌恶至极,若不是脑子有问题可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来。除此之外,我们学校还有那些艺术派学生在活跃。艺术派不论是文学派、音乐派还是美术派,大家都一脸我是天才的表情,整天登上各大杂志,又开音乐会又开画展的。而别的人也会时不时地以批评家的姿态出现,真是烦透人了(要说起过去的日比谷高中真得会滔滔不绝没完没了)。我们学校不仅是老师和普通学生,那些挑剔的艺术派和革命派也都配合默契,整个学校一起演着一出不把高考当回事儿、各自自由发展个性的骗人大戏。就和演员一样,不知不觉地我们真的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为这点骄傲自豪,充满自信。没有比当时更令人厌烦的日比谷高中就这样诞生了。说真的,当时的这股烦人劲儿,还真找不出第二家来。刚刚也说了,本来优等生聚一起大家都埋头刻苦学习准备高考就完了。可我们身处在令全国高三学生烦恼不已的高考独木桥的正中间,却一脸无视高考的表情。这(就算是流于表面也好)正是对激烈的现代生存竞争的一种蔑视,是令人作呕的傲慢,是不被当今这个民主主义社会所允许的精英意识。这么看来,坚决贯彻民主教育宗旨的学校群制度出现后能如此彻底地改变日比谷高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理所当然的。

事实上,学校群制度的确漂亮地一扫日比谷高中的厌烦感。简单说,骗人大戏终于收场了。首先被影响的是艺术派。大概是因为艺术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奢侈品,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完全不必要。艺术派中的奇人怪人越来越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参加交响乐团、做杂志和参加社团活动也被禁止了。学生总会上的空位越来越多,渐渐低只剩了一半人,再下去只有三分之一,最后解散了。过去开学生总会的半月形大讲堂总是人满为患,保守派、革命派和随便派争相上台,动用一切手段让台下这些一脸优秀公民样子的听众们拍手叫绝。仔细想想,这场面装相至极,令人厌恶,不过也是一出还算有趣唬人的民主政治大戏。可现在,这种行为却被禁止了。一年只考两次试的潇洒制度也在我们这一届终结,摸底考试周而复始。那个竖着旗子选老师的欺诈仪式也止于我们这一届。低年级也有学生反对这种改变,还进行了签名抗议,可只有少数人响应。大家就像小小的白领职员一样忙于备考,高年级的学生找他们去学生总会时,开始有同学一脸平静地用“我还要学习呢”来回绝了。大家最终放弃演戏,不在装模作样唬人,坦然接受了高三学生就要有高三学生的样子,一头埋进了复习备考中。大家停止了社团活动和学生会活动这类傲慢的欺诈行为,直视高考竞争这一赤裸裸的现实,认识到大家在高考时是竞争对手,不愿再顶着奇怪的绅士假面,而是直接兵戎相见。就这样,自下而上的,日比谷变回了一所普通的高中。

当然,我承认直面现实的姿态也有其独特的美感。因为只要你活在世上,不管愿不愿意,总有不得不直面现实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事到如今感觉更加深刻),牢牢支撑当年那个烦人的日比谷高中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无视现实的骗人大戏的东西,其实非常脆弱。低我们一届的学生就算是通过学校群制度抽选进来的学生,说实话水准也不会有特别大的下降(这么想来,其实我们下几届的学生也挺可怜的)。可关键问题并不在学生的素质。那种装相烦人的骗人大戏越演就越需要所有人都逞强好面子,强迫自己拼命折腾。而要毁掉这一切却连一把小刀都不用。只需要有一小撮学生随口说一句,现在要复习备考哪有时间搞这些就行,一切就都结束了。只要有一小撮学生淡淡地来一句“我还要学习呢”而翘了学生总会,一切不就都玩完儿了吗。这不仅限于日比谷,艺术也好民主政治也好,甚至是日常问候和礼仪也是如此,一切理性的虚构产物细细想来不过就是一出出令人厌烦的戏,由连续不断险象环生的小把戏勉强支撑起来。不管怎样,我想说,事到如今,我仍会时不时地回忆起过去日比谷高中的烦人劲儿,那种忘却高考、全校一起埋头做戏的火热场面是那么让人怀念,惹人怜爱。当然,说不定这种感受正好证明了我生错了年代。现在考前专心复习,上了大学就挥起武斗棒将一切理性的虚构产物打个粉碎才是时代给我们这代年轻人指明的方向。而像我这样的,正如这位夫人所说的“下有学校群、上有武斗棒”的夹层世代,大概真的成了可笑的沙丁鱼了吧。

不过,能像日比谷高中那样如此烦人装相、高傲爱摆架子的高中,真的找不出第二所。这是千真万确的。要毁掉那种高中很容易,可要再建那么一所高中却绝非易事。当然,包括我们在内,如果你问之前日比谷的毕业生,大家肯定(我可以打赌)都会说没有哪所高中会比那儿更惹人厌烦。会说那所学校爱装相、高傲又唬人。不论问谁都不会有人夸耀说日比谷是好学校,日比谷世界第一。因为这所学校教出来的正是打死他们都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学生。从这所学校里走出来的学生爱面子好逞强,一脸淡定优雅不把高考当回事,整天沉浸在艺术之类装模作样的东西里,热衷于复杂繁琐的民主政治,又高傲又讲礼貌,像傻子一样对女孩子客客气气,不管怎么看都让人烦得不了。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夸耀自己的母校。我们也会说,没有哪所高中会比过去的日比谷更惹人厌烦。反正那所学校怎么变化也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学校群制度毁了日比谷,也不过是看事物的角度问题而已。我们会这样以过去烦人日比谷高中的、高傲的最后一届学生的姿态逞着强努力回答。

“那小薰,你之后去哪儿啊?”她终于进入了最后的问题。

“去京大吗?”

“不。”

“那去一桥?”

“不是。”

“难不成你要去东工大?”

“不不。”

“那你打算去哪儿呀?”

我稍微想了一会儿,莫名觉得有点丧气,也无心再掩饰了,直接说道,

“我不读大学了。”

听到我这么说,她非常高兴地说,

“哎呀,果然!是吧,果然不是东大就不行呢!“

“不,倒不是因为这个。”我还是辩解了一下。可她却毫不在意,

“看来明年这个时候可紧张啦。我儿子也得好好努力才行。小薰,到时候可要放我们一马呀,呵呵呵。”

说完,她看了看手表,刻意似的跳了起来说,“哎呀,都过十二点了,真不好意思啊”,终于放过了我。她没问我为什么穿着长筒套鞋真算是我行了大运了。时间早过了十二点,等我反应过来,发现自己肚子饿得要死。也是啊,今天早上那么激烈的骑了车,又发生了很多乱七八糟事。

可等我走到能看到家门的地方,我再次想起了一件烦人的事。我家门口停着一辆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的擦得锃亮的大红色丰田皇冠。那是我妈的朋友——特别喜欢给人做媒的本多太太的车。而今天(我都忘了),有人要在我家相亲。这才大中午呢,我已觉得自己累得好像穿着这双长筒套鞋走了一天似的。

[1] 日本的私立大学附属高中只要三年保持良好成绩即可免试就读该私立大学。

[2] 安田讲堂位于东京大学本乡校区。在学潮中,全学共斗会议和新左翼的学生占领了该讲堂。日本警视厅受东京大学委托,组织机动队于1969年1月18日、19日解除了学生对讲堂的占领。这一事件事后被称为东大安田讲堂攻防战。

[3] 是一句同音玩笑话,日语中沙钻鱼和亲吻同音。原句也可以理解成你们去钓鲤鱼,却钓上了一条沙钻鱼。

[4] 指巴普洛夫用狗作条件反射实验。

[5] 因为日光灯通电后不会立即发光,因此日光灯比喻反应愚钝的人。

[6] 加藤一郎,东京大学学潮时的代理校长。1968年东大学潮愈演愈烈,11月1日大河内校长和各院系院长集体辞职,加藤一郎成为代理校长处理学运问题。次年1月加藤代理校长主持召开学生大会,基本平息学潮。但仍有少数学生主张运动,引发了东大安田讲堂事件。

[7] 滩高中是神户的一所高中,东大入学率也非常高。

[8] 学校群制度是日本的高中入学考试时采取的综合选拔制度。同一学区的几所高中组成群体,考生报考该学校群,过线后随机被分配到学校群中的一所高中。该制度意在让各校学生的学力平均化。

7

我悄声打开大门走进玄关,轻轻脱掉长筒套鞋(不是刻意,我只能轻轻脱),踮着脚上了二楼,回到自己房间。虽然我想说自己没想躲着他们,可事实上这明显就在躲着人家,我也没办法。其实我挺喜欢和人打交道的(这是事实),就算遇到讨厌的人也不会躲着他们悄悄走过,更别说对方是好心的PTA太太了,来五个十个我都脸不红心不跳。我也不是怕又要来一遍“小薰,这阵子真是苦了你了”。该怎么说呢,我是怕被好给人做媒的本多夫人抓到,回头我也被收录进她的相亲名单中,成为传说中第一“烦人”的“一中一高东大[1]”出身、最保险稳妥的未来女婿候选人。其实我应该不在意这种事。不仅如此(不用多说),我本可以很自然妥帖地接待和善的本多夫人。若是配合着她,大概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快看,小薰小薰,漂亮姑娘可多了。快来看看(照片),小薰喜欢哪一个啊?唉?这个孩子?你喜欢长脸的姑娘啊。嗯?这个也不错?哎呦,是圆脸呢。哎呀真是的,到底哪个好?两个都喜欢?哎哎,这怎么办好呢?伤脑筋啊,男孩子真是的,马上就花心。咦?这个也不错?为什么呀?因为头发长啊。为什么喜欢长头发呢?想摸人家头发,真的呀?怎么说好呢,男孩子呀可真是。小薰也不让人省心呢……可我也有自觉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待人家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会觉得,从各个角度绵密地考虑对方和场合、同时还要对蜂拥而上的蝗虫大军笑脸相迎实在令人焦躁。

我打开取暖器,脱了夹克衫,仰面重重倒进床里闭上眼睛,眼前再次浮现出了女医生那对摇摇晃晃、柔软起伏、仿佛诱惑我用手捧住的乳房。强烈的兴奋余韵沉重烦闷地留在腰间。左脚虽然接受了处理,可还是有种漠然的疼痛感,让人无法安心。与此同时,我觉得更加饿了。现在这情况真如一出喜剧般滑稽至极。即便在这样郁闷至极的情况下,我那异常健康的胃袋依然朝气蓬勃地发出了饥饿信号。我当然可以立刻下楼,坐到餐桌边(恐怕是和本多夫人一起),一边被夸赞“年轻人胃口好,看着都舒服”,一边大快朵颐填饱肚子。可我却不想下去。人们常说,若和朋友争吵想要修复关系,那就赶紧一起吃顿饭。而我现在却想和我自己这个朋友修复关系,这对我而言是非常糟糕的征兆。

我不由地想起弥达斯王[2]的故事来,他伸手触碰的东西都变成了黄金,可我触碰的却变成了有悖于现代潇洒年轻人做派、缺乏光彩的无聊金块。我越是拼命想用自己的方式感受思考,说得夸张一些,就越变成被现代日本年轻人唾弃的烦人玩意。相亲一事也是如此。说实话,我真的没办法像个纯粹的年轻人那样潇洒地一口回绝。当然我也还年轻(唉唉,说到底我不得不回绝这些才让人受不了呢),本质上是个强烈的恋爱至上主义者。《茶花女》里那才叫做点燃身心的灼热恋爱呢。可怎么说呢,一旦换做是别人的事来考虑,比方这个地球上现在有四十亿人口,原则让来说有近二十亿对男女。要求所有的人都来这么一次灼热的恋爱,说那些没成功的人不配做人就有点太过火了。像本多夫人这样,自己又得不了什么好处(基本都是在吃亏),却还积极地安排相亲给大家带来机会,在我看来并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家本来和相亲的双方都没关系,却被用作相亲场所,我妈妈还为此感到高兴。有些艺术派的人说我“深藏难掩的苦不堪言之情”。其实我并没有这种让人怜悯的心态。我们家最大的哥哥已经三十好几了,往下基本隔两年有一个孩子,依次是男、男、女、女的四兄妹,而我相隔多年才出生。因此我家过去应该有一段非常喧闹的青春期,这在去年最小的姐姐出嫁后戛然而止。虽说离我独立离家还早,我妈也常常出去画画或者参加写生旅行,可我总觉得她还是有些寂寞的。而且不知这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我妈妈(我有时因为她还挺焦躁的)虽然将孩子全送进了日比谷高中,但并不是典型的热衷教育型家长,再说其实也没这个必要。

说到这点,我有时都觉得有些内疚。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令大人省心的孩子。我爸今年六十多岁,是他们那代人里常见的大正自由主义者。他一方面促进实为“垄断资本的资产榨取机制”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大选中(这是我哥观察所知)偷偷给日本共产党投票。因为我爸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他对孩子说的只有一句非常帅气的话:“做你想做的事情,只是要多加思考”。我妈相比我爸,教育性发言会多一些。可即便如此,她说来说去也就两句话。一句是“小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第二句是“小薰,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我呢,光是有这两句其实也够了。就我哥哥的阐释来说,我妈的口头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和“不给别人添麻烦”,特别是后者,实乃我妈作为战后民主主义最顽固的信奉者“对于民主主义的可爱错觉”,她其实是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典型“教育妈妈”。我听他这么一说,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我哥这番话的意思是(他不是在讽刺妈妈,这是显而易见的),民主主义就是在“不给人添麻烦”的基础上——借小哥哥对我说的口头表达——探讨“怎么才能让大家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说实话,我从小学到高中全都念的公立学校(我们家男生都这样),是典型的六三三制战后民主教育培养起来的孩子。我自己也想过很多,可到头来,用极其普通的话语和日常感觉去思考民主主义时,其实不太能感觉得到所谓“妈妈的错觉”。至少在我自己还无法针对“怎样才能让大家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之前,我所能做的就只有尽力“不给别人添麻烦”、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而已。其结果,我变成了一个非常无聊的青年。

受人唾弃的复习备考也是如此。我也觉得(唉唉,又是我也觉得)复习备考真的很无聊。要让我具体说明肯定没完没了了。比方有一篇《徒然草》的课文,开头写的是“徒然无事,终日坐于砚前,信手记下心中纷繁思绪。悉数记录之间,难免心生奇念”。可复习时这段被解释成:“闲的没事做,一整天都对着砚台,随性地写下不断浮现在心中又消失的各种不得要领的事情,觉得自己也变得莫名其妙起来,好像着了魔似的”。不知要怎么说好,总之就会变成这副样子。换做短歌更让人哭笑不得。大概因为现在是冬天吧,我想起了这一首自己喜欢的和歌:“巍巍立翠岩,瀑布下青天;蕨菜嫩芽吐,阳春降世间[3]”。这首和歌解释后变成:“飞溅而下的小瀑布(或者是摄津国丰能郡丰津村字垂水,双关从岩石上落下的瀑布,是枕词)上(或者是附近),嫩嫩的蕨菜冒出新芽,春天来啦”。意思虽然没错,可变成这样意境全失。如果都搞成这样,(不用说)《徒然草》和《万叶集》不就全变成落语和附句[4]了吗。另外最典型的当属恶评如潮的背书口诀。比如,背历史年代有“快点逃、根本打不赢、啊是嘛”,“坏心眼、就是他、快给他一拳”,“不过、这就是孙子吗、好像猴子”,“小哈、被大王欺骗了、真讨厌”。这些分别对应阿育王即位(公元前273年),汉武帝即位(公元前141年),凯撒遭暗杀(公元前44年),王莽篡位(8年)[5]。口诀有各种流派,比方法国大革命有“火绳冒烟巴士底狱”和“备受指责巴士底狱”这种简单的版本,也有“放火烧光可不能写啊”这类独具匠心的。我用的口诀是哥哥们代代相传的“好啦好啦振作点阿雷基先生”(亚历山大开始东征,公元前334年)、“汉武帝的门牙是假牙”(汉武帝设置乐浪郡等四郡,公元前108年)等等。不管用哪个版本,毫无疑问地复习备考就是如此具有喜剧性和悲剧性。我在这些悲喜剧中思考的,是反正这些历史年代这辈子必须得背一次,且不管之前举例的那些版本哪个好,总之赶紧背完了事吧。或者说,背的内容越是无聊,越觉得对此抱怨让人害羞,少说三道四地赶紧背了吧。再说《徒然草》和《万叶集》就算不要那些落语式的解说,就这么读已经非常有趣了。就这样,我成了遭受全国为高考烦恼的考生所唾弃的叛徒,成了毫不反抗无聊复习备考、不反抗制造出这样非人高考独木桥社会体制、还心无烦恼令人傻眼的年轻人。现在我已下定决心不考了,回头反观复习备考,真心感谢自己只是简单对付了一下。这种想法更是要不得。

另外,我还常想我和朋友们之间的友情也挺不像样的。我有不少奇怪的朋友,比方刚刚说的一直想让我“长大成人”的那位,还有一些艺术派的家伙(我多次提及艺术派,其实自己也有些许艺术派的倾向,而且我非常尊敬他们。反过来他们常常这样那样地说我,私以为这其实是我们关系亲密的证明)。除了奇怪的朋友,也有些普通的,或者说和我非常类似的朋友。我与这些与己类似的朋友们的交往方式真是无聊得不像样。说到好友和友情就让人想到电视剧里描绘的青春,就是那种拍着肩膀、大声鼓励对方、一起洗澡之类的场面。可我和朋友之间完全没有这类帅气的场面。日比谷高中里,有几个同学与我的思考和感受十分相似,我恐怕要与他们做一辈子的朋友。可这些人和我总会各自尴尬腼腆,呆在一起时甚至都说不上什么正经话。要说也只说些天气之类稀松平常的话,或尽扯些玩笑话。在第三者看来,我们之间的交往流于表面,互相十分见外。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们还太年轻、不成熟,没有碰到需要促膝长谈、相互帮助的“符合真正友情标准”的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无法称之为坦率热情、充满朝气的友情也是事实。

刚才我说这个世界上也有人没法进行灼热的恋爱,好像在说别人,事实上这很可能说的就是我自己。之前也说过,我很没用,睡不到女孩。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我所谓的“弥达斯王”式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性。即(这又不太好解释)《百人一首》中有和歌曰“本欲隐恋情,谁知相思现眉间;吾之情难掩,旁人看穿竟来询[6]”,“惊闻坊间语,竟传吾之恋;恐为人所知,暗暗始相思[7]”。我觉得这两首和歌都是让人心生暖意的坦率佳作。但同时我也认为,这“相思现眉间”和“相思被世人传”,不论是平兼盛也好、壬生忠见也罢,两位大名听着怪响亮的,骨子里却是轻浮男子,实在失败。如果真心有意掩饰,就不会显露出来;若真是不为人知地偷偷思念,也就不会走到“相思”这步田地了。我有时会想,要是我偏离了保镖之路,真的喜欢上由美那家伙,真的成了“相思”的话,肯定会觉得自己实在太失败,没脸面对她,得切腹谢罪。如果有人问我“你小子肯定喜欢她吧”,我大概会在那一天内三次想要离家出走。因“相思”而切腹或离家出走,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行为还是挺强烈而热情的。我真正烦恼的是,如果真的出现上述情况,我怕是不会切腹或者离家出走的。要说为什么(这又很难解释),再拿百人一首的和歌来说,她喜欢那个“吾之命”。整首和歌是这样的:“吾之命若绝,只愿速速绝于此;深情藏不住,长留世间恐为知[8]”。倒不是说她就是这样的人,不过我能懂她。正如我知道她从不理睬冬,但其实很喜欢冬一样(同理,我大概知道她喜欢什么花、什么食物、什么书,也知道她不喜欢什么)。我烦恼的是(单看这首和歌,可能会觉得我有点骄傲自大,其实并非如此),她是不管做什么都有些“吾之命”做派的女孩。她说“想咬舌自尽”来吓唬我时还算好,我真正烦恼的是她什么都不说、看起来非常开心地嬉闹时,也会让我多少有“吾之命”的感觉。也许在最初我就已经被她看穿了,我面对她时总会心神不宁,总在暧昧的边缘不够严肃。即我(不用说我当然做不出强奸她这种激情犯罪)现在虽然因为毫无道理的缘由被她绝交了,可我还是会不自觉地远远关注她为她担心。所以到了关键时刻,估计别说切腹谢罪了,我连离家出走都走不出去,只能落得个厚着脸皮、强忍作为男人的耻辱苟且偷生的下场。因此,我绝对不能被人问“是不是喜欢什么人了”,不能让自己进入“相思”的状态。我这么说大家也许又要笑话了,可这真是我反复思量得出的结论(其实我这种思考方式本身就又傻又怪,可能根本就没法让别人理解)。总而言之,说不定我就是一个不论如何都无法灼热恋爱的年轻人。所以还不如就让本多太太帮忙,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找那个头发最长的女孩子相亲,赶紧买房子还比较适合我。哎哎(啊,可真要这么做,对那个长发女孩子也是一种侮辱吧。哎哎,真是的,我到底该如何是好?)。

我突然坐起身来,打开书桌抽屉翻起东西来。记得抽屉里应该有一块放了很久的巧克力才是。在旧橡皮、夹子、圆规等杂物中,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块用锡箔纸包裹、如又小又薄的火柴盒大小的吃了一半的巧克力。我端正地对着桌子坐好,慎重地剥开锡箔纸,一口吃掉了这块已经失去光泽的巧克力。味道有些怪,但还是挺好吃的。我突然想起去年夏天因巧克力而奇迹般生还的女登山客的故事。不可思议的是,我现在被困在了自己的房间里。随后,我想到了以前住在这里的两个哥哥。想必他们也曾像我现在这样觉得看什么都烦心、愚蠢,被困于此吧。

说到哥哥们,我有时会想很多关于他们的事。我曾有段时间觉得萨特的《一个企业主的童年》非常有趣。想想我和我的朋友们,还有大我近十岁的哥哥们和他们的朋友们,这其中有无数个“童年”,估计能写成一部《令人厌恶的精英们的童年》。在这些人里,当然在细节上,正如大家长相不同一样各有不同,可我觉得大体上应该可以分成三个类型。第一种是“溜须拍马型”,即当他人斥责其为优等生、才子、精英时(坦白说,其实在当代日本,这类词并不一定带着贬义),会说“我不是这样的,我其实很傻,是个笨蛋,尽是缺点,是个挺可爱的男人”的类型。这种人努力让别人看不出其头脑聪明,之后学捞泥鳅舞和裸舞,学人高声吟唱装疯卖傻,喜欢被人说“你很会做人”、“挺聊得开的”,将被评价为“你别看他现在这样,过去还是个才子呢”作为最高目标。我对新内阁刚成立时报纸上登的“新大臣介绍”很感兴趣,每次都读。我觉得“溜须拍马型”的人最容易成为政治家。“我也想被人称为小荣[9]”想必是句真心话。当然不止政客,商界精英亦是如此,为了尽可能和更多的人打好关系,将自己的缺点或无聊之处当做挡箭牌宣传无疑是最轻松有效的方法。第二种是“理直气壮型”,即面对大家的指责,理直气壮地说 “对,反正我就是才子,就是精英,你能拿我怎么样”,以此重整姿态的类型。人们大多认为,这样理直气壮的人非常强势。他们会说,对啊,反正我就是右翼(左翼),反正我就是保守反动派(激进分子),反正我就是穷鬼,就是暴发户,就是乡下人,就是不关心政治,就是愣头青,就是不开窍……不管什么人,只要理直气壮地重整姿态了,大多就能像个样子,更别说是本来就有实力的才子和精英了。原本针对他们的指责大多感情用事,只是些暧昧不清的讽刺,只是在实际情况中看起来有那么一点吓人的对外效果(?)。我曾在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中读到过这么一句话,“想让人爱你还是怕你”。这大抵就是上述两种类型的核心。最后第三种,可以称之为是“亡命型”的兴趣型。这类人将必须得做的事情快速解决,然后将其能力集中使用在以音乐、美术等艺术鉴赏为首的、诸如围棋啦、垂钓啦、古玩啦、造园啦、女性啦(?)等兴趣爱好上。这类人本身就很优秀,往往会诞生出很多专家或相当资深的业余爱好者。这种活法可以说是相当潇洒的,不过一个不小心也会给人留下愚蠢恋物癖的印象。以上这三种类型并非相互相斥,事实上大家都具有这三种属性,在自己身上实现这三种类型的调和。

话说回来,要问我怎么看这三种类(从我上面的叙述应该也能猜出个大概了),说实话三种我都不喜欢。而且就我刚才对这三种类型观察得这么细致也能看出,我常在内心对这三种方向摇摆不定,一直过着一不小心就要步入某一个方向而拼命悬崖勒马的生活。面对说“你是日光灯”的女孩时,或是在歌歌舞派对上拼命装傻不让别人问“你是不是日比谷高中的”时,我明显感到自己在向“溜须拍马型”倾斜。大家有事没事就说我是个“懂礼貌的优等生”时,我也会想要理直气壮一把。而实在是烦得受不了了,就想干脆做个“亡命型”的,跑去哪个女校兼职网球教练,或是跟着像中村紘子[10]那样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现在的老师教的也挺好,只可惜是个老大爷)一起优雅地弹着肖邦过日子。可事情不会如此发展,应该说我内心隐隐觉得不能变成那样,变成那样就玩完儿了。即如果我想要将自己、还有之前说的我的理性培养得忠于自我、自由温润而坦率,那就不能跳着裸舞溜须拍马,也不能理直气壮,就更别说逃避亡命了,绝对不行。不溜须拍马、不理直气壮、不逃避躲藏……现实中这要如何才能持之以恒呢?我真的能做到这些吗?在思考若有如走钢索般的第四种选择,那么这种选择本身到底有无意义时,我最能感觉到自己正处在临界边缘。现在正是这种时候。各种时运不济,烦透了心,真是的,我到底在干些什么呀!

我猛地站起身来走出房间,不知为什么突然很想给小哥哥打电话。我不太清楚他与常同他来往的那些朋友们到底在做什么(他身边的人真的很杂,从公务员到新闻记者,从学生到白领,从法官到律师,什么人都有),但也许大家正在尝试我所谓的第四种选择也未可知。

我走到起居室,想起电话被我搁在待客厅了(我家电话是插上用的那种)。我去了厨房找阿悠,让她帮我把电话拿出来,并对她说“我回来了这事儿可得保密啊”。她又嗤嗤地笑着转身出去了。她出去后,我拿起厨房餐桌上备着的点心盘,抓起饼干大口大口地偷吃起来。不一会儿,阿悠提着电话回来了,见我这副吃相又一脸吃惊地问,还没吃过饭吗。我回了她一句,在外面吃过了,然后两个人又像情景喜剧那样噗嗤一下笑出了声,可我总觉得有点烦心。吃完后,我把电话拿到起居室,播了哥哥的号码。然而电话铃响了好久,就是没人接。我这真是霉运走到家了。等第二十次电话铃响起,我挂断了电话,就在挂断的瞬间突然有电话打了进来。

“喂喂,请问是庄司同学家吗?”

“对,是的。”

“什么呀,原来是你,是我。”小林用温柔沉静地声音说道,“在干什么呢?现在有空吗?”

“嗯。”

“现在就来找你,马上就来,等着我啊,回见!”

小林是那帮艺术派的头领式人物,非常优秀,当然也是和我往来最密切的家伙。可能因为他家离我家就十五分钟自行车的车程吧,他常来我家。我因为现在情况特殊,觉得有点烦躁,却又莫名地感到安心。因为那家伙总是自信满满神采飞扬,说不定能让我也打起精神来。我一边挂电话一边恍惚地想。

[1] 一中一高东大是旧时日本精英的代名词。过去日本曾有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等学校的前身。而一中指过去的东京府立第一中学校(即现在的都立日比谷高中)。一中一高东大即初中读的府立第一中学,后考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最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的精英。

[2] 希腊神话中的佛律癸亚国王,能点石成金。

[3] 译文引自1998年10月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李芒译《万叶集选》,第79页。作者是志贵王子。

[4] 落语是日本大众曲艺之一,幽默滑稽。而附句是日本杂俳中为回答评判者问题而作的答句。

[5] 这些口诀都是将数字的同音词融入到一个短句中,有时还带上历史人物名字中的一个字或事件的关键词做成的,以此帮助学生记忆。

[6] 作者为平兼盛,典出《拾遗集》恋一·622。

[7] 作者是壬生忠见,典出《拾遗集》恋一·621。

[8] 作者是式子内亲王,典出《新古今集》恋一·1034。

[9] 这句话时日本政治家佐藤荣作的名言。佐藤荣作在出席另一位人称“小伴”的亲民政治家大野伴睦的去世三周年纪念会上称官僚出身的政治家很难与国民打成一片,自己也希望被称为小荣。因为佐藤与大野关系并不好,也有人认为这句话其实并非出自佐藤的真情实意。

[10] 日本著名女钢琴家,本书作者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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